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薛香川」並不是一個秘書長，而是一個「隱喻」，象徵著政府裡普遍的一種「習癖」，那台灣的未來，可想見的：將是荒謬式的嚴峻。
詹偉雄：如果「薛香川」是一個隱喻… 【聯合報╱詹偉雄】 2009.08.22 03:06 am 詹偉雄 行政院秘書長薛香川主動叩應電視節目，為「父親節晚餐」一事辯解，引起輿論大加撻伐；「是父親節耶」、「當天第一班的高鐵喔」、「拜託！」等生動的修辭（與抑揚頓挫的語調），勢必會在接下來的十幾廿年內，成為人們議論「八八水災」之時，與「小林村滅村」荒原景象相對峙的另一頁集體記憶。 表面上看，「薛香川辯辭」讓人憤怒的原因，是「政府公僕」與「當家人民」之間權力與待遇之嚴重不對稱。照理，高階政務官是一群「以政治作為志業」的願景官僚，他們和一般執行例行勤務、難免消極而不進取的事務官不同，「主動而創造性地介入政務、苦民所苦」，才應該是其「志業」得以感受到榮耀與滿足之所在。但在此事件中，社會發覺薛秘書長非但沒有「志業」，僅以一般事務官的「朝九晚五」時刻表為其工作標準，還認為下了班就有了個人自由，因而「加班」便是一種委屈，這般「無苦無愁」的義正詞嚴，對比著人民主人置身大水與土石流中荒茫無助的險境，難怪引人憤怒。 然而，「薛香川辯辭」讓人聽來彆扭、覺得有一種難以言喻的不愉快，還有另一個因素─對於電視機前聽到這些語言的「聽者」而言，這些語詞讓我們感受到一種「內行人」對「業餘者」訓話的支配感（「你知道一些詳細的數據嗎？」）、「品味者」對「市井人」解釋的鄙夷感（「拜託！」、「岳父喜歡福華的番薯稀飯」）、「高位者」凌駕「下位者」的「自慢」式驕傲感（「當天我自己開車到行政院辦公耶……」）；是這些弦外之音，讓大多數的「聽者」都洗禮到一種深深的屈辱感──原來，舒適者與受難者的際遇不同，並非是政府救災能力問題，而是社會位置的「宿命」所造成的差異。 法國社會學者Pierre Bourdieu曾經以「習癖」（habitus）此一概念，來描述一個人其「社會出身的際遇和成長經驗」，如何地在其一生的「每個關頭」（every moment）成為這個人「感受、品味、行動」的基礎。換句話說，某個人不假意識地做出某個判斷、說出某些言語、形成某樣的思維取向，都是反映著他在成長過程裡，他所處的社會位置賦予他的世界觀的結果。 一九六七年台大農化系畢業，薛香川赴美取得生化營養學博士，接著滯留美國多年，一九八九到九六擔任國科會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局長，應該是他倍感驕傲的歲月，因為這段期間台灣電子業的飛快成長，肯定讓他「自我感覺良好」，隨後的黨政高位來得順理成章，都因他的社會位置（專業科技官僚）恰好對上了台灣經濟轉折。也因此，他會流露出這般過度的自信、深深的自戀（都自己開車去加班了，還不感謝我？）、專業的不屑，其來有自，換句話說，他是「結構性地」無法苦民所苦。 麻煩的是，如果「薛香川」並不是一個秘書長，而是一個「隱喻」，象徵著政府裡普遍的一種「習癖」，那台灣的未來，可想見的：將是荒謬式的嚴峻。
