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述 :『集會遊行法的可怕，在於連三人、五人、十人、二十人、四十人這類不阻礙交通也不妨礙他人安全的「小行動」（就像樂生在景美人權園區，甚至像「反高學費聯盟」在教育部），也可以動輒解散、起訴、判刑，而沒有任何有效的救濟管道。所以，一定要廢除、廢除、廢除！』

引述 :『一切都是有趣并值得思考的，如果拍摄者也能以这样的视角拍摄，我想也会发现这些，并通过传媒让更多人了解这些问题并进行思考。 』

引述 :『片長約1.5小時，導演是40歲、曾任《南方周末》和《新華社》（攝影）記者的周浩，主題聚焦2001年911事件過後，廣東省東莞厚街鎮的部分農民工，據該片宣稱，因為911事件，當地工廠陸續發生倒閉潮，或許也正因此，導演與農民工們同住的NO.4432，房客來來去去，也順勢入鏡片中。』

引述 :『如果我們不能對任何一個地區需要協助的人民的苦難，有著全面、深入的理解，那麼志工服務的奉獻，最多只能停留在一種去脈絡的人道主義層次。人道精神並非不好，而是，若只能停留在這個層次，並不能真正協助需要救援的人民去自我培力，讓被協助的主體逐漸成長茁壯，面對自己的生活和命運。等而下之的，人道情懷常常變成一種「自我感覺良好」的慈善甚至施捨行為，那麼救援的動機終究還是「利己」的。』

引述 :『華人，這支在緬甸有著經濟相對優勢的族群，卻在政治、社會層面飽受歧視與不公。絕大部分的緬甸華人只能持有難民證般的FRC(外國人居留證)，只有少數能透過讓人收養、隱藏華人身分登記為其他種族，或者頂替年齡、性別相仿的死者來取得身分證。而且就算有身分證「也只是3折、4折的。」正淼說，因為那張身分證抹不掉他們的口音跟膚色。 文忠、正淼以及他們的朋友們，便是拿著這各式不同的身分，擁有各種殘缺不全的權利：離開住居要報備、罰款；公司產業不能登記在自己名下；高中畢業後，只能繼續就讀文學、農業，不得進入醫學、法律等科系……。而在一些軍警小吏的眼中，這群拿著各種不同身分的華人根本沒有什麼差別：「天氣真熱，小兄弟給點錢讓我們買個涼水吧。」 於是我開始懂得，多年前我跟文忠回到緬甸的那一個月，他為什麼總是不太願意出門，而讓我一個人在緬甸的大街小弄裡亂晃，好拍下一張張跟「美好」有關的照片。除了因為長期接受華文教育的他，幾乎已經無法用緬語跟人溝通，我想更重要的是，那回對拿著單程票進入緬甸定居的文忠而言，是不折不扣的「回國」。 他還有很多事情要想、要面對，關於過去的、未來的。』

引述 :『隔天，我到文慶的高中逛逛，遇到一位老師，他一聽說我從台灣過來，直說很好很好。我問他，是不是大部分的同學將來都會想到台灣讀書？「這是當然的，畢竟大家都把台灣當成自己的國家，只要有能力，當然想去看看。」我跟他簡單交換一下台灣目前的情況，隨意在校園裡走著，直到校門我回頭揮了揮手向他道別，他也微笑著，身後的教室頂樓，有面中華民國國旗隨著風，用力擺盪著。晚上回到文忠的家，我問文慶，他說「我也想去台灣讀書。」 永助聽完我轉述這段經驗，把眼睛瞇得小小的笑著說：「對我們來說，到台灣不是出國，是回國啊。」』

引述 :『法國思想家德希達有言：「沒有不包含債務的遺產，也沒有不具遺產意義的債務。」泰緬孤軍，正是這樣一筆遺務；現處弱勢的無籍僑生同胞，或也反能導向所有糾纏在國族孽障中的華人與國共兩黨的救贖。謹願以如此的樂觀，祈我各國各族同胞共勉共思。』

