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述 :『表面上看，這兩種民主理念之爭儼然是政治科學與政治哲學之爭，前者著重於政治制度的安排，後者強調道德理想的彰顯。然而，實情顯非如此。因為隨著邊沁 (J. Bentham)與密爾(John S. Mill)之效益論(utilitarianism)學說的風行，自由主義與民主的政治平等觀念早已進行廣泛的結合。就此而言，自由主義至今仍是西方學界闡述政治平等學說之最具影響力的哲學傳統之一，其核心論據是政治平等原則符合於自由主義向來對個體理性、普遍自由、眾生平等與人性向善(cf. Gray, 1995: Introduction)等道德理念的闡揚。換言之，這兩種民主理念之爭實際上涉及自由主義與共和主義之爭。』

引述 :『Berlin 一項著名的主張，即他覺得柏拉圖式的和啟蒙運動中所主張的：可靠理性來調和而和諧一致的政治，是虛妄荒謬的。因為不僅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在「自由」的概念範疇內，就會彼此衝突；此外，自由與公平、正義、博愛等其他終極價值之間，也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同時這些終極價值的存在與發展是不能靠著犧牲任一方而得到理所當然的置換、增進』

引述 :『凱氏身處大恐慌時代，亟思以非常簡單的言論見解呼籲政府增加公共支出，不得不立論精簡。而傅氏在恐慌過後，再以嚴謹論證批判凱氏論見之疏鬆，自然也有補足之功。與其說是學派歧見，倒不如說是凱、傅二人想要說服的對象不同、時機不同而已。爭到後來，其實是學派的徒子徒孫在爭而已矣。這些小磨擦，對凱氏傅氏等大師而言，卻是一羽難加。 』

引述 :『當那些自覺認同自由主義的學人，在對於自己認同的極其複雜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進行觀念清理的時候，也發現了在自由主義的歷史演變中出場的諸種自由主義理論陳述中，具有無法完全相容的理論特徵。因此，繼「左派」與「右派」的第一次分化，接著發生了自由主義內部的第二次分化──傾向於「左派」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乃至社會民主主義）的學人與傾向於「右派」自由主義（古典自由主義）的學人之間，產生了又一個對詰的思想局面。』

引述 :『顯然，中國知識界主要發掘了中國思想傳統中曾經湧現的重視批評自由與思想自由的傳統，──如胡適所歸納的──自由主義的傳統「就是批評政治的自由」。然而，如此重建「傳統」的結果卻大大制約了中國自由主義的視野，沒有更多地探討自由主義是如何安排一個社會的各個方面，似乎自由主義就是專門扮演「抗議」與「批評」的角色，僅是以反對派的形式活躍於現實社會。』

引述 :『什麼是美國的自由主義？簡單地說，它是指來源於英國的、與美國個人主義相結合而形成的以個人自由權利為核心的一種意識形態。自由主義是美國政治共識和「美國信條」（American Creed）或美國主義（Americanism）的核心，「美國信條」的政治思想（自由、平等和民主）則是美國民族認同的基礎，基於政治而形成的國家認同使美國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國家。自由主義還是其他各種次級意識形態的公分母。這種單一的意識形態是美國在世界上實行霸權政策的強有力的思想基礎和國內動力。』

引述 :『克魯曼渴望回歸到50年代艾森豪威爾時期的那種秩序，當時民主黨與共和黨以一種“超越黨派”的友善態度進行合作。他甚至還攻擊了拉爾夫‧內德（Ralph Nader），因為他（內德）嘲弄說兩個主要政黨的政客都是‘共和民主派成員’。而大多數“美國人則認為這兩個政黨事實上有很大的不同”。這是徹頭徹尾的錯誤認識。 的確，由於對布希總統強烈的反感，在美國也和世界其它地方一樣存在著被稱為反對派的政治勢力。他（布希）比1945年以來的任何總統都更加公開的為富人和美帝國主義日益貪得無厭的胃口作代言人，正如我們在伊拉克所見證的那樣。 但是在即將到來的大選中，關於共和黨可能被打敗的觀點仍然值得我們懷疑，因為這個觀點它本身是來自於民主黨的灼人的批評。他們（民主黨）並沒有在國內或國際前沿事務上提出一個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有挑戰性的意見。盡管如此，特別是由於布希的失敗和美國資本主義制度的持續惡化情況，他們更傾向於讓不管是歐巴馬還是希拉蕊來贏得總統選舉。 因此，盡管克魯曼的書為美國的歷史和當代的分析填充了大量有用的細節材料，但是仍然沒有為美國工人在這個歷史性的轉折點時刻給出永恒的答案。創建一個代表工人階級的擁有激進政策的獨立的群眾性政黨，才是既能反映正在發生著的階級分化，又能為美國工人運動開闢一個新紀元的唯一正確道路。』