｢編譯剪貼部落客｣是什麼東西？就是一些文章不是自己寫的部落客，靠外來的文章幫部落格吵人氣，藉此賺取網路廣告收入或商業利益，讓我簡單的從技術低等的到技術高等的部落客運作模示簡單的介紹給大家：
這群文化流氓的共同特徵在於寫出一堆華麗空洞的道德文章。不正視結構性的問題、而是描繪一種大同世界的理想氣氛，將所有社會問題簡化到個人的道德修養與善意上。
這世上能讓我們驚嘆的東西是越來越少了，能讓我們驚嘆的書則更少。當真的有這麼一本書放在我的面前，那種久違了的感覺實在是難以言表。如果我再告訴你這部令我震撼驚嘆的書是一部通俗暢銷作品，一部科幻小說，你能相信嗎？
身為消費民眾應該要在適當的時間支持對這類廠商的嚴懲，但是對於會主動招開記者會傲慢狡辯的高獲利廠商，衛生署的開罰、衛生局的檢驗與公告應該是無關痛癢，因為這種廠商壓根不覺得自己的行為是一種錯誤的行為，而在狡辯與驗出含三聚氰胺的交互驗證之下，雀巢與克寧的記者會同時也是告訴消費者另外一個說不出口的事實：「雀巢與克寧是無法保障消費飲食不受任何人工添加或製程污染的品牌。」當食品來源有人工添加違禁成分的時候，他們希望能夠繼續賣，或是當食品來源遭到製程汙染的時候，他們還是希望能夠繼續賣。
政府並未追蹤三鹿奶粉是否可能走私售於市面上，反而過度反應，禁止任何中國乳製品進口，並將所有相關產品下架，這算是什麼解決之道？根本是雙重打擊，不僅歧視合法中國製造商與乳製品出口商，更傷害菲律賓貧民，因為他們無力負擔跨國企業在國內販售的高價乳製品。
葉金川昨晚卻在《2100全民開講》節目指稱是：「無知的政客惡意操作」，企圖卸責；他又呼籲大眾：「不要相信無知的政客，要相信專家。」，並再度強調：「要求下架並沒要求銷毀，結果要等邀請國際專家來，訂出標準後再決定。」，再度呼應台灣雀巢公司「與國際接軌」的要求，無異是預告大家：「標準還會再變！」。 雀巢總公司稍晚也提出強烈的抗議「雀巢公司無法理解台灣衛生當局為何要求這些產品暫時下架，台灣衛生署自己都承認這些產品符合國際認可的安全標準。」，並進一步要求「取消陸製奶粉禁售令」(http://tw.money.yahoo.com/news_article/adbf/d_a_081002_1_15uxn)，顯示先前馬政府用2.5 ppm的標準承諾廠商，現在連廠商也不再相信。
全球金融風暴愈演愈烈，你以為你不投資、存款放銀行就等於沒有參與這場金錢遊戲嗎？那你就錯了，你至今每個月都還在繳一筆錢，丟入金融賭場這個無底洞中。
很難相信，有這麼樣『笨』的一個企業，自己主動公布自己的飲料遭受污染，並且無條件的回收受污染產品。這跟這十幾天下來政府官僚跟進口商唯恐避之不及與互推皮球的態度，真有天壤之別。
從而—無論在網路或其他公共媒體上—使用新創語言的年輕人始終應該明白的是：就在他們的身後，更年輕的孩子們也正在醞釀著令他們無法逆料的語言，換言之：全新的流行語正準備著要趁前一代無從防範之際驅逐他們。 火星文一點兒也不可怕，它們只是會被下一代的火星文驅逐而已。至於長者，請容我不客氣地說：無論長者可敬與否，憂心都不利於餘年，而長者若有可觀可仿可摹寫之文字流傳，也不至於因為年輕人太「鍅」而磨滅。
