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國博覽會

漢生病（即俗稱之痲瘋病），由於早期不當之隔離政策及宣傳，使社會大眾誤認漢生病為一種極其恐怖且不能在社會上生活的疾病，而造成社會對漢生病友產生莫須有的歧視與偏見，以致漢生病友於有形隔離措施撤除之後，仍受到無形隔離思維之禁錮，遭遇人格抹殺侵害，喪失人生發展之可能性。 為回覆漢生病友之人權，特舉辦研討會，邀請與我國有共同經驗之日、韓兩國實際從事漢生病人權回覆運動之律師前來交換經驗，並建立國際連帶關係，共同為回覆漢生病有之人權一起努力，同時邀請長期為漢生病友記錄奮鬥史之日本攝影家八重樫信之先生舉辦攝影展。

从巴别塔事件结束之后，圣经转进到从差异的主题为开始，上帝自己从中心走向边缘，从此，亚伯拉罕及其后裔，与其说“成为大国”，不如说是“生存在大国之间”的“弱者”。“上帝选民”的存在及其命运成了一种差异，一种不断在总体性、同一性之权力底下挣扎的民族，“为一本书而活”的悖论抵制了“世界”对他的殖民和同化。犹太民族的历史说明了上帝的命运，“犹太人代表了某种我们不想与不能够理解的东西”［39］，同时也说明了一件事：上帝通过他的选民见证了以他者之名即“差异”。

台灣的無消費日活動雖然進行了六年，但是在巨大的消費浪潮中，聲音很快地就被淹沒。我想，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因為台灣的消費型態跟北美不同，而讓這個活動無法引起共鳴。台灣的商品促銷日分為兩個檔期，第一是母親節前的百貨公司促銷活動，在五月前後。第二波則是每個百貨公司的週年慶，大約在十月前後。在感恩節後一天舉辦的「無消費日」，對於大多數的台灣民眾似乎很難「體會」其原初的意義。

Nike那些放在商業媒體的操縱上來看非常浮淺的slogan或者視覺的impacts，為甚麼會被那些社運人士拿來當成槓桿來牽制Nike自己？因為那暗示一種倫理的聲音，也是在一雙運動鞋的買賣中被放在背景承諾的東西；我再講極端一點，它在全球商品鍊上的流民、移工、消費者之間都是可理解的。我一點都不懷疑一個長久居住在廣西鄉下的年輕人會因為看了Nike「Just to It」的廣告影片而下定決心靠兩條腿走向南方尋找機會。那是「虛假意識」？是「論述/實踐」的效果？我不那麼認為，「希望」跟「利益」一樣都是一種真實地存在於社會中的東西。

法朗士問:收聽新聞廣播，會不會為你帶來困擾呢?我的意思是，你會不會因為從新聞廣播中聽到那麼多不幸事故，自己卻幫不上忙，從而感到有道德上的罪惡感呢? 當代隱士拉克斯回答:我不認為我們總是無能為力的。打個比方說，如果有個人正在致力於發明盤尼西林，那麼，即使全世界的城市都傾圮，他仍然應該專心致志，繼續他的研究。因為這個世界會需要他的發明的。我不認為每一次我們得知那裡發生令人髮指的事情，就應該拿著一把槍往門外衝。我想，正因為這個世界有破壞和混亂，所以人們更會需要盤尼西林......(390)

中國信託金控利益輸送的案子裡面，也許大家最想不透的，為什麼辜家或 Red Fire 不自己出資購買兆豐金控股票或者連結兆豐金控股票的結構債券？ 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我們有證券交易法一百五十七條之一內線交易罪，禁止相關人在消息公布前買賣有價證券。 第二，錢。沒錯，就是錢。

明明中信金全體股東可獲利兩千七百萬美金（十億元新台幣），卻把獲利往外送，送給辜家關係人，這是典型的「Principal-Agent Problem」，叫做「涉嫌背信」。

1974年，Stanley Milgram說：「有不少人會去做被告知要做的事，不管那是什麼事，而且他們的良知也不會設限，只要他們覺得這個命令是來自合法的權威者……。這就是我們研究中最基本的課題：平凡的人，只是做他們的工作，而且沒有任何的惡意，就可以成為可怕毀滅過程中的執行者。」

從法律觀點來看，奇拿的確是殺人狂魔，群眾表面上不贊同他的處刑手法，但私底下卻為奇拿存在而慶幸，但當罪犯死得越多，贊同奇拿的聲音就越響。正邪層面漸漸逆轉，奇拿的支持者由少數變成多數，從暗裡讚賞變成公開歌頌，一些國家甚至把「反奇拿」列作罪行，世界開始走向以殺手為法律的黑暗時代。

今天又看到Schee的網摘中有這樣一則報導：「調查顯示各大報六月七月烏龍新聞達十五則」。這樣看來，拒看中時似乎不能夠改變烏龍新聞的頻繁出現。就算報紙沒有問題，電視新聞還是一樣。新聞媒體何其多，不看中時有用嗎？ 另一方面，如果多數人都這樣做，似乎更容易讓中時找到藉口去裁減員工。而媒體亂象的源頭往往不是記者個人，而是報社高層。這樣來說，拒看中時最後的結果很有可能是多數的員工受害（中時董事長還有中天中視跟中廣啊）。

與其說這場論辯的起因是關於兩造雙方對「轉型正義」的實質內容上有所爭議，倒不如說是對「正義」的理解有不同的想像，而這樣的想像來自於不同歷史取向的研究與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