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述 :『涵化理論主要探討電視和真實世界的關係，而大量研究電視媒體之社會影響的學術領域多為行銷學與態度改變研究。例如選民對候選人的看法如何、為何購買此一產品的原因等等，都涉及了民眾改變的面向與受影響的程度（Signorielli ＆ Morgan，1990：p17）。 　　涵化研究的另一個重點便是大眾媒體是如何扮演「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角色。電視主要的功能在於傳播社會的價值體系與標準，以維持現有（或主流）的社會行為模式，而非改變現存的階級體系。不同於其他的傳播媒體，電視的感官訴求與大眾化、普及化等特性，在涵化學者的眼中即是最佳的意識型態工具。透過標準化（standardization）的媒體工業流程與擬似個人化（pseudo-individualization）的掩飾之下，電視對那些只能以娛樂型式接受資訊的閱聽人而言，是一種新的、也是唯一的文化（翁秀琪，1996：p162-163） 　　在了解大眾媒體的影響是屬於長期、潛移默化的效果，其定位等同於學校、家庭、國家等社會化機制。尤其對在生理、心理與社會等層面尚未發展成熟的兒童來說，電視在現代的兒童世界裡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實不能忽略電視對孩童的影響力，因為這樣的效果並非立即、顯著的，唯有從小灌溉媒體識讀的養分，才能對不良的媒介因子產生免疫力。 』

引述 :『　“媒体信息传播效率高、覆盖面积大，在灾难救援中能够起到正面、积极的安抚作用，极大地降低幸存者和人们的恐惧焦虑情绪的独特作用，但目前不宜对灾难场面进行长时间滚动播出”。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副主任医师赵丞智今天说。 　　赵丞智说，地震灾难心理救援中，媒体的首要作用是提供灾难破坏情况和救援进展信息，准确提供死亡和幸存者的数字和名单，避难场所和支持中心的位置、幸存者家人等信息，发布帮助受灾者与家人取得联系的渠道等内容。 　　研究和事实都证明，震后准确、及时的信息提供，可以大大降低幸存者和人们的恐惧感和焦虑感，只有真实的信息走在谣言的前面，才能让社会恐惧降到最低，更有利于救援效率的提高。 　　赵丞智认为，媒体在提供正面、积极的信息时，应避免成为后续的应激源。“媒体是把双刃剑，不成熟的媒体往往通过惨烈的、震人心魄的图片增加视觉冲击力，夸大灾难事件的恐怖性、可怕性和影响性，以达到抓取读者的目的”。而这种报道会给当事人和未经历灾难、关注灾难幸存者的读者造成新的应激源。 　　为此，他提出，媒体对特大灾难的救援场面最好采用间歇性播报形式，以便给关注灾难救援的读者心理缓冲和调整的机会；相关节目也不应在幼儿园、精神疾病机构播放。家长要限制青少年对这类节目的观看时间，以降低媒体对关注灾难的人和特殊人群的心理刺激，防止媒体带来的二次心理创伤。 　　赵丞智称，美国“九一一”灾难报道是失败的典型，“世界各大媒体滚动回放播出灾难发生时的恐怖情景，结果使幸存者和当事人对灾难情景不断地重复体验，构成新一轮新的心理创伤性应激和不良暗示”。 　　他强调，灾难心理救援使用的策略和手段都不能违背的这一原则：不能对幸存者、其他人和社会构成新的伤害。媒体应当尽量传播对群体积极的、有建设性、增强信心的信息。“同一个灾难新闻特写图片，拍一个残肢断臂和拍一个救援人员与幸存者的手紧握、拥抱的画面，给幸存者和人们的感觉完全不同”。 　　“前者是可怕、无助、绝望的；后者是温暖、有信心、充满希望的”。正确发挥媒体的力量，提供积极、有利于增强幸存者生活希望和信心的信息是心理救援是不可缺少的内容，对于幸存者可以起到非常有效的心理干预作用。 』

引述 :『【傳播論壇】公視不應以收視率決定節目去留』

引述 :『台灣人天天受到政治影響，許多人以為投票便是政治參與，但事實上，即使我們有投票的權利，卻仍活在「媒體無政見／政策」的時空，說不定到馬英九卸任那一 天，恐怕還會有很多人不知道到底馬英九提出了什麼樣的政見，媒體一直讓我們處在「無知」的狀態，這是對民主最大的傷害！』

引述 :『傳播學者管中祥撰文表示：仇恨與歧視性語言並不應僅侷限在傳統的「族群」定義，法國「新聞自由法」就將「種族、國籍、宗教、性別、性取傾向、身心障礙者」列為禁止歧視範疇，部分國家的反仇恨條例還擴及移民、年齡、職業、語言、外貌等面向。相較之下，（台灣）「通傳法草案」保障顯得較為狹隘。』

引述 :『「台灣是個言論自由的國家？」，乍聽之下，恐怕不會有太多人反對，但，如果仔細思考「台灣是不是個言論自由的國家？」，答案未必會如預期樂觀。』

引述 :『夕陽西下 傳統報業危危顫顫 譴責血腥報導 政府做了什麼 刊登車禍血腥照 政府真無法可管 報業一家家熄燈 媒體寒冬來臨 閱讀習慣改變 傳統報業首當其衝 媒體陷入困境 政府責任在哪裡 為求銷售率 民眾亂爆媒體亂報 不敵環境變化 媒體寒冬持續蔓延 網路科技 報業無紙化時代將來臨 報業龍頭讀賣巨人 進洋基球場 日本報業居世界翹楚成功原因 有線電視與網路 衝擊傳統報業 報業財務不公開 資本難受監督 粥多僧少 傳播學生畢業路難找 政治經濟不穩 報業也拉警報 』

