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述 :『他 萬萬想不到的是，晚年「歸」來定居的台灣竟也到了沒有溫情與敬意的一天，使他在九十六歲的高齡，1990年六月底，為尊嚴，倉皇地搬出了台北外雙溪的素書 樓，落腳在杭州南路一所小公寓，三個月後逝世。當年繼任的國民黨總統李登輝，沒有意願維護前任對歸國學人的禮遇，舉國將一代大儒掃地出門的莽撞無識，其不尊重學術的景況，為台灣悲。而當時在立法院尖刻強烈質詢，要求收回市政府土地的陳水扁，後來任總統八年。』

引述 :『蔣介石從一九一五年開始寫日記到一九七二年，五十多年從不間斷。為了讓這批珍貴史料得到更好的保存與運用，蔣家後代特別以存放（Deposit）方式暫存胡佛檔案館。受蔣家委託對日記進行審閱的潘邦正博士表示，蔣介石生前曾囑咐在他死後五十年（二○二五年）才能公開日記，家屬基於對歷史負責任的態度，提前公開他的日記，只做了很小部分的保留。這些保留的內容，到二○二五年也將全部公開。 胡佛檔案館在完成日記修復與微縮作業後，於二○○六年首度開放一九一七年到一九四五年的蔣介石日記，經過學者研究與媒體報導，引起很大迴響，甚至被認為足以改寫中國近代史。 』

引述 :『「近代史學家會將蔣介石在1947年2月28日前後的日記，作為研究重點。」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員、中國蔣介石研究權威楊天石17日表示，蔣介石是不是「二二八事件元凶」，日記會是最佳證明。楊天石指出，從現有流傳史料來看，「找不到直接、有力的證據證明蔣介石下令屠殺」。 蔣介石自1946年後約十年之間日記，將於18日，周五，在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院正式開放。 』

引述 :『呂芳上表示，指蔣介石是二二八事件元凶，如果從「行政倫理」上來講，蔣是陳儀的長官，又是由他指派到台灣，「從道義上來講是要負責的，」但當時的蔣介石忙於國共內戰及許多其它大事，「台灣問題只是蔣介石當時問題的一小部分。」 陳儀在二二八事件後，沒有在第一時間據實向蔣介石報告，使蔣失去應變時機，也是重點之一，呂芳上指出，蔣介石這段時間的日記「非常關鍵」，至於能否補充、證實、強化已知事實，或改寫民國史，就要看日記中是否有其它為人所不知的內幕。 』

引述 :『那過去的、未來的，該想該面對的許多難解的糾葛，也可以極簡地收攏在「緬甸的、台灣的」這兩個名詞之上：「在緬甸，他們說我是華人、中國人；到台灣，你們說我是緬甸人。」 懸在緬甸跟台灣這兩端，當年隻身來台的正淼決定這樣處理自己的身分問題，「不成功便成仁。我一定要想辦法拿到身分證，在台灣住下來。」他說，雖然在台灣生活不容易，但至少不像在緬甸「我不知道什麼叫做自由。」』

引述 :『民國三十八年底，國民政府駐雲南部隊兵敗，第八軍和第二十六軍以及滇民從雲南輾轉進入緬甸北部山區，並以此為暫時據點開始擴充改編整訓，成立反共勢力游擊隊，之後更以緬甸景東地區為根據地，招納各地反共力量，正式擴編為「雲南人民反共救國軍」，人數總計約為一萬八千人，由李彌將軍出任總指揮。此後，這批隊伍時常遭到中國和緬甸軍隊雙方面的突襲，又在緬甸向聯合國控訴的國際輿論壓力以及國民政府為保存實力、顧全大局的情況下，孤軍於民國四十二年和民國五十年開始陸續作二次的撤退回台，但在「明撤暗留，等待反攻」的最高指示下，部分軍隊在進入泰北山區後，就在當地駐紮定居下來，而沒有隨部隊撤退的官兵就在緬北邊陲拋棄軍籍標籤及一切相關資料，繼續借土養命。 至今天為止，海外孤軍已經是第三代甚至第四代，但由於這「中華民國孤軍」的獨特身分，使很多人至今也無法在海外獲得安定安穩的生活保障。在泰緬邊境的孤軍及其後裔，或由於泰緬內政問題、或由於因不願放棄中華民國抑或其他因素而飽經血淚，過著世界孤兒沒有國籍的日子。』

引述 :『華人，這支在緬甸有著經濟相對優勢的族群，卻在政治、社會層面飽受歧視與不公。絕大部分的緬甸華人只能持有難民證般的FRC(外國人居留證)，只有少數能透過讓人收養、隱藏華人身分登記為其他種族，或者頂替年齡、性別相仿的死者來取得身分證。而且就算有身分證「也只是3折、4折的。」正淼說，因為那張身分證抹不掉他們的口音跟膚色。 文忠、正淼以及他們的朋友們，便是拿著這各式不同的身分，擁有各種殘缺不全的權利：離開住居要報備、罰款；公司產業不能登記在自己名下；高中畢業後，只能繼續就讀文學、農業，不得進入醫學、法律等科系……。而在一些軍警小吏的眼中，這群拿著各種不同身分的華人根本沒有什麼差別：「天氣真熱，小兄弟給點錢讓我們買個涼水吧。」 於是我開始懂得，多年前我跟文忠回到緬甸的那一個月，他為什麼總是不太願意出門，而讓我一個人在緬甸的大街小弄裡亂晃，好拍下一張張跟「美好」有關的照片。除了因為長期接受華文教育的他，幾乎已經無法用緬語跟人溝通，我想更重要的是，那回對拿著單程票進入緬甸定居的文忠而言，是不折不扣的「回國」。 他還有很多事情要想、要面對，關於過去的、未來的。』

