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克雞與蛋和熱狗的效果一樣，認真想想每天都在吃這些噁心蠕動的東西，就笑不出來了 Orz... 豹衣也是一絕，好奇又懼怕的興奮感轉瞬啞然。猴子讓我趕快看看摸摸自己，還沒還原退化吧（苦笑）
于是，1957便成了林昭命定的劫数，那种较真和敢于承担的性格决定了林昭在1955 年会成为胡风分子，在1979 年会成为魏京生，在1989年会成为王维林、蒋捷连……1957年并不遥远。林昭在狱中曾用血书写到：“每当想起那惨烈的1957年，我就会痛彻心腹不由自主地痉挛起来。真的，甚至听到、看到、提到那个年份都会使我条件反射似地感到剧痛，这是一个染满中国知识界和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悲凉的年份。”
內有「尋找林昭的靈魂」紀錄片載點。
我国政府把达赖喇嘛当成寻求分裂的国家的敌人，大多数汉人也对达赖喇嘛的非暴力和支持奥运的观点持怀疑态度，而达赖喇嘛却得到了大部分西方国家的赞誉和认同。到底是整个西方世界被达赖喇嘛蒙蔽了，还是我们因为信息被扭曲而构筑了盲目的仇恨？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作为一个支持奥运会和反对藏独的爱国学生，更作为立志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分子，我都不希望看到汉藏两族的同胞们仅仅因为缺乏必要的沟通而相敌视。带着一些疑问和建议，我于4月24日中午在科盖特大学的一所私人住宅内见到了达赖喇嘛。
《神聖與恐懼》的導演從高中時代就自組社區地下電台，相反於多數媒體行動者或是紀錄片導演呈現出的基進思想，他始終以非常女性主義的方式呈現時代精神(Zeitgeist)，以及另一種和平形式的理想主義。作為一個致力於改變世界的年輕導演，他寫書、拍片、建立獨立媒體平台。曾經與土耳其苦行僧一起旅行，在加薩走廊躲避子彈，與達賴喇嘛一起在印度迎接千禧年，和泰國農民一起反水庫，和非洲、南美的原住民以及加拿大的龐克一起跳舞，參加匈牙利的極光瑞舞派對，和阿富汗地下女性組織在塔利班政府時代一起抗爭，和齊柏林飛船一起住在破舊旅館，和查巴達民族解放軍的馬訶士一起進入墨西哥城，和核暴受難者一起在廣島祈禱，和西伯利亞的黃教僧侶、越南佛教僧侶或是哥倫比亞的動保人士一起共進晚餐。繞行世界多次的獨立拍攝經驗呈現出一種更為平等主義的政治與藝術視野，也為媒體行動主義以及目前的西藏問題提出另一種方向。
專訪戰爭紀錄片《神聖與恐懼》導演Velcrow Ripper，從另一種媒體運動者的角度來看西藏問題。
最近和同事朋友談起蔓延整個藏區的抗議時 我經常想起在村莊裡的那些日子聽到的話 來自一些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藏人 什麼獨立什麼自治對他們來說都太深奧 他們看到的只是縣上林務局將一車車的木材運到漢地 然後他們自己想要修房子還得登記 等待木頭批下來的日子遙遙無期 他們看到漢人在縣上要興建大型屠宰場 而這些藏人有時連吃水果都怕吃到蟲子 採礦者在自己的神山上開礦 藏藥的來源越來越少 大家期待好久的一年一度的神山節兼賽馬會 因為碰上共產黨建黨N週年 硬生生被要求延期 一個六年級的小女生跟我說她最討厭上藏文課 問她為什麼 她說學藏文又沒有用 諸如此類的話太多太多
內有友人在西藏的田野經驗與感觸，僅供參考。
電視上說，這似乎是近年來最大的暴動，在大選的敏感期，隨著一中市場的爭辯，在沒有任何一手消息的狀態之下，台灣的媒體幾乎是一面倒地引述或是延用CNN等西方媒體觀點，再次把中國說成是野蠻鎖國、血腥鎮壓藏族的壞人；但從張莉描述的慌亂與驚愕中聽來，似乎更像是拉薩版的洛城暴動。 長久以來，漢藏之間有著太多太久的矛盾了，就跟早期原住民與平地人的那種情結一樣，而西藏這塊太有話題的土地，被外資等有心人士介入操弄的仇恨再次被作用，這次的爆發，早在十號，當地很多藏人就都知道會出事了，然後前天，有人去鼓動當地很多十多歲的藏族青少年，說漢人殺人（但根本沒有證據也沒有備案），所以超過千個左右的藏族青少年跑上街頭，跑到大昭寺附近，殺了很多漢人，漢人開的店都被砸，連漢人開的出租車，師傅都只能棄車而逃，跑得慢的被打死打傷，跑得快的，車子留在街上，就被焚被砸。 