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述 :『《經濟自然學：為什麼經濟學可以解釋幾乎所有的事物》（The Economic Naturalist）像是經濟學的十萬個為什麼，在《經濟自然學》中，列出了137種日常生活經濟法則，利用經濟學原理回答千奇百怪的問題。《經濟自然學》作者Robert H. Frank，是最早主張將經濟學回復到它立足於觀察和經驗、根植於消費者、勞工、投資人、企業家的日常生活的社會科學之人仕之一。《經濟自然學》有不少非常有趣且實用的問題，而且裡頭提到的機會成本、供需法則和成本效益法則之觀念，很有日常生活實際應用價值，是值得一看的好書。』

引述 :『台灣長期透過低估新台幣創造了超額儲蓄，扭曲了市場。可是另一方面他又沒講到真正的關鍵：我們哪時候不是依賴外銷賺錢的呢？換句話說從第一次出口導向後，台灣一直深深依賴國際貿易來維持國內的經濟。這次的問題就是出在我們已經開始入超了，而入超的原因是因為我們過去十年高度依賴的美國和中國市場受到這次金融海嘯影響，經濟開始衰退。尤其美國又是台灣最大的貿易夥伴和市場，並且台灣出口到美國又以電子產品為大宗。老美這一衰退，消費低迷，可就嚴重影響了台灣的出口。』

引述 :『個性的分布圖很有趣，卻可能強化刻板印象，使人們對來自不同地方的人過早下定論。必須謹記在心的是，地圖描繪的僅是一個州的「平均」。但是在一個州之內，不同人的個性差異還是相當大的。因此，我們在評價任何人時，還是應該根據這個人的特質來做判斷，而不要僅僅是根據這個人的出身地。』

引述 :『經濟學是社會科學, 而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並無兩樣, 唯一不同的是, 自然科學研究自然現象, 經濟學則研究社會現象.” (引自吳聰敏, 經濟學是什麼?)』

引述 :『社會科學的平庸性已成為主流社會學從業者憂慮的一個主要來源。為什麼社會科學產生不 了類似自然科學發現那樣的關於社會世界的發現？如果這類發現不存在，我們似乎也就不能發明可以作為社會科學的實踐內容之基礎的各種社會技術。不過這一觀點是錯誤的。自現代 伊始，社會科學就對社會世界具有並繼續具有一種深廣的實踐影響力。事實上可以認為社會科學對社會世界的改變效果實在遠遠大於自然科學對於「它們的」世界的變化之功效。但社 會科學的實踐影響並非主要是技術的影響。而是通過社會科學的概念被吸納到社會世界中並成為它的構成內容來發揮作用。當社會科學概念為常人行動者所接納並融入社會活動中，它 們自然成為社會例行實踐中人人諳熟的要素了。它們的原創性在喪失，即便最初它們在被建構時如同自然科學中的任何新發明那樣新穎無比。 』

引述 :『當有人一針見血的點出了某種我們潛伏於心，但一直無法說清楚、搞明白的概念，他就替大家又擴展了思想的邊界，使我們對自已、對世界所賦與的格局更廣大、更有具體的了然於胸。』

引述 :『親愛的朋友，坦白說，我從不相信任何政黨會自發地「堅持改革」，民進黨不可能，國民黨更何嘗不是？能夠真正堅持改革的主體，只有在乎改革的人民自身。我們不推，他們就不動，這是鐵律；而四年前的「廢票聯盟」也正是以此為號召，要大家拒絕被兩黨綁架，投下足以嚇阻政客自大獨斷的廢票。其實這種「社運本位」的理想，我相當認同。但是，認同這理想並不意味認可這是個有效手段。 』