引述 :『法國思想家德希達有言：「沒有不包含債務的遺產，也沒有不具遺產意義的債務。」泰緬孤軍，正是這樣一筆遺務；現處弱勢的無籍僑生同胞，或也反能導向所有糾纏在國族孽障中的華人與國共兩黨的救贖。謹願以如此的樂觀，祈我各國各族同胞共勉共思。』

引述 :『我和柏楊五○年代就認識了。說來是老話重提了。我是「自由中國」的編委和文藝編輯。在那時的一片文化沙漠中，突然收到郭衣洞的小說「幸運的石頭」，特別清新，立刻登出來了。編輯委員會上，雷震先生大叫好。接著郭衣洞又來了一篇「被猛烈踢過的狗」，又立刻登出來了。他喜怒笑罵當時的官場和所謂的「尊師重道」。 　我們各自生活的滄桑，時斷時續的友情，一直到八○年代，才又繼續下去。 』

引述 :『老兵許昭榮先生五二○晚上自焚，抗議扁政府並未盡心盡力，為台籍老兵回復名譽與立碑建立公園，同時他也看不到馬英九總統就職演說，願意善意而真誠的面對威權的歷史真相，這些積累的悲憤，以戰死沙場作為他最後的選擇。許老先生選擇了他後半生努力籌建的「無名戰士紀念碑」前，他為數千位犧牲的老戰友，鞠躬盡瘁。 在歷史的陰錯陽差下，許老先生一輩子經歷了三種國籍，日據時期二次大戰擔任日本兵，被派到中國對抗，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又成了國民黨籍的軍人，參與國共內戰。回到台灣，僅是因為閱讀被國民黨認為是相關台獨的刊物，在綠島服刑十年。出獄後，許昭榮輾轉開發台灣草蝦外銷市場，參加南加州台灣人社團聲援施明德「獄中絕食」，訴求政府「釋放政治犯」遊行示威，一夕之間淪為政治難民，流亡海外，不得回國。 廿年前終於偷渡回到他最深愛的台灣土地，心繫著曾經與他同樣戰死沙場的台灣兵，他到北京發起「滯留大陸台籍老兵要回家」連署訴願活動，將戰後散落在中國各地的台籍老兵串連起來，在台灣籌組國軍台籍老兵暨遺族協會將過去曾是日據時期的海軍、陸軍、少年兵、護士團，都召集回來。他的志願，讓當年不知為何而戰的台灣兵，不到廿歲救被徵召到南洋、中國等各地浴火奮戰，孤身死於沙場的上萬個死難戰友，要讓政府看到，體恤這些願意以身軀護衛台灣的同袍，紀念他們。』

引述 :『他們是歷史的目擊者』

引述 :『2002年，24岁的张侨勇第一次看到长江。他在加拿大长大，当时是陪同祖父沿着三峡进行一次“告别之旅”，这片奇景马上就要被淹没在世界最大的大坝工程之下了。正是这次经历，奠定了电影《沿江而上》的基础。它是三月份在伦敦举办的人权观察国际电影节的参展影片之一。 我问张侨勇他是什么时候决定拍这部电影的，他说：“我们登上停靠的游轮时，电影里的军乐队就在那里，当时演奏的是《胜利之歌》。就在那一瞬间，我决定拍这个电影。” 张侨勇说服旅游公司同意他在船上拍一部纪录片，他将这部片子描述成“一部《高斯福德庄园》式的电影”。这个类比，乍看起来似乎有些奇怪。《高斯福德庄园》是罗伯特·奥尔特曼拍摄于2001年的一部凶杀悬疑片，其中将建筑的楼层和社会的阶级交织错杂在一起。《沿江而上》则以这条亚洲最长的河流为主线，其中心则是世界上最具争议的工程项目。然而，类比并非到此为止。张侨勇从经济学维度细致地描述了沿长江而下的旅程，以及大坝工程的社会意义，但他说还要努力展现“大坝背后人的面孔”。』

引述 :『每回讀到西方世界所謂「中國通」的作品，心中總會想起台灣已故 中共史權威郭華倫先生的警語：「研究中國大陸絕對不可用美國的那 套方法，而要先瞭解中國大陸的歷史背景與黨政的發展。」郭氏出身中共黨員，他對中國和中共的認識，是幾十年生命經驗換來的。 　　但是，我想謝淑麗女士不會坦然接受這種質疑。謝淑麗曾經是柯林 頓在第二任總統任內的亞太事務副助理國務卿，本身又是研究中國政 治經濟改革的專家，目前任教於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稱得上是當前美國有關中共研究的中壯派代表人物之一。這麼優秀的資歷，難道對中國的觀察還會出差錯不成？ 　　問題是，誰不會呢？20世紀初英國哲學名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就說過一句膾炙人口的名言：「中國，是所有一切規則的例外 。」1989年5月北京學生運動正熱鬧的時候，眾多西方媒體與學者專 家無不認為中共領導高層絕不可能軍事鎮壓。然而筆者當時就讀研究 所的老師李守孔先生卻斬釘截鐵預言：共產黨一定鎮壓學運。後來證明李老師是對的。誰說生命經驗的教訓，比不上書齋學者的情資分析 ？』

引述 :『金观涛：八十年代的一个宏大思想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