張莉有一個二十八歲的女生朋友，在街區最熱鬧的地方，本來開了家小食店，事發後桌椅都被拿到街上燒了，而那女孩，周末都會去當地最有名（但也是有著最多黑暗內幕）的彩泉福利學校當義工，默默協助照顧被虐藏族孩子的女孩，暴動開始以後只能躲在家裡，張莉說，跟那女孩通電話時，那女孩還平靜地說，「沒事，我家還有可以吃半個月的糌粑。不過是考驗的時刻到了。」 台灣電視螢幕上的主播一臉嚴肅（甚至有點哀戚地）說什麼武力鎮壓，而拉薩那兒，被困得留在家裡的漢人，如那女孩，卻看見有武警被一堆血氣方剛的藏族孩子，打得眼珠子都爆出來了；昨天一堆漢人躲困在家裡，還沒人救，武警低調地一家家偷偷慢慢找，帶出來，連警車都不敢用。
不同於媒體的歐美觀點，也可以說，一向大家都把中國形象妖魔化得太嚴重，特別（下）碧玉那段，我十分贊同……中國的確有許多需要改革的地方，但是如何改、怎樣達到目的的手段，實在需要更多智慧來解決；而且更深地去瞭解中國整體的國情與共產黨，也是很重要的。當然，眼前還是希望喇嘛們平安，無辜的老百姓們無論漢藏也是……
充滿血淚的數據整理……
當務之急，是妥善處理澎湖漁民的濟助和防杜魚屍的二次污染。我們也希望，政府 相關機關能夠勻撥經費，進行漁業衝擊、資源培育、氣候變遷、預警措施和人工設施減量 的長期或整合性研究，以追求澎湖海洋永續的發展對策。另外，在海洋保育的觀念、文化 和教育上，也有必要繼續強化。 尤其，澎湖有九十個大小不同的島礁灘洲，有人居住島嶼不到二十個，卻有近七十 個漁港，一個村子居然可以搞個兩三個漁港，沿岸的堤防、消波塊更不計其數；這些過度 的人工設施過去雖有其裡歷史背景，但時過境遷，恐已失去功能。
照片與文字。
關於這次三鶯部落的報導攝影討論，請搭配關曉榮的訪談服用。
我於是想，「客觀」也因觀察者的觀察、體驗的深淺而改變它的面貌。人文攝影重大的特點在於攝影家有自己以人為關懷的中心的價值觀去看人，看生活，如果產生「偏見」，那「偏見」決不比其他「心象攝影」或「新彩色」攝影為大。這回我在八尺門工作，對住在 那兒的山地朋友面臨的困境和在困境中凝結而生的力量和悲哀，有前未曾有的感受。這感 受使我沮喪、悲傷。我與他們有了福樂相共約體己的情感。這會不會影響我離開一個「客 觀」、「冷靜」、「公正」的立場呢？我問過我自己。我的答案是，這苦樂相共之情，是 做為漢人的我。做為一個人文攝影工作者的我的一種解放，一種拯救。這是健康的。我喜 歡。我工作的意義。在於我關心人。我相信，特別經由八尺門，報導攝影有它無可遁逃的 社會責任。草木風土都可以拍。有沒有拍出草木風土與人的關係，照片呈現的就不會一樣 。
在黑膠唱片時代，他們自資以卡式帶形式發表其作品，粗糙的音質，還有只作黑白印刷的 卡式帶封面與冊子(當時黑鳥的卡式帶專輯除了《東方紅》之外，全都附上一本書冊，刊 有歌曲的文案與歌詞，中英對照。)，以及他們探討與批判社會政治的歌曲題材，甚至在 卡式帶上聲明「請把此作品翻錄給不能負擔的朋友」、「版權公開‧歡迎翻版」，感覺的 確很「地下」，一切盡是對80年代流行音樂工業作背道而馳。 要是你在那個年代接觸過黑鳥的作品，你都會好清楚Underground / Independent態度是 甚麼的一回事。
但是，從這樣的反應裡，他同時也感受到一種危機。對他來講，現在的年輕人受到資本主義文化的影響太大了，這對搖滾文化來說是一個最大的傷害；過去6、70年代，有許多中立的發行管道﹐任何音樂人或樂團都有發聲的自由、權利、空間與傳播機會；受到歡迎，就有可能大紅大紫，沒什麼人聽，也沒關係：整個搖滾文化的氛圍，還是會鼓勵人們自主而自在地用他們自己想要的方式----不管是傳統的或前衛的、精緻的或粗製濫造的，去表達他們的想法與情感。但是演變至今，現在的文化工業，一一既壓制又收編地馴服了各種「另類」的管道與聲音，這過程中逐漸篩選出一些制式的、典範式的美感標準。過去任意發聲的可能性消失了，而籠罩在當代無遠彿屆之文化工業底下的年輕人，不但因此越來越缺乏真正的、對另外一種聲音的體驗與欣賞能力，反而用文化工業所炮製出來的美感標準----即便它是「另類的」----來要求黑鳥，甚且認為他們不尊重聽眾（的美感經驗）。對於這種徹底被邊緣化的感覺，郭達年說：「感到壓力很大。」
關於香港黑鳥樂團。