引述 :『加藤智大生於1983年，他的成長有兩個可以說幸運但對他來說很不幸的背景，首先他生於日本泡沫經濟吹的最大的時期，這帶來了父母一代消費力的提升，以及對子女未來希望的樂觀。 另一方面，他是一個相對之下非常聰明的鄉下小孩，國高中的成績相對於同學來說都非常好，而父母對他的期望也很高，這種期望某程度也來自於泡沫經濟時代對時局的希望，這種期望除了壓力之外，還有一種「保證」的意涵：你是個出色的人，只要好好努力就會有很好的未來。 然而在他中學時代，泡沫經濟終於破了，生活的壓力增加，然而期望卻不一定消失，總之在相當敏感的中學時代中，經濟社會的衝擊很可能對加藤智大有沉重的心理影響。更糟的是，鄉間學校的精英畢竟無法和城市學校相比，加藤並沒有考上一流學校，最後他只能在不怎麼樣的大學畢業。』

引述 :『這則日本新聞給我個人震撼很大。因為先前思考城市生活之際，就常常思及此類問題。本來想寫都市街頭常見的瘋子，那些站在街心喃喃自語或瘋狂叫喊的個體，結果這件不幸的事件先發生了。 之後的許多新聞分析更提及了“世代正義”可能是秋葉原殺人魔的崩潰主因，二十五歲的他因為一直在打臨時工，居所不定，前途茫茫，在預感即將再一次遭受解雇之前決定動手報復整個世界，並將行動細節逐步披露於手機網頁上，卻依然無人注意。事情發生後，他那住在青森縣鄉下的樸實父母出來道歉，一直淚流滿面，令人鼻酸。』

引述 :『工會組織Gatenkei Rentai負責人Takeshi Koyano表示﹐問題的根源是大型公司怎樣對待臨時工。該組織代表主要在大公司工作的製造業和建築業臨時工。他在該組織召集的一個討論加藤事件的會上表示﹐這些工人所處的境遇給社會埋下了失望和敵意的種子。』

引述 :『我的家族歷史，註定了我生來就會跟樂生院牽扯。我的曾祖父是迴龍當地很有名望的中醫師，少數通曉日文與漢文的仕紳。樂生療養院之所以會選址在迴龍，就是我的曾祖父擔任當地地主的土地仲介，跟日本政府談來的。』

引述 :『老兵許昭榮先生五二○晚上自焚，抗議扁政府並未盡心盡力，為台籍老兵回復名譽與立碑建立公園，同時他也看不到馬英九總統就職演說，願意善意而真誠的面對威權的歷史真相，這些積累的悲憤，以戰死沙場作為他最後的選擇。許老先生選擇了他後半生努力籌建的「無名戰士紀念碑」前，他為數千位犧牲的老戰友，鞠躬盡瘁。 在歷史的陰錯陽差下，許老先生一輩子經歷了三種國籍，日據時期二次大戰擔任日本兵，被派到中國對抗，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又成了國民黨籍的軍人，參與國共內戰。回到台灣，僅是因為閱讀被國民黨認為是相關台獨的刊物，在綠島服刑十年。出獄後，許昭榮輾轉開發台灣草蝦外銷市場，參加南加州台灣人社團聲援施明德「獄中絕食」，訴求政府「釋放政治犯」遊行示威，一夕之間淪為政治難民，流亡海外，不得回國。 廿年前終於偷渡回到他最深愛的台灣土地，心繫著曾經與他同樣戰死沙場的台灣兵，他到北京發起「滯留大陸台籍老兵要回家」連署訴願活動，將戰後散落在中國各地的台籍老兵串連起來，在台灣籌組國軍台籍老兵暨遺族協會將過去曾是日據時期的海軍、陸軍、少年兵、護士團，都召集回來。他的志願，讓當年不知為何而戰的台灣兵，不到廿歲救被徵召到南洋、中國等各地浴火奮戰，孤身死於沙場的上萬個死難戰友，要讓政府看到，體恤這些願意以身軀護衛台灣的同袍，紀念他們。』