引述 :『（中央社台北十七日電）媒體報導，醫生、建築師、工程師等白領階級專業人士，常會受到電子郵件的詐騙，騙徒從研討會網站上取得專業人士的詳細資料，然後引誘他們捐助資金給假事業。 英國「泰晤士報」報導，一份關於電子郵件詐欺行為的報告指出，高成就專業人員經常遭詐騙，這與一般認為教育水平低或財務有困難的人最容易受到詐騙的想法相左。 總部位於荷蘭的資訊科技詐欺研究機構Ultrascan進行的這項研究，也顯示白領階級受到詐騙，與家庭創傷有強烈相關，這種創傷可能是最近發生，抑或改變了他們的一生，而這些創傷似乎損及他們的判斷力。 研究調查了三百六十二個最嚴重詐欺案例，受害者損失都在十五萬英鎊（約九百三十三萬台幣）以上，研究發現八成五受害者都曾經遭受與父母有關的創傷，不是死亡，就是痛苦的骨肉分離。 報告結論說，那些曾遭受喪親之痛的人，似乎更可能遭到詐騙。 報導說，騙徒要求受害者先付款，才能獲得利益，這也就是所謂的「預付型詐欺」，這是全球最成功的詐欺類型，去年估計造成受害者損失二十一億英鎊（約一千三百零六億台幣），而去年共三十萬騙徒活躍於世界各地，比前年增加百分之三。 報導說，其中一名受害者，十二歲那年父親死於車禍，他非常聰明，取得博士學位，並且幫助管理家族事業，但是過去七年來他遭到詐騙損失超過五十萬美元（約一千五百三十八萬台幣）。他的堂兄弟告訴「泰晤士報」，這名受害者至今仍相信那些騙徒是真的；不願透露姓名的堂兄弟，曾是這名受害人的事業夥伴。 該研究機構說，教育程度低，或缺乏財務經驗者，比較不會受到騙徒覬覦，因為他們不相信自己的判斷，很快就會發現自己受騙。 該研究機構專門研究這種預付型詐騙的專家恩傑斯曼說，醫生特別容易受到詐騙，因為騙徒會鼓勵他們行善。恩傑斯曼說：「他們經常容易掉入陷阱，騙局一開始透過行善的目標，要求他們幫助世界各地的窮人。為了騙到更多錢，你必須讓受害者相信他們自己的能力與經驗。」 該機構說，許多損失金額龐大的詐騙案，都與專業人士有關，如精神病醫生與神經外科醫生等。 』

引述 :『另外，我總覺得，不管這世界現在或曾經怎麼了，重要的是，它靠近人心了嗎？無論多理性多客觀，最後還是歸咎到"感受如何"這件事，古今中外皆然的"人性"吧？！所以才會有所謂"經典"，"典範"這種東西的存在，因為"它們"是如此深切擊響大多數人的心靈． 只是尋到更細節下去，才會分出特殊環境下的特殊經驗與理解（套句我們這裡的說法就叫"本土"吧）．典範與本土如何穿透如何連結，又如何破繭？我想是門很深的學問，所以也才需要有如哈比爸熱情如火的研究者來幫我們找出答案吧！ 』

引述 :『在英文中，New Liberalism和Neo-Liberalism代表兩個有著截然不同的主張和訴求的思想流派，且本來分屬政治哲學和經濟學兩個不同的學科語境。由於它們都被翻譯成“新自由主義”，當前國內學術普遍在批判Neo-Liberalism時，導致批判本身的錯位和人們對New Liberalism的很大誤解。』

引述 :『Watch a broadcast of "The 2% Solution -Focus the Nation," which is available "on demand" here. The live broadcast of "The 2% Solution" was overloaded last night: our sincere apologies if you experienced technical difficulties with your screening, and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The complete show is now available on Earth Day TV! Host a screening tonight, this week or next.』

引述 :『Thank you for your interest in the SAGE Journals Online free access trial running until November 30, 2007. 』

引述 :『另一個有趣的討論是關於金融中心的功能。過往的研究多半把金融中心視為「一種功能」，Sassen則是很含糊的把許多功能通包起來，而「Boutique shopping」這篇文章的副標： If you can't be the biggest, offer something special 則是很直接的告訴我們，除了「大」金融中心以外，還有「專業化」這條路可走（台商籌資中心？）。「All shapes and sizes」這篇文章裡概述了亞太地區不同金融中心（香港、上海、新加坡、東京）的定位與策略，「A bouquet of desert flowers」這篇文章談的則是中東的杜拜。 』