引述 :『那時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給 Hayek 時，隻字未提他在自由主義見解上的成就他是因為貨幣理論得獎，而那時跟他一起得獎的，搭配的是是一名極左派，得獎理由是因為推廣公平而得獎，事實上在那時背景，早就發生了石油危機， Hayek 拿獎，還得找一位左派的來中和他右派的色彩，並且對於其自由主義的看法隻字未提，支持自由主義，真的可以得到學術甜頭？』

引述 :『道德的省思會抵制壓迫，道德的自信則誕生壓迫。美國法官漢德（Learned Hand）對自由下了最著名的定義，自由的精神即是永遠「不確定自己是否正確」。』

引述 :『測算結果發現，美國20家主流媒體(見附表)，政治傾向普遍地偏於左傾。分數低於50分的較右傾媒體，只有兩家，即極右的《華盛頓時報 (Washington Times)》，得分35.4；福克斯電台Brit Hume主持的特別報導，得分39.7。其餘媒體通通偏於左傾，如《紐約時報》和CBS晚間新聞，得分都是73.7;《洛杉磯時報》得分為70分。此種結果，雖然沒有大出人們意料之外，然而卻是第一次用客觀方法證明了媒體的政治傾向。但是，最叫人吃驚的事情，還是發生了-----著名的右派報紙《華爾街日報》，得分為85.5，左傾程度居全國20大主流媒體之冠！』

引述 :『任何一個社會總有些價值是不能調和的，換句話說人們賴以生存的某些最終價值，不光在實踐上而且在原則上、概念上都是不可兼得的，或者說不可彼此結合的。…你不能把充分的自由跟充分的平等結合起來。』

引述 :『有趣的是，柏林何嘗不也掉入這種“分歧”當中，他的變化無常的多面個性使朋友們都認為他是一隻狐狸，但實際上，為弄懂一件事，他又能像刺蝟一樣花上10幾年時間做研究。他自己的性格也是分裂性的，想做一個孤獨思想家，又渴望與不同身分的人交往；熱衷於發表政論，卻發出“最重要的是不要太熱情”的政治格言。』

引述 :『我們到底該如何總結諾齊克的一生？大多數的悼念文章，都稱他爲重要的政治哲學家。有趣的是，諾齊克本人卻十分抗拒這樣的稱號。事實上，我們見到他一生在知識論、形而上學、理性的性質、道德哲學以至人生哲學等方面都各有建樹。諾齊克一生最欣賞的哲學家是蘇格拉底。在他心目中，只有蘇格拉底才稱得上是獨一無二的哲學家（the philosopher）。他更在後期的兩本書《被省察的人生》及《蘇格拉底的困惑》中公開向這位希臘哲人致敬。』

引述 :『後來我終於在別處查到海耶克曾於1975年11月15日到台中逢甲大學――當時名為「逢甲工商學院」――進行演講與座談，同一日還有去參訪前身為「台北帝大附屬農林專門部」的國立中興大學，並且均有留影為證。（參見以下網頁：1、2。）如此似乎可合理猜測海耶克就是那時來台接受榮譽頭銜的。不過，根據另一份網路資料顯示，海耶克其實在1967年也有來過台灣一次。當時海耶克曾表示希望能跟翻譯其名著《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的台大哲學系教授殷海光（1919-1969）會面，無奈後者因鼓吹自由主義而正遭當權者之迫害與監視，且被特務警告不得參與海耶克的會議與聚會，故作罷。若我們將這段軼事配合其他線索推敲，則可知海耶克這趟台灣行顯然是跟顧志耐一起來參加前述經濟學研討會的。』

引述 :『中國的問題從根本上說出在哪裏，「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分別作出了不同的判斷。對自由主義者而言，他們更多地關心政治問題，他們認為只有實行政治體制改革，建立法治社會，以此來制衡權力，規範市場經濟，這才是解決中國問題的根本出路，也是消除社會問題的唯一良藥。....而「新左派」則認為中國的問題已經轉換成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危害，他們認為，中國的出路在於對抗世界經濟的現存格局，走一條任何現存文明形態都沒有走過的創新之路。』

引述 :『奧國學派由孟格爾 (Carl Menger) 奠基，並得到龐巴維克 (Eugen von Böhm-Bawerk) 和維塞爾 (Friedrich von Wieser) 的支持而成形。第三代的代表人物是米塞斯 (Ludwig von Mises) ，第四代則是海耶克 (Friedrich A. Hayek) 。奧國學派的方法論基礎在孟格爾所著的《國民經濟學原理》，而米塞斯所著的《經濟學的最後基礎》則可視為近代奧國學派方法論之大成。』

引述 :『海耶克對自由主義的闡述上，不再以納粹法西斯或蘇聯等共產國家為主要對象，而將論述重心轉移至西方自由主義世界 (主要是英、美)所實施的民主社會主義與福利國家之上。海耶克在戰後的論述，除了短文以外，最重要的兩部系統性論著《自由的憲章》(一九六0)、《法律、立法與自由》(三卷，一九七三~九)，皆是致力於分析英、美實施的民主社會主義和福利國家政策，指陳其與自由主義在根本上不能相容 (incompatible)，乃是偏離自由主義而誤入歧途的發展。』