引述 :『吳靜如說，全球的移工都在承受「不是她們的錯（貧窮、失業）卻必須接受流動」的苦難。然而，當移工輸出、輸入國兩邊政府共謀時，「移工也有便宜心態，認為流動，可獲得自己想要的，倒楣的被剝削者不一定是我。」 當處在核心問題的三方都保持沉默，移工的問題將無盡循環。吳靜如坦承，要改善移工問題是困難的，「但各種運動長相都要去想！」她強調，移工議題並非是非對錯的選擇題，而是複雜的申論題，「唯有創造足夠空間，讓每個人都願意理解複雜的事實，或許某一天，『移工』都將能被平等對待！」』

引述 :『為了讓移工持續匯款回菲律賓，菲律賓政府發展出名為教育、實則控制的手段；而台灣為了避免大量移工對本勞造成衝擊，也採取了許多措施。其中兩地的共同手段，就是仲介。 國際勞工協會總幹事吳靜如說，當國界流動變得困難時，移工只得尋求「牛頭」（即介紹人、仲介）幫助；而台灣若要申請移工，雇主必須先取得資格與招募許可、找到工人後得等待移工入境、申請聘雇許可、居留證等。「每個步驟都很複雜，對只需要一位家庭看護的雇主而言，當然希望有人能替他處理。」 仲介扮演嚴格的控制者，以勞工輸出國而言，免不了巧立名目向移工收取費用，包括強迫存款、收取保險費、匯款手續費，移工並得簽下許多同意書與契約。』

引述 :『我們要眼睛干什麼？中國的字特別好，‘盲’就是‘亡目’，眼睛死掉了，不是瞎掉，這是兩個概念。‘亡目’是眼睛死掉了。” 』

引述 :『土屋春代，一個五十多歲的日本歐巴桑，背著重達自己一半體重的行李，獨自走在喜馬拉雅山脈泥濘、陡峻的山路上。她不是來登山的遊客，而是來自日本的公平貿易公司創業者。十五年來，她踏遍了半個尼泊爾。 四十歲那年（一九九二年），她和先生創立了日本最早的公平貿易企業「尼泊爾市集」（Nepali Bazaro），把設計和技術帶入四十個喜馬拉雅山下的生產者團體，給兩千個家庭工作機會，讓他們經濟自立，送他們的孩子上學。十一個人的小公司，去年創下營收三億日圓（約合新台幣八千七百萬元），占整個尼泊爾出口到日本總量的六％。 根據日本公平貿易產業龍頭People Tree營業經理三浦豐秋表示，尼泊爾市集已經是日本第三大的公平貿易企業。 』

引述 :『社福團體收到的捐款越來越少，但相對地，弱勢族群對公益團體的需求越來越大。社福界指出，隨著經濟惡化、新貧族增加，從交不出營養午餐費的孩子、街邊的棄兒、到青壯年失業族、無依無靠的低收入老人，這些弱勢者速增加，也讓社福團體受理的求助案大增。 專門協助中小型社福機構統籌募款、分配捐款資源的聯合勸募協會，近年收到的社福申請案就快速增加。聯勸公資部主任胡玉芳分析說，聯勸在全台協助400多個社福團體，分別從事幼、殘、老、病不同的弱勢者補助和服務，但隨著弱勢族群人數成長太快、聯勸今年接獲的申請金額已高達5億5000萬，比去年多7500 萬元。』

