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轟動全國的洪洞虐工事件﹐只不過是冰山一角﹐還有一千多個生命正在遭遇危難……救救我們的孩子吧﹗”6月20日﹐曾在網絡發布求助信的400多位尋子父親再次聯名發出呼吁信﹐表示黑磚窯不僅僅就洪洞縣一處﹐而是在山西臨汾﹑運城﹑晉城等三個地級市及所屬縣（市）普遍存在﹐那些地方﹐還有許多孩子未能找到或可能被轉移﹐他們呼吁擴大查找范圍﹐發動全國聯動尋親。
曾讀過一篇芬蘭歐洲國會議員所寫的文章，內容正是「工作與家庭之間的兩難」，他與妻子兩人同處於匆忙的工作節奏裡，僅管兩人輪流彈性調整工時，接送照顧小孩，他仍不禁感嘆，一個人根本不可能同時扮演好所有的角色，最好的調適之一，就是不要求自己每一樣都很完美，他還有個有趣又值得深思的論調：「其實有能力帶好小孩的雙親，絕對在職場上很有效率，這兩件事需要的耐心與溝通周旋技巧，非常相似！」 工作與家庭兼顧，哪怕是在芬蘭的福利制度下，也仍有其挑戰存在
筆者任職公職大半輩子，歷經多年業務委外的親身經驗，現實的經驗告訴我，除非公部門祭出「一針見血」之對策，即「明訂最低薪資於合約內並列為驗收付款的履約項目」，否則委外員工遭剝削的情形恐將會繼續發生，甚至會更為嚴重。
過去數年，最低工資立法與否，持續在香港成為各方關注的重大議題，去年民間團體一度集結勢力，舉辦遊行，給予特區政府壓力，但最後在工聯會「含淚背叛」後，暫告失敗。港府以「工資保障運動」的名義，鼓勵僱主與清潔工和保安員，訂立書面僱傭合約，給付不低於市場平均工資水準的薪金，期限一年，再視情況決定立法與否。
到底是誰的「少子、老齡」問題？看似一個攸關全民福祉的議題，但到底誰才會覺得是個問題？假如是因為所得稅可能調高而來的焦慮，那麼這會是誰的焦慮？政府很焦慮，是因為牽涉到稅收的問題；企業界與勞工可能都很焦慮，因為可能調高稅率；經濟學者很焦慮，因為資源永遠不足。但假如台灣全體稅率祇要提高三％∣九％，那麼這是一個值得焦慮的問題嗎？假如所得稅是累進的，假如政府提高企業的營利事業所得稅、假如取消了一堆投資減免優惠方案，看來最該憂慮的是企業界了。
Nike那些放在商業媒體的操縱上來看非常浮淺的slogan或者視覺的impacts，為甚麼會被那些社運人士拿來當成槓桿來牽制Nike自己？因為那暗示一種倫理的聲音，也是在一雙運動鞋的買賣中被放在背景承諾的東西；我再講極端一點，它在全球商品鍊上的流民、移工、消費者之間都是可理解的。我一點都不懷疑一個長久居住在廣西鄉下的年輕人會因為看了Nike「Just to It」的廣告影片而下定決心靠兩條腿走向南方尋找機會。那是「虛假意識」？是「論述/實踐」的效果？我不那麼認為，「希望」跟「利益」一樣都是一種真實地存在於社會中的東西。
為什麼對於「塗鴉藝術」你有兩套標準？你如何定義何為歷史、何為破壞？為什麼同樣的牆面塗鴉行為，過去的是藝術，現在的是犯罪？台灣的塗鴉文化仍在萌芽階段，而部分的台灣塗鴉創作者，仍舊堅信塗鴉為一種普羅階級的表述工具，並嘗試以相對激進的藝術態度進行塗鴉創作。這是一個將塗鴉的草根性與民眾性「在地化」的精神建構過程，而很顯然的華山這個「藝術園區」除了將塗鴉當作賣點，並不了解塗鴉的反叛、草根精神，甚至以法律之名，打壓這些在台灣落實塗鴉精神在地實踐的藝術創作者。
就中國當局而言,中國吸引外資投資中國,讓中國站起來,富起來的階段性目標已經達成,接下來是分配正義的內政穩定問題,因此這種賦予工會(其實是另一個黨機構)更大的權利,來技術性地控制壓抑外資企業雇主的權利,這對於中國這個集權國家而言,絕對是勢在必行的政治手段.這可以從不久前,在台灣強悍如虎的郭台銘,在中國也要如法砲製台灣經驗,控告記者,結果最後碰到中國集權領導的政治鐵板,各種查稅,要求工廠組工會等等"行政"手段紛紛出籠之後,也只能從老虎變成家貓.
