引述 :『從土地被收歸公有，到生活方式及地點的改變，都是由漢人政權（無論你叫它「大清」、「日本」或「中華民國」）片面決定，原住民族所能發出的聲音微乎其微。在這個結構下，任何涉及原住民族的政策法律，都必須先面對這個「後來者侵奪先住者」的結構不正義（不追究數百年來的剝奪、壓迫、歧視，卻斤斤計較少數「違建」），而不是動輒拿出形式主義的「依法行政」來進行鎮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