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靜如說，全球的移工都在承受「不是她們的錯（貧窮、失業）卻必須接受流動」的苦難。然而，當移工輸出、輸入國兩邊政府共謀時，「移工也有便宜心態，認為流動，可獲得自己想要的，倒楣的被剝削者不一定是我。」 當處在核心問題的三方都保持沉默，移工的問題將無盡循環。吳靜如坦承，要改善移工問題是困難的，「但各種運動長相都要去想！」她強調，移工議題並非是非對錯的選擇題，而是複雜的申論題，「唯有創造足夠空間，讓每個人都願意理解複雜的事實，或許某一天，『移工』都將能被平等對待！」
為了讓移工持續匯款回菲律賓，菲律賓政府發展出名為教育、實則控制的手段；而台灣為了避免大量移工對本勞造成衝擊，也採取了許多措施。其中兩地的共同手段，就是仲介。 國際勞工協會總幹事吳靜如說，當國界流動變得困難時，移工只得尋求「牛頭」（即介紹人、仲介）幫助；而台灣若要申請移工，雇主必須先取得資格與招募許可、找到工人後得等待移工入境、申請聘雇許可、居留證等。「每個步驟都很複雜，對只需要一位家庭看護的雇主而言，當然希望有人能替他處理。」 仲介扮演嚴格的控制者，以勞工輸出國而言，免不了巧立名目向移工收取費用，包括強迫存款、收取保險費、匯款手續費，移工並得簽下許多同意書與契約。
以為大陸人很窮困嗎？錯了，大陸的有錢人不知是臺灣人的多少萬倍，三通可以讓中正機場光是飛機起降就可以比以前賺多少錢啊？而臺灣民間靠故宮與名牌也就可以賺翻了，我多次接待大陸團來臺灣「文化交流」，一路從台北華西街夜市、花蓮大理石、墾丁海灘用品、阿里山的凍頂烏龍再買回台北101。知道在臺灣買了多少東西嗎？那可是一大箱一大箱往大陸運，總共花了多少錢嗎？還不包括吃喝拉撒的費用，有什麼不好！大陸人那麼愛買名牌、那麼愛來臺灣、那麼仰慕日月潭與阿里山，那麼愛吃臺灣特產，我想到的都是閃閃發亮的新臺幣，為什麼謝陣營想到的都是絕路？ 老謝自己沒信心不打緊，千萬不要牽拖我，我覺得臺灣就是寶島，我要為臺灣重回亞洲四小龍而努力。 過年的時候，我站在東區華納威秀與新光三越的連接天橋上，看著四週的街景，想著當我很小的時候，這四週都是稻田的模樣。我呼吸著臺北的空氣，看著紐約紐約的外立面廣告大看板，看著台北市政府面前的花燈佈置，再看著三越前面熱鬧的人行步道有著街頭藝術家表演，想著我們的捷運與高鐵，想著誠品書店、想著小巷弄裡的餐廳，想著新光A11館地下一層那一家又一家的百年老店，我覺得臺灣真是個既舒服，又充滿國際化都市的地方，我很慶幸這幾年，他依舊往前走。那人文風景，真的是讓我感動。
談兩岸是否應該三通、經濟互惠的小老百姓心聲。
凱因斯提過「儲蓄導致貧窮」的矛盾，如今我們又碰到類似「成長導致貧窮」的矛盾。龐大的需求，伴隨著科技及新的建設技術推動著世界以高速率前進，然而資源卻是稀少有限，無法負荷這麼快的成長模式，於是成長得越快，絕大部分的人在飛漲的物價下，薪資相形大幅縮水，窮得越快，已快成為普世現象。只有直接或透過金融形式間接擁有原物料資源、生產資源縱橫於全球化市場者是獲利者，而這些人畢竟只是極為少數。 所得分配惡化的問題，將是未來數年，亞洲各國期待解決的一大課題。
為什麼呢？為什麼說國際貨幣基金是由美國所控制的呢？我們不是常常聽說當一個落後國家面臨外債危機時，國際貨幣基金都會來拯救它們嗎？它怎麼卻會是殺手呢？而且是最凶惡的殺手？ 我們要瞭解國際貨幣基金如今是一個由各大帝國（尤其是美國）所控制的經濟殺手，就必須要瞭解這個組織從成立到現今的歷史發展。下面的一些論述讀起來有些繁瑣，而且有時好像離開了本題，但是國際貨幣基金戰後的發展，和它對世界各大帝國（尤其是美國）所作的貢獻，很值得我們深入研討，因此這段歷史無法省略。
沿著《經濟殺手的告白》脈絡而下，就國際貨幣基金與美金如何在世界上「開疆掠土」，做了非常簡扼、重要的說明。
一九九九年，英國學者貝雷斯（Kevin Beles）寫了一本震動世界的著《可 以用後即丟的人們：全球經濟下的新奴隸》（Disposable People）。這部 著作被不斷重印，已成了「全球反新奴運動」的聖經。我邊讀邊頭皮發麻。 貝雷斯教授走遍全世界，發現到在舊奴時代，由於運輸成本昂貴，而農奴的 經濟效益偏低。以一八五○年美國黑奴為例，一個賣到一千至一千八百美元 ，換算成今天的價格，則在四萬到八萬美元之間，而每年剝削所得僅為購買 價格的百分之五，要廿年才回本。那麼奴隸主都在賺什麼呢？那就是一邊奴 役，一邊又鼓勵黑奴生育，奴隸主兼販奴人。這也是舊奴時代儘管奴役，但 不會把奴隸奴役到死的原因。 但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由於過去六十五年全球人口增加了三倍，加以貧富 極端化，窮人的人命愈來愈不值錢；另外則是運輸進步，成本降低，於是一 個「新奴」時代即告誕生。「新奴」在全世界保守估計為三千萬人，粗數估 計則為兩億，整個奴隸產業至少有一三○億美元，而所謂的「新奴」有三種 類型
新奴隶经济在全球日趋盛行，暴露在逐利目标下人性的沉沦，更暴露全球化时代穷者更穷以及产业链中良心消失等问题。中国山西黑砖窑奴工事件持续多年，它的社会基础让人不寒而栗。 一九九九年，英国学者凯文．贝勒斯(Kevin Beles)经过长期的调查和研究，出版了第一本揭发当代新奴隶问题的专著《可以用后即丢的人们：全球经济下的新奴隶》，该书至今被不断重印。而最近曝光的山西黑砖窑奴工事件，就是新奴隶制在中国复活的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