引述 :『在實際生活中，我們常會聽到很多的觀點，從這些觀點中我們都可以理解言者所表達的鮮明立場，但卻很少人會從這些觀點中去思維與辨證這些想法的合理性與一致性。然而，當我們開始質疑這些合理性與一致性時，觀點捍衛者的防衛舉動卻常令人感到疑惑：為什麼他們總是藉由質疑批評者立場的錯誤來攻擊批評者，而非針對觀點邏輯上的謬誤來探討問題，似乎所謂的真理絕對不能違背他們所堅守的立場，而只有和他們站在一起，才是正義的一方。 （中略） 日前，同人在某份電子報中看到一位報主對「華崗之狼」假釋的看法，他提出兩個主要論點認為華崗之狼不該被假釋，首先他依據人格心理學的研究，認為一個人「過去的行為」對行為預測能力具有高度的預測能力，加上這位報主的主觀想法認為「要改變自己的行為習慣是難如登天；即使有心有力也得費一番功夫」，所以他認為華崗之狼是難以改變的。 這位報主的第二個認為華崗之狼不該假釋的原因是，人格上的異常就幾乎沒轍，不論什麼方法都收不到什麼效果，最多只能把他從社會中隔離，將傷害減到最低，所以他認為連續強暴犯或殺人犯除了捉去關之外，別無選擇。除了這兩個論點外，他最後還提到了，一個人的自由不應該比整個社會的安全還重要，如果他的假釋竟是個錯誤的話，我們的社會承擔不起那代價。 同人對華崗之狼該不該假釋，其實並沒有意見，但看到這位報主論證問題的方式，實在不敢苟同，我認為這種思維問題的方式，實在是粗糙不堪，而且對問題流於片面性而缺乏完整而一致的看法。 單靠數據分析就可以決定一個人的行為嗎？顯而易見地，這是用一種簡化的思維在看事情的迷思，用這種迷思去否定當事人想要改變的努力及成果，那是一種偏見。依這種思考邏輯，小時候的壞學生長大就不可能會有好成就，對社會有貢獻，因為 （中略） 他們沒能力改變，顯見這種思維在邏輯上的繆誤。 我認為，這種犧牲少數人利益以成全多數人的觀點，和古代的祭司做法是一樣的，他們具有可以把人當成祭品的權力，現代的知識分子，從專業中獲得的力量如果只是認為讓少數人犧牲是必然的，以換取大多數人的福利，或許是無可厚非的，但這和希特勒式集權主義又有何不同呢？ 很可惜，這位報主並沒有自知之明，他不知道他的觀點有很嚴重的邏輯問題，他護衛他的立場，還說他希望他是錯的、我的觀點很趣，但卻認為事實上我是錯的。我看到他這樣的行為，其實是覺得蠻好笑的，當我質疑「為什麼他沒有改變的能力」時，他卻用對我貼上「假釋才是合理」立場的標籤回應之。事實上，我對這件事根本沒有抱持這樣的立場，我重視的不是立場而是思辨的過程呀。』

引述 :『眼前就有一件活生生的事件，可以讓朱敬一把公民教育和社會科學概論做最好的結合：這就是樂生療養院的抗爭事件。從分析為何有那麼多青年學生加入保護樂生療養院的事件，就可以談到台灣被殖民的歷史、文化記憶、社會發展和人文關懷的緊張衝突、青少年的社會參與、國家公權力的濫用等等。甚至還可以把這90位資優生帶到樂生療養院的現場，進行口述史的訓練。』

引述 :『台灣社會進十年來透過婚姻移民的新移民新娘已經增加到38萬人，國際聯姻促使台灣多元文化社會的形成，新移民女性她們在海外展開新的生命歷程，融入新的台灣社會文化。但有多少屬於他們原有的母國文化及社會脈絡是我們所不知的？在社會不斷轉變的今天，發展新移民社會工作實務已是刻不容緩的議題，從實務工作中工作者或新移民也將面臨台灣文化及本國文化不同的衝擊。面對台灣多元族群融合的社會，助人者應具備對族群文化的認知。本會特舉辦社工實務新知論壇系列之一，以「多元文化的觀點看新移民女性實務工作」為題。如此前瞻性且受關注之議題將邀請資深實務工作者與談，提供不同文化脈絡的思維及實務工作新知並增進不同領域的實務經驗交流。期盼從多元文化的社會脈絡中，了解新移民的文化背景，進而習得處遇技巧，以提昇社會工作專業知能並有效服務案主。 』

引述 :『 為兼顧學業及照顧家人，今年五月取得政治大學會計博士學位的黃政仁曾向銀行貸款一百萬元，做為家庭生活費；攻讀清大歷史系博士的吳燕秋最多曾同時兼三份工作；台大地理環境資源系博士候選人吳幸玲把自己在高中教書存下的百萬存款全部花光。 吳幸玲說，除非是家裡很有錢，在國內念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很少人不兼差賺生活費。』