台灣的稅率確實比香港和新加坡高，但卻還低於南韓，但在經濟成長率的表現上，台灣卻沒輸給其他國家，而南韓的稅率是亞洲四小龍中最高的，經濟成長率卻還處於高點，反而是稅率最低的香港，經濟成長率是四小龍中的最後一名。
從杜絕企業賄賂的角度來說，要求企業揭露政治獻金與政策遊說行動，使得企業政治獻金與企業政策遊說變成是透明的，是可稽核的，可監督的，是一個重要的制度機制。簡單說，我們應該把陽光照射向企業部門，從源頭減少政治獻金與政策調整對價交易的可能。
很明白的，這些過去兩年「挺扁保台」路線的推動者，乃是「假本土之名而貪腐」的政治行為的實質「共犯」。這些人，在阿扁再三道歉、認錯的此刻，是不是，在記者會上該說的，是對民進黨的支持者的歉意？是自己毀害人民對本土價值信心的政治責任？
企業是否可以跟其利害相關者對話，是個 決定企業的 CSR 政策是消極被動還是積極進取的關鍵環節，也是決定一個公司是否能成為現代企業公民的基本門檻。
儘管台灣已經歷二次政黨輪替，但是必須承認的是，台灣實在還沒有建立正常的政黨政治意識，政黨輪替後的繼任者往往被另一個政黨的政治人物、支持者認為是「終結者」，因此雙方常常懷有複雜不平的情緒； ...... 許多總統家族的人事物將不只是會被放在放大鏡下檢視，不可諱言，甚至受到有色眼鏡的檢驗也在所難免，這種情緒對相關政治人物以及他們的家人或許未必公平，但這就是當前的政治現實，如果周美青繼續任職，會「身不由己」地增加多少不必要的政治波瀾，實在不難想像；
兩位民進黨立委指責上任第二天的馬英九總統，接見外賓時不該說英文，更不應該當面拆閱甘比亞副總統遞交給他的信函，恐怕找不到根據。 依照外交慣例，只有一種信件，收受的元首是從來不拆，那就是大使的離任與到任國書。
理性之所以值得推崇，則源於一切理性都發基於情感－對人的關懷，因為有關懷才需要介定一套普世概念使其盡善盡美。然而怕的是，在缺乏辯證及潮湧而來的迷思下，這微小而基本的概念就要被抹殺了。 張愛玲說：「多數的年輕人愛中國而不知道他們所愛的究竟是一些什麼東西。無條件的愛是可欽佩的─唯一的危險就是：遲早理想要撞著了現實。」如果同理心消失了，撞著現實的中國人，你們將何去何從？
統計指出，總統大選中男性有投票權的人數八百六十七萬四百八十人，去投票的六百五十萬四千五百七十五人，投票率百分之七十五點零二；女性八百六十五萬一千一百四十二人有投票權，去投票的人數六百七十一萬七千二百七十六人，投票率百分之七十七點六五，女性投票率比男性高兩個百分點。此次總統大選，出現罕見的婦女投票率、投票人數均高於男性的現象。 中山大學教授廖達琪表示，這個結果與其說是準總統馬英九個人魅力，不如說婦女選民更在乎道德與價值的重建。
Walter Lippman在《Public Opinion》裡指出了大眾傳播媒介對於人們形成公共事務認知及瞭解外在世界的重要性；由於外在世界過於複雜，以致一般民眾無法僅依靠單薄的個人經驗來理解，而必須仰賴大眾傳播媒介來吸收資訊，塑造個人「腦海中的圖像」（the pictures in our head）。台灣人，你能想像自己的國際視野只剩下王建民以及手上的那幾個境外基金嗎？ 當媒體都偏食了，我們就不能自願得到厭食症。I’m not there, but I have to care there.