以保守道德觀來遮掩經濟剝削的企業文化/政治論述終究是虛妄的。許多反對沃爾瑪進駐的社區人士是支持共和黨的。更明顯的例子是沃爾瑪正面臨一樁美國有史以來控告私人企業就業環境歧視的最大訴訟：六個女性員工代表了從1998年曾經或仍然在沃爾瑪工作過的上百萬女性控訴沃爾瑪性別歧視。但這六個原告的女性中大部分是基督教基本教義派，是保守的共和黨支持者。他們原本相信沃爾瑪是道德的、具有基督教精神的企業，只要他們辛勤工作就會有回報。但是，他們最終發現他們被背叛了。 2000年與2004年的兩場總統選舉都失敗後，民主黨還在尋找他們的路線。有人認為應該跟共和黨搶奪選票，更強調傳統價值與國家安全，有人則認為應該更強調經濟民粹主義、強調勞工和弱勢權益。對兩這個選項來說，沒有比沃爾瑪更具象徵意義的。
“富士康的麻煩還在後面。”說到近期富士康起訴媒體記者的事情，某國際大廠的老總如此評價，“如果富士康在內地做品牌，它們一定不會這樣對待媒體。這樣的行徑顯然不利於他們打品牌。但盡管如此，此次事件依然會對富士康的代工業務有著不小的影響。”
嚴格說來，如果該案就此了結，那麼我國法律和政府公信力也很受傷。在案件爭議過程中就有人明確提出，爭議不能遮蔽探求真相。因為該案不僅涉及新聞監督重大問題，而且還涉及外資企業員工生存狀況問題。富士康至今尚未建立工會組織，員工缺乏法定的維權組織和方式，而在媒體報道後政府主管部門也未及時介入調查事實真相，這讓人對富士康員工的生存狀況不太放心，進而對執法公信力和法律權威性產生強烈質疑。而訴訟由天價變為1元進而撤銷，一切都在短短的幾天之內，給公眾的印象是法律被資本給耍了。
我看了第一财经的报道后，第一感觉就是这是一篇问题报道。双方采访是新闻学子进入媒体之后的第一课，但是在这篇报道中，对基本事实没有核实和验证，完全是篇毛坯稿。我以为富士康肯定存在着压榨劳工的情况，苹果的报告也验证了这一点，但是第一财经的报道并不能提供相关的证据，跟没有清晰、严谨的调查报道的惯常路径、逻辑链和证据链的支撑。而关于富士康天价索赔的相关报道，时至今日，除了南方都市报的这篇报道，大多是一面之词，拿不出证据，仅凭三两专家的口水就发出报道。
富士康案可以放到中國勞工的生存狀況的背景下去看，也可以從如何選擇性的利用外資的背景下看，還可以從新聞自由、企業社會責任、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諧社會、創新型國家等多個牽涉到宏大而現實的課題中去解剖，可以說做為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的一個特殊產物，富士康身上凝聚了很多中國在特殊時代的特殊標志，完全有可能以富士康為起點，使得相互牽掣的眾多大課題找到一個啟動點，從而成為推動歷史進步的標志性事件。
“鴻海是一家習慣默默無聞的企業，起訴媒體和記者并沒有出風頭的意思。鴻海是一家很重視名譽的企業，我們這群拿榔頭的，比不過拿筆杆的，當我們站在那里赤裸裸被傷害的時候，我們沒有別的辦法只能相信司法的公正，借用司法的手段來解決問題。這幾天事態的發展你也看到了，雖然鴻海是一家龐大的企業，但是在媒體面前是多麼的渺小。”丁祁安感到很委屈，“管理十幾萬工人，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們了解我們做的還不夠好，也許有一些偏差，但是我們正在努力去做的更好。”
民進黨從來就不是一個社會民主黨或綠黨，硬要賣鞋的進廚房煮大餐自是侈言。不過，如果回顧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我們會比較容易理解民間社會的失望所在。正如七一五宣言記者會中吳介民教授所指出的：「追求政治自由、社會經濟平等、尊重本土歷史文化，是社會大眾幾十年來支持民主運動的初衷」，人民對於社會經濟面「轉型正義」的期待並不下於政治以及族群面向，相信這也是當初民進黨黨綱會出現一堆「維護生態」、「社會安全」、「勞工保護」字眼的原因。但是回顧民進黨的發展歷程，對於社會正義的主張向來是置於選舉動員的戰略下來思考的，從早期的老人年金、東方瑞士國到福利國，皆是如此。日久下來，眼見國民黨在這方面並沒有競爭性，民進黨上台之後又何必拿著石頭砸自己的腳呢？
《第一财经日报》在今年 6月15日时曾以“富士康员工：机器罚你站12小时”为标题，报道了富士康员工超时加班的状况。据信，这篇报道采用了 6月12日英国《周日邮报》指控负责生产iPod的中国富士康深圳龙华工厂压榨劳工血汗的报道，而来自英国的这篇报道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反响。 今年8月17日，苹果公司在派小组到中国实地考察后发布新闻，指出英国《周日邮报》的报道与事实不符，但也同时承认龙华工厂的确有员工超过工时上限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