引述 :『《南華早報》報道指出，所有本禁作品都是知識分子對中國現代以及當代歷史上大事的反思，這一禁令體現出中國當局仍在試圖控制人們對敏感歷史事件的討論。 報道稱，遭禁的作品除了章詒和的《伶人往事》之外，還有從個人經歷視角講述辛亥革命到大躍進的中國歷史的《滄桑》（作者曉劍）、有關民權活動人士姚立法經歷的報告文學《我反對：一個人大代表的參政傳奇》（作者朱凌）、講述解放戰爭以來一個普通中國家庭經歷的《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作者國亞）、《人民日報》退休編輯袁鷹的回憶錄《風雲側記──我在人民日報副刊的歲月》、回顧50-80年代中國大事的歷史叢書《年代懷舊叢書》（編者曠晨）、講述非典疫情期間一名女子因鐘情互聯網而放棄作副市長的情人的《如焉》（作者胡發雲）和家屬中國新聞界幕後人情世故的《新聞界》（作者朱華祥）。 《南華早報》報道稱，有關禁書令由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鄔書林在上個星期的一次宣傳和出版工作會議上宣佈，並在星期四（1月18日）得到一名負責管理出版業的官員的證實。 報道引另一名未具名官員稱，中央宣傳部認為這八本書內容"越線"。 《南華早報》報道稱，有消息來源透露鄔書林在會議上批評袁鷹的回憶錄洩露了國家機密。 右派身份 報道隨後引與會者之一透露，章詒和的作品被禁還是因為她自己的身份。章詒和的父親是曾在50年代被打成中國頭號大右派的學者章伯鈞。 此人進一步透露，鄔書林在會議上直接質問發行《伶人往事》的湖南出版社怎麼敢發這個作者（章詒和）的書？ 這名與會者表示湖南出版社高層已經出現大的變動，而且還將受到罰款，未來的出版選材也會受到嚴格限制。 章詒和對《伶人往事》被禁表示憤怒，並要求中國當局提供解釋。她批評說自5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受衝擊以來，知識分子的處境幾乎毫無改善。 章詒和對湖南出版社因出版她的作品受到連累表示遺憾，但是表示不會因此放棄寫作揭露事實真相的作品。 章詒和的另外一部作品《往事並不如煙》也在大陸被禁。 《如焉》的作者胡發雲則認為所謂禁令"荒唐幼稚"。他指出在互聯網時代，當局其實根本無法控制信息傳播。 』

引述 :『藉由文獻回溯發現，紀錄片傳統(特別是觀察性紀錄片傳統)、新聞、紀錄性肥皂劇等發展脈絡是在勾勒、定義真人實境節目時主要的參照點，貫穿這些不同文類的核心在於則是非虛構性。正如Nabi等人的研究指出閱聽人認為真人實境節目未自成文類，但它和其他主流文類有很大區別，其中首要的區分面向正是虛構-真實，因為它們都是在非虛構文類下傳達紀錄性的真實，因此同樣都會面臨「再現什麼真實」的問題。紀錄片傳統因為被認為具公共性、嚴肅性，它所建立的「真實合約」(援引自Jones的概念)使得它的真實相較而言可靠。紀錄片歷史起源較早，已發展出不同派別(如解釋型、觀察型等)的再現形式，卻未和商業及娛樂有太多關聯。1980年代末期，以美國為首，在商業趨力下，許多國家漸發現真實可以藉由紀錄的方式被消費，這造就了各種娛樂性質的紀錄形式興起，在商業需求下，紀錄片傳統確實可被視為是它們的根源之一，紀錄片所發展的「真實合約」矛盾而諷刺被紀錄性肥皂劇、真人實境節目或其他事實性娛樂節目利用，來保證他們所宣稱真實的可靠性，卻又藉著它們的娛樂價值劃清了和紀錄片傳統的界線，這種對於真實的利用，反過來破壞了紀錄片傳統的「真實合約」保證，自然成為紀錄片論者批評的關鍵。但從另一角度而言，真實可被消費同樣揭示了紀錄片傳統並非能完全再現真實，且挑戰了紀錄片的公共性立場，再者，也有論者將docusoap等節目視為轉機，而非危機，或許能使紀錄片成為電視的主流，而不是對紀錄片傳統的威脅，換言之，事實性節目的娛樂化未嘗不是促使紀錄片更精進、反省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