今天不理智的民族主義地雷，皆拜中國愚民教育所賜。香港作家陶傑曾說過，中國的教育是在為未來埋地雷。這話與袁偉時先生所說的「狠奶教育」，只是對同一事實的兩種表述而已。由於我們是把愛國家、愛政府、愛黨一鍋燴的愚民教育，所以一旦看到西方對共產黨極權的批評，官方便用其愚民教育，說這是在批評中國，這是在反華辱華，一些接受這樣受害教育的人，便起來為虛幻的憤怒而戰鬥。我的意思是，國外許多對中國的批評，都只是批評官方批評中共極權，並非對這個國家的人民和文化，有什麼偏見而已，作為一個普通人，要分清這一點，不被官方的宣傳所左右。可惜的是，中國那些對自己糟糕的生存並狀態不憤怒，卻有一股子無名的愛國之火的人們，有多少人能分清這一點呢？官方正好利用這一切，來為其統治合法性並實現其統治小集團的利益最大化。
我能理解，一開始用有沒有愛這種說法，就是為了避開『因為對方式正妹，所以我覺得讚。』這種彷彿自己是色狼的尷尬的情況。但目前看來，反而讓狀況更加悽慘，正妹依然是正妹，大家還是說讚！不夠漂亮的，現在除了比較少人讚賞之外，還要背負著『沒有愛』的罪名，悽慘之至。
畢竟，在理想情境中，謝蘇乃至於一般選民對於【台灣青年逆轉本部】的期待也不會只是讓綠營支持者在剩下這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知道這城市中最近多了一個可以互相取暖的空間，從對政治冷漠到開始凝聚公民意識、期許自己親身參與的團結力量能夠真正為這社會帶來什麼樣積極正面的改變，從『唉呀反正選藍投綠都一樣爛啦』的心態漸漸發展出有能力獨立思考，歸納出什麼樣的政策才是自己最需要的牛肉、什麼樣的候選人才更符合自己的期待，這轉化過程才是我們對【台灣青年逆轉本部】的真正期待吧。
「失竊的世代（The Stolen Generations）」指的是澳洲在1869年到1969年之間，白人政府在優生學的政策下，強行將澳洲原住民家中的小孩子帶走，安置在孤兒院或其他寄養機構中。幾乎所有的原住民家庭都有受到影響，只是確切的數目字在澳洲政壇仍然頗具爭議性。有人說有十分之一的孩子被帶走，也有人說高達三分之一。 道歉無法帶來實質的補償——但是對受害者來，要求承認和同理他曾經經歷的苦難，是最基本的權利（請記住，很多「歷史事件」中的受害者都還活著）。對整個國家而言，也提供一個機會讓大家思考過去的錯誤，並且真誠地將情緒表達出來。
澳洲人的Sorry Day, 聽起來好似台灣的228, 不過這裡原住民所受的罪我想要比早期的台灣人要淒慘的多，之前的自由黨一直拒絕道歉，連澳洲白人自己都看不過去，Sorry Day設立的爭議由來已久，到陸克文上任時終於拍板確定。昨天的演說之前， 墨爾本代理州長豪魯斯（Rob Hulls）說，很多年前，各州和地區都對原住民進行道歉，聯邦這次的行動令和地方政府的差異消失。終於有人讓我覺得澳洲人是有點謙沖品德還有點智慧的。
王世堅則對自己的選情信心滿滿，揚言如果國民黨在北市「八仙過海」，他就去跳海。
我一直認為，如果用上『隨便』『都行』『你決定就好』這幾個字眼，就是意味著『我無所謂，所以你要怎麼做都可以』，因此當我決定『放棄自己的意見後』，後果如何我都不會抱怨，因為這是我自己決定放棄的，我沒資格對結果發言。
李明博當選南韓總統，台灣的藍綠陣營紛紛表態自況，往自己臉上貼金，幼稚之舉，讓人看了實在好笑。幾十年來，韓國人從來沒有把台灣與台灣人放在眼裡，曾幾何時韓國卻成為台灣人競相「膜拜」的對象，台灣人如此不長進，只會讓韓國人更看不起了。
這是我用GOOGLE查詢『自由廣場』的結果。 感覺民進黨幫自己的黨報『自由時報』做了一次超大的置入性行銷。。。。不過這次不討論這個，本文單就美感來討論。 這邊有圖：自由廣場，大家可以比對我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