紐約時報報導，北京的政治專家表示，中共在公開呼籲緬甸各派和解的同時，也為緬甸發生民眾抗議導致軍政府垮台的局面做了準備。中共雖為緬甸最重要貿易夥伴、投資者和戰略盟友，卻與泰國等東南亞國家的緬甸反對派組織保持非官方接觸，並允許緬甸反對派在雲南的瑞麗保有非官方辦事處。 中共現在對緬甸問題面臨兩難，一方面想力圖避免緬甸軍政府暴力鎮壓反對派事態繼續擴大，而使中方自己的名譽受損，尤其是在即將舉辦2008年奧運之際；另一方面又不願軍政府垮台、親西方的翁山蘇姬上台。 專家認為，北京與緬甸反對派保持非正式關係，並在最近呼籲緬甸各派和平協商解決分歧，說明北京懷疑軍政府能否存活。泰國的政治專家林特納說：「反對派領袖翁山蘇姬一旦成為緬甸政府的領袖，中國會是第一個鋪紅地毯歡迎她的國家。但中國不願緬甸出現這種局面。」
緬甸由僧侶帶頭的示威遊行已邁入一星期，由於不斷有新血加入；今天遊行人數暴增至10萬多人。遊行群眾將象徵僧袍的深紅色帶子別在衣服上，表達對僧侶的支持，由於聲勢浩大，英國《泰晤士報》引述外國人權組織之說，開始稱之為「番紅花革命（Saffron Revolut ion）」。
其實這樣啦，最近衛生署因為美國的壓力開放瘦肉精在豬肉的殘留標準。基本上，這原本是一個典型的貿易戰格局的東西，但台灣卻搞成卑躬屈膝的奴才戲，大家不要覺得沒什麼，按照這個標準，之後我們會吃下什麼東西還有得瞧。 怎麼說呢？基本上，國與國之間的食品進出口牽涉到許多敏感的問題，但一般來說，都會把架勢擺好，把國家的海關權張牙舞爪一番，然後再上談判桌，看彼此要讓多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兩年前中國與南韓之間的泡菜大戰，大體就是按照這種方式進行。 先警告一下，如果在吃飯的，請勿往下讀。
白米正義炸彈旁，給政府的信寫道，「我們不過是一群平凡的人，沒有政治目的，沒有宗教派別，也不是為了金錢，所有的爆藥，都來自種田的肥料。訴求是︰一、請不要進口稻米。二、政府要照顧人民。」
在拉丁美洲的世界裡，有兩位常被並論的偶像。切格瓦拉與馬可士（Marcos）。前者為阿根廷出身的知識份子，從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中找到力量，革命，被美國CIA刺殺死於斯地，英年早逝對照著享受革命成果的卡斯楚以及所有對革命理想叛變的生命；一個則活在叢林中，從城市到了契阿帕斯省（Chiapas），讓ENLN（查巴達民族解放陣線）變成墨西哥印第安村落的一部份，繼而在「自由基地」上創建國民聯合政府與墨西哥政府對抗，他從叢林發出email向世界說出墨西哥軍政府的不義，激發了全球獨立媒體中心的啟動，透過優美的童話將革命曝光成印地安人對生活的要求，沒有人知道他是誰？從何方來？有人猜測是美國失蹤的教授，有人說是69年的學運份子，連美國的FBI都不知道他是誰。前者的照片到處流傳，從全球的抗議現場，T恤，書到電影，而後者，則在網路世界上建立了名聲，連他身影最多的影像紀錄，紀錄片《A Place Called Chiapas》也未曾讓他揭開神秘的面罩，世人終究只看過他深邃的雙眼。
蘇案審理至今，已經不再是為了「將真兇繩之以法」，而幾乎只是為了圓過去16年來司法界粗率辦案的面子。檢方堅持上訴，一點道理也沒有。如果依照嚴格的國際裁判標準，像蘇案這種用刑求取得自白，一拖16年還找不到凶器，而且起訴理由充滿臆測的案子，早就該以無罪結案了。退一萬步而言，就算檢方爭面子，獨立審判的法官絕對沒有必要隨之起舞。相反的更應該讓證據說話，並依無罪推定原則儘速還蘇建和三人清白。 蘇案另一個指標性的特徵，是台灣社會對於重大犯罪不要真相而要犧牲品的「祭品」文化。只要有人受害，就一定要有人負責，卻不問是否真凶。這種傳統中國的「結果責任主義」過去不知製造了多少冤獄，為的卻只是要「平息眾怒」，跟落後社會以活人獻祭的心態毫無二致。加上台灣有全世界最惡質而懶惰的媒體，動不動抬出「被害人家屬」。如果被害人家屬認定蘇建和三人就是兇手，那還需要法院作什麼？
為這城市，百年來，以發展之名，我們來不及思考的毀掉過多少珍貴自然資產，如今，為了一共不到百人才能享用的豪宅，竟欲棄守這塊兼具人文歷史、自然生態、且為步道樞紐的山林綠地，這已不是興昌里一里面臨土石流威脅恐懼的問題，而是整個城市捍衛自己傳家寶藏的課題了。 記憶沒有了依憑之地，如何積累、如何成就此時此際我們最耿耿一念的「主體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