引述 :『海耶克的論述可歸納為五點：（一）在「無害」的前提下，不反對政府介入健康保險、（二）認為強迫保險「亦或有理」、（三）不同意單軌的國家保險計畫、（四）難以接受國家免費提供的健康服務、（五）甚至贊成政府採取津助與領導措施、（六）視政府介入健康保險所遭遇的主要問題在於採取的手段而不在於目的。前兩項屬於較高層面的「個人自由的抽象層面」，次三項則屬於較低層面的「政府財政的操作層面」。 在最後一項中，海耶克認為手段是政府介入健康保險所遭遇的主要問題，但他並沒說這只是操作層面而不是抽象層面的問題。但即使這樣解釋，底下的疑惑仍然存在：「海耶克何以在健康保險上會視手段重於目的？甚至同意政府以強制手段去推行亦有其理？」他於一九四四年發表《到奴役之路》一書，堅決地反對經濟計畫和政府規劃。那麼，到底是他的主張前後不一致，還是我們誤解了他的思想？』

引述 :『如果把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当作两个传统来看待的话，那么西方左派赞成国家干预，是民主国家已经完善之后的事... ...那时的左派如马克思们宁可自认为是上述“自由放任”经济学的某种继承人，也不会承认是上述“国家干预”经济学的继承人』

引述 :『十五年前我在《歷史的終結和最後一人》一書中談到，如果社會想要現代化，除了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體制之外，就別無選擇。當然，並非所有人都想要現代化，而且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建立讓民主和資本主義運作起來所必需的機制和政策，但是，沒有其他體制能夠產生更好的結果。 「歷史的終結」基本上是關於現代化的論述，有人把我的論文與美國總統布希的外交政策和美國戰略霸權聯繫起來。但是，認為我的觀點構成布希政府政策的知識根基的人，並未注意我從1992年以來，對民主和發展所持續發表的看法。 武力無法移植民主 布希總統最初把海珊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計劃、該政權被指稱與基地組織的聯繫，以及伊拉克違反人權和缺乏民主，作為入侵伊拉克的理由。2003年入侵後，前兩個理由不攻自破，布希政府就益發強調在伊拉克以及大中東地區的民主重要性，作為其行事的依據。 布希說，對自由和民主的欲求是普世的，不受文化的局限，而且美國將會致力於支援民主運動，「最終目標是在我們的世界結束專制」。2005年1月和12月期間，伊拉克選民手指上沾著墨水，在不同的選舉中排隊投票，黎巴嫩發生雪松革命，以及阿富汗舉行總統和議會選舉。戰爭的支持者們看到這些，認為他們的觀點得到了確認。 這些事件確實令人鼓舞，充滿希望，但中東地區通往自由民主的道路在近期到中期，可能令人失望，而布希政府以此為中心的政策正走向悲慘的失敗。 想要生活在現代社會和擺脫專制的欲望，確是普世的，或者基本如此。每年，數以百萬計的人極力從發展中國家移居到發達國家，他們希望在那裡找到祖國所缺乏的政治穩定、工作機會、醫療及教育。 但是，這與普世地想要生活在自由社會是有所不同的。所謂自由社會，就是一種以個人自由和法治為特點的政治秩序。想要生活在自由社會的渴望是日積月累形成的，這常是成功現代化後的副產品。 而且，生活在現代自由民主制度中的欲望，未必能轉變成實踐的能力。看來布希政府在後海珊時代的伊拉克對策上假定：一旦專制體制被剷除，社會就會轉變到民主和市場經濟條件，而不是一系列長時間費盡周折才能建立起來的複雜、相互依賴的制度。 早在建立自由民主社會之前，要有可以運轉的國家機制（德國和日本在二戰戰敗後並沒有喪失）。這在像伊拉克那樣的國家是不能被視為當然的。 歐盟符合世界樣貌 歷史的終結從來沒有與具體的美國社會和政治組織模式聯繫起來。俄裔法國哲學家柯傑夫啟迪了我的原始論點。我追循他的思想，相信歐盟要比現代美國更為精確地反映歷史終結時的世界樣貌。歐盟通過建立跨國的法治，試圖超越主權和大國政治，要比美國繼續信仰上帝、國家主權以及軍事實力更符合「後歷史」的世界。 最後，我從未把民主的推行與美國代理、美國行使軍力相聯繫。民主轉型，有賴想要民主的社會來驅動，這須有一定的制度，而且通常是個漫長的進程。 外部大國（例如美國）可通過自身作為政治上和經濟上成功社會的榜樣，對民主化進程中有所幫助；它們還可以提供資金、建議、技術援助，還可不時使用武力來促成這一進程。但是，強制性的政權改變從來就不是民主轉型的關鍵。 作者為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高級國際關係學院院長 Project Syndicate╱The American Interest 福山（Francis Fukuya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