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述 :『吉特林認為，拉扎斯菲爾德主導的行政研究取向，往往從指揮機構的利益出發提出問題，這些機構試圖增加其對社會職能部門的控制或使其控制合理化。從這個觀點出發的社會學家是研究直接或間接地由指揮機構闡述的問題的專家。這些指揮機構的人員本質上關心其事業的發展、穩定和合法性以及控制對其造成威脅的挑戰。特別是在媒介研究的發展中，如戰後實證主義在社會科學領城中迅猛發展一樣，媒介研究主要是可預測的媒介效果模式的研究。在這種背景下，這只意味著研究結果只能根據媒介的要求來預側或為了媒介的要求來預側。這些「變量」被負責大眾媒介生產的因素所改變，或者只被這些因素所改變，因此，它們傾向於成為短期的、行為的變量而非清晰的結構變量。從行政管理者的觀點來看，大眾媒介系統在其結構組織上當然不會有問題；它是研究的真正的前提。在吉特林看來，「行政理論家不關心把廣播電視接收器作為家用商品而非公共商品來生產的商業決定，雖然這種基本選擇對於大眾媒介的社會使用、權力以及大眾媒介的意義會產生嚴重後果」。所以他指出：「行政的觀點根植於學術社會學在意識形態上與現代資本主義同化，並在機構上與寡頭壟斷的商消費社會中主要財團和公司恢復友好關係；我們發現一種相似的銷售定位，強調具有商業使用價值的受眾研究；我們也驚奇地發現一種合理的社會民主意識形態。」』

引述 :『就在前往美國求學的前幾天，在一個客家夏令營裡認識了才從美國回來的阿枝。她以凝重的感情敘述她一段客家身份認同的歷程：「我以前從來不知道什麼叫客家人，直到我在美國交了許多黑人朋友，才能領會。」當時沒有人理解。我們私下開玩笑的說，「她大概是書唸太多了，唸得"秀逗"了。客家人和美國黑人有什麼關係啊？！難不成是失散多年的兄弟？！」幾年後，她的證言才開始在耳邊纏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