引述 :『倪敏然上吊自殺後四星期，自殺死亡人數增加17%，其中以男性、上吊自殺者達成統計上的顯著增加』

引述 :『長期致力於少數族群運動，創立美國「全國彩虹聯盟」（National Rainbow Coalition）的Jackson牧師，在寫給FCC主席Kevin Martin 的信中強調，「少數族群缺乏廣播電台所有權，是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民權議題之一」；同時， FCC長期忽視如何增加少數族群的媒體所有權的積極作為，媒體發言權已被少數人把持，因此，我們不能再這樣坐視下去！」FCC是NCC為師法對象，兩相對照，的確十分相近，兩地少數群體遭逢的困境，也一樣相似。當然，關心台灣媒體的我們一樣「不能再這樣坐視下去」！在「傳播通訊管理法草案」立法之際，民間社會需要有更積極的作為，表達我們對傳播政策的看法，要NCC把近用媒體的傳播權利還給我們，否則「媒體越大，民主越少」，媒體資本家將吞噬我們的民主與文化空間。 』

引述 :『「資訊不對稱」是傳播政策制訂過程經常發生的現象：某一方擁有更多資訊或更快取得資訊，從而在傳播政策的制訂上握有比其他人更大的影響力。』

引述 :『民主政治的重要價值便在於人民能了解公共事務的決策，進而參與公事務，能否落實，政府資訊公開是重要關鍵。特別是專業性、爭議性的重大社會議題更是如此，例如，環保署的環評會議便屬此類。當政府越透明，政客越能上下其手的機會就越少，人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也更大，而這通常也是政府不願公開資訊重要理由，因此，即使訂有「政府資訊公開法」的國家，如美國、台灣，政府一樣會找到各式各樣的藉口與手段，限制記者採訪與人民知的範圍。』

引述 :『1940年代末期開始的「知的權利」運動，逐漸打開美國政府限制資訊的枷鎖，在媒體工作者及社會團體的積極奔走下，許多法案陸續贏得勝利，包括1996年的「資訊自由法」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以及 1977年的「陽光法案」（Government in Sunshine Law ）都擴展了媒體採訪的範圍，以及人民接近資訊的空間。但這些勝利並非來自個別記者的「專業」表現，而是透過包括「美國廣播電視新聞工作者協會」、「美國編輯人協會」、 「新聞專業人組織」的集體努力才完成，這樣的集體力量與行動，恐怕是包括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在內的專業團體，都需要反思與學習的。 』

引述 :『回歸到這本書的書寫初衷，如果麥可魯漢提出「認識媒體」的口號乃是為提高人類對於媒體特質與影響的認識，進而減低媒體影響力，這似乎也表示他本人不樂意看到人類在媒體演化過程中的被動地位，企圖站在人類的立場進而發聲，試圖以「認識媒體」作為人類「化被動為主動」的一個開始。換句話說，麥可魯漢撰書的最終關懷，並非歌頌媒體的偉大，而是依然相信人類與媒體亙古交相互動下，透過人類的「媒體素養」的培養—亦即對媒體的再認識，進而提升人類使用媒體的自主性，用以減少媒體與人類之間產生的種種矛盾。不管媒體是否為人的延伸，麥克魯漢可能期許人類從「認識媒體」開始，試圖掌握媒體並予以行動。 』

引述 :『事實上，所謂的控制，並不只在兩造發生衝突的個案上進行。或者說，每一個衝突個案只是其背後更大的勢力、組織或結構層次的互動下的結果之一。例如，書中提到著名的徐瑞希事件，是國民黨黨國體制與報業主之間侍從關係的寫照（頁161-162）；前屏東縣議長鄭太吉對記者的暴力相向，則是國民黨黨國體制「本土化」過程中，與地方非正式部門利益交換的副作用（頁117）。媒體是整體社會運作的一環，不同勢力對媒體的控制，也必須從社會各個部門之間，在不同時空條件下的關係動態來進行了解。《新》書雖然提及了這些背景，但是似乎並未將之整合在研究問題和研究架構之中。因此，在過渡到恰當的使用理論之前，我們需要有關社會的理論（theory of society），或至少是「媒體與社會」理論的探討，而且是兼顧歷史面向的探討。 另一方面，雖然記者是最後的壓力承受者，但是他們畢竟身處媒體組織內部，很多控制的作用，其實通常並不「直接」落在記者身上，而是經由媒體機構和組織中介的。國家或政府對媒體的控制，最有效的手段其實並不一定是對於特定記者的檢查或壓迫，而是法令的管制、資源的分配，以及對管理階層人事的介入。在設定好整個媒體環境的條件下，沒有激烈或明顯的衝突個案發生，並不意味沒有控制在進行。反過來說，「平靜無事」的運作過程，顯示控制更為有效，因為記者已經接受或內化了這些控制。這一點同樣適用在報業主或是商業性的控制上，尤其是在威權政治勢力控制消退，市場因素崛起的當前台灣社會。舉凡媒體企業內部因為商業利益的考量，所形成對於新聞題材和報導方式的種種習慣，或是廣告主（甚至是掌控報紙流通的零售企業）對於特定新聞處理的意見和要求，都急需我們進行更多的資料收集和分析。因此，我們也需要批判性的「媒體產業」和「媒體組織」理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