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述 :『以連橫為例析論集體記憶的形成、變遷與意義』

引述 :『戰後世代的國人對連橫（1978-1936）的記憶是《臺灣通史》作者、愛國史家、民族詩人、有節操的臺灣史作者、富民族大義的學者等等不一而足。要之，皆屬正面印象。 　日治時代的臺灣人觀感迥然不同。客氣的謂其為「舊學中不可多得之士」、堪稱「煙霞〔鴉片〕中之達人」，但「前者忠於民，今者阿於官」；有的稱其為「慣作模稜兩可的文人」；不客氣的謂其為「御用文人」，「不顧同胞利害，甘心為官方利用，久中阿〔鴉〕片毒，良心也麻醉了」、「替日本人做皇民化運動的宣傳工具、專門打擊民族革命的文化漢奸」；甚至有人說他是「臺灣民眾的叛徒」、「狗彘羞與等偶」等。因而連橫在臺民中幾無立足之地，後來嗒然舉家西渡祖國，1936年客死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