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薛香川」並不是一個秘書長，而是一個「隱喻」，象徵著政府裡普遍的一種「習癖」，那台灣的未來，可想見的：將是荒謬式的嚴峻。
詹偉雄：如果「薛香川」是一個隱喻…
【聯合報╱詹偉雄】
2009.08.22 03:06 am
詹偉雄
行政院秘書長薛香川主動叩應電視節目，為「父親節晚餐」一事辯解，引起輿論大加撻伐；「是父親節耶」、「當天第一班的高鐵喔」、「拜託！」等生動的修辭（與抑揚頓挫的語調），勢必會在接下來的十幾廿年內，成為人們議論「八八水災」之時，與「小林村滅村」荒原景象相對峙的另一頁集體記憶。
表面上看，「薛香川辯辭」讓人憤怒的原因，是「政府公僕」與「當家人民」之間權力與待遇之嚴重不對稱。照理，高階政務官是一群「以政治作為志業」的願景官僚，他們和一般執行例行勤務、難免消極而不進取的事務官不同，「主動而創造性地介入政務、苦民所苦」，才應該是其「志業」得以感受到榮耀與滿足之所在。但在此事件中，社會發覺薛秘書長非但沒有「志業」，僅以一般事務官的「朝九晚五」時刻表為其工作標準，還認為下了班就有了個人自由，因而「加班」便是一種委屈，這般「無苦無愁」的義正詞嚴，對比著人民主人置身大水與土石流中荒茫無助的險境，難怪引人憤怒。
然而，「薛香川辯辭」讓人聽來彆扭、覺得有一種難以言喻的不愉快，還有另一個因素─對於電視機前聽到這些語言的「聽者」而言，這些語詞讓我們感受到一種「內行人」對「業餘者」訓話的支配感（「你知道一些詳細的數據嗎？」）、「品味者」對「市井人」解釋的鄙夷感（「拜託！」、「岳父喜歡福華的番薯稀飯」）、「高位者」凌駕「下位者」的「自慢」式驕傲感（「當天我自己開車到行政院辦公耶……」）；是這些弦外之音，讓大多數的「聽者」都洗禮到一種深深的屈辱感──原來，舒適者與受難者的際遇不同，並非是政府救災能力問題，而是社會位置的「宿命」所造成的差異。
法國社會學者Pierre Bourdieu曾經以「習癖」（habitus）此一概念，來描述一個人其「社會出身的際遇和成長經驗」，如何地在其一生的「每個關頭」（every moment）成為這個人「感受、品味、行動」的基礎。換句話說，某個人不假意識地做出某個判斷、說出某些言語、形成某樣的思維取向，都是反映著他在成長過程裡，他所處的社會位置賦予他的世界觀的結果。
一九六七年台大農化系畢業，薛香川赴美取得生化營養學博士，接著滯留美國多年，一九八九到九六擔任國科會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局長，應該是他倍感驕傲的歲月，因為這段期間台灣電子業的飛快成長，肯定讓他「自我感覺良好」，隨後的黨政高位來得順理成章，都因他的社會位置（專業科技官僚）恰好對上了台灣經濟轉折。也因此，他會流露出這般過度的自信、深深的自戀（都自己開車去加班了，還不感謝我？）、專業的不屑，其來有自，換句話說，他是「結構性地」無法苦民所苦。
麻煩的是，如果「薛香川」並不是一個秘書長，而是一個「隱喻」，象徵著政府裡普遍的一種「習癖」，那台灣的未來，可想見的：將是荒謬式的嚴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