引述 :『我能夠體會這種必須閉嘴的場合，尤其是近幾年文化哈日風和政治親日議題喧鬧不已的時刻，我都再三提醒自己閉嘴。我母親的母親，也就是外婆，是日本人的這個事實，忽然間需要重新思考定位。通常在沒弄清楚交談者的政治立場之前，我絕不輕易洩漏這個事實，以免對方難堪。我從小就知道外婆是日本人，她和外祖父抱著小孩從滿洲國的大連逃到臺灣，而母親是中日混血的外省人，可是直到這幾年這事實才轉變成別的某種意涵，我也才明白這逃過難的血緣有許多附加的政治意義。 臺灣的戶籍系統一向以父系認同為標準，我可以不假思索省略母親的系譜，而母親也可以照樣略過她的母親，這一切被刻意忽視之後我們的標籤會更穩固。我們可以很方便地把母親從我們的身分之中流放，讓她們繼續在戶籍系統中躲起來以免災厄。女性的存在和來歷一向都無足輕重，她們的經歷和身分只有從一個父權系統轉到另一個父權系統時才有意義。在目前幾乎有著血緣狂熱的臺灣社會，身分問題全靠血緣和戶籍解決的時刻，我時時告誡自己應該噤默不語，藏匿這兩個至今仍然在我血緣之中輾轉逃難的女人。』

引述 :『高自殺率 等同高犯罪率 　這不是個案。根據兒福聯盟統計，九十三年攜子自殺死亡的兒童是廿七人、去年增加到卅三人；而衛生署統計，從八十八年開始，自殺死亡人數已連續八年是國人死因的第九位。 　前警察大學犯罪防治所所長、吳鳳技術學院保全系主任范國勇雙手一攤，拿出自殺統計說，自殺率與治安當然有關，高自殺率幾乎等同高犯罪率，因為自殺與經濟、就業環環相扣；他直言：「一個安定的社會不會出現如此高的自殺率」。 　「經濟不好就去自殺！」台北大學校長侯崇文也說，犯罪學談的是人類如何回到社會生存，人類努力去找機會、努力賺錢，沒有機會就去犯罪、選擇冒險，而有人就選擇自殺；他以去年自殺死亡達四千四百人的數據說，這簡直已破歷史紀錄。 　侯崇文表示，整個問題主要來自中產階級式微，經濟不好，讓中產階級難以生存，而政府政策都採用補助的方式，有吵就有錢，卻不創造機會，因此很多人就被淘汰了。 　貧富差距 增加階級仇恨 　范國勇也認為，這幾年經濟不景氣，影響就業機會，加上貧富差距拉大，反而增加階級間的仇恨，使得多數人投機心理增加，賭博、色情行業充斥，影響正常工作意願。 　警大教授黃富源更以經濟學中的Gini（基尼係數）指數說明這幾年犯罪、自殺問題都與經濟狀況有關。他說，Gini指數愈大、貧富差距愈大，犯罪數量就愈高，例如財產犯罪的竊盜出現偷竊人孔蓋等，這些都是以往不太可能被竊的東西。 　談到治安情勢，范國勇以警政署公布的全般刑案的犯罪率來看，並把民國八十九年至九十五年，與政黨輪替前七年做比較，明顯發現治安雖然都不好，但政黨輪替後還比以前差，其中以九十四年最為嚴重。他分析，這是因為九十三年總統大選發生三一九槍擊案，集會遊行多，社會一直處在動盪不安。 　他表示，犯罪率與政治穩定同樣具有高度相關性，政局不穩，犯罪率自然攀升，而九十五年雖然出現下降，但與九十二年相比，九十五年還是偏高，與以往相比更是成長，所以治安並沒有變好，反而愈來愈壞。 　侯崇文指出，國內近年來的犯罪趨勢朝向西化，例如，以前吸毒不多，現在愈來愈多，再犯比例和終身犯罪者也是一樣。特別是，與財產有關的暴力案件增加，經濟不好，擄人勒贖，以最快的方式取得錢財；然後是假身分、假帳號的詐欺犯罪增加，就連性侵害案件也增加。他表示，性侵害是心理層面的問題，社會變化太快，變態的也愈多。 』

引述 :『中時媒體集團投入所有人力與資源，以新聞界前所未見的編採規模，每周一接續推出十二篇「台灣希望二○○八」深度報導，踏出具體行動的第一步，與所有人民一起努力追尋台灣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