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国著名藏学家Melvyn C. Goldstein等执笔的《一个西藏革命家》，是平措旺杰的自传。平措旺杰是藏人中的共产党人，他参与了半个多世纪前汉藏关系的变化。最近读他的自传，读出了一些感慨。
平措旺杰的傳記。
Communist Party rule has been good for Tibetans in a material sense. Herdsmen now use motorcycles to round up their yaks, electricity and satellite television are common, and education is spreading. Tibetans are manifestly better off than in my previous visits, yet unhappiness is growing along with incomes.
紐時的一位記者潛入夏河拉卜楞寺附近的報導。
目前，中国民众和海外华人的抗议往往被批评为有欠理性的民族主义，人们担心中国大众特别是青年的民族主义情绪会阻碍中国向西方的开放进程。但矛盾的是，从 CNN主持人卡弗蒂的种族主义言论或者西方人的其他一些言行中，中国大众感受到的甚至是更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情绪，如果说中国人应该拒绝民族主义，那么如何理解西方人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西方人支持"藏独"分子的"民族主义"的道理又在哪里？中国的国家制度的基础就是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的民族主义知识吗？有必要换个角度，把中国和西方对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关系的态度放在相互平等的位置上，来观察中国和西方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的文化差异。这场冲突，提供了一个全面反思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和民族主义的契机。
下面我简单谈谈为什么联邦制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方案。
我国政府把达赖喇嘛当成寻求分裂的国家的敌人，大多数汉人也对达赖喇嘛的非暴力和支持奥运的观点持怀疑态度，而达赖喇嘛却得到了大部分西方国家的赞誉和认同。到底是整个西方世界被达赖喇嘛蒙蔽了，还是我们因为信息被扭曲而构筑了盲目的仇恨？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作为一个支持奥运会和反对藏独的爱国学生，更作为立志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分子，我都不希望看到汉藏两族的同胞们仅仅因为缺乏必要的沟通而相敌视。带着一些疑问和建议，我于4月24日中午在科盖特大学的一所私人住宅内见到了达赖喇嘛。
《一個西藏的革命者》("A Tibetan Revolutionary")書評。
這是藏族學者 Tsering Shakya 在新左評論 (New Left Review)上，針對王力雄的〈西藏問題的文化反思〉所做出的回應與批評。
中國政府憎恨達賴喇嘛的另一個原因在於，他所具有的政治影響力，經常被拿來與曼德拉或甘地等當代的非暴力傳道者相提並論，但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光環，加上獲得好來塢影星的支持，並未讓他獲得多大好處。McLeod Ganj的最顯目地標是洗手間，由理察吉爾捐款所建，沒有任何國家承認西藏流亡政府，這個流亡政府為流亡印度的13萬名西藏人籌辦教育、醫療、文化活動和經濟發展計畫。 儘管座落在白雪覆蓋山頭上的西藏流亡政府，仍是西藏人權力象徵，但流亡政府的經費少得可憐。流亡政府的預算多半靠捐獻和對流亡在印度的西藏人的小額課稅而來，每年的預算金額約2千萬美元，紐約西藏基金每年另外支付3百萬美元，中國媒體認為紐約西藏基金是美國政府在幕後策畫，因為該基金部分經費來自於美國國務院。
《神聖與恐懼》的導演從高中時代就自組社區地下電台，相反於多數媒體行動者或是紀錄片導演呈現出的基進思想，他始終以非常女性主義的方式呈現時代精神(Zeitgeist)，以及另一種和平形式的理想主義。作為一個致力於改變世界的年輕導演，他寫書、拍片、建立獨立媒體平台。曾經與土耳其苦行僧一起旅行，在加薩走廊躲避子彈，與達賴喇嘛一起在印度迎接千禧年，和泰國農民一起反水庫，和非洲、南美的原住民以及加拿大的龐克一起跳舞，參加匈牙利的極光瑞舞派對，和阿富汗地下女性組織在塔利班政府時代一起抗爭，和齊柏林飛船一起住在破舊旅館，和查巴達民族解放軍的馬訶士一起進入墨西哥城，和核暴受難者一起在廣島祈禱，和西伯利亞的黃教僧侶、越南佛教僧侶或是哥倫比亞的動保人士一起共進晚餐。繞行世界多次的獨立拍攝經驗呈現出一種更為平等主義的政治與藝術視野，也為媒體行動主義以及目前的西藏問題提出另一種方向。
專訪戰爭紀錄片《神聖與恐懼》導演Velcrow Ripper，從另一種媒體運動者的角度來看西藏問題。
最近和同事朋友談起蔓延整個藏區的抗議時 我經常想起在村莊裡的那些日子聽到的話 來自一些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藏人 什麼獨立什麼自治對他們來說都太深奧 他們看到的只是縣上林務局將一車車的木材運到漢地 然後他們自己想要修房子還得登記 等待木頭批下來的日子遙遙無期 他們看到漢人在縣上要興建大型屠宰場 而這些藏人有時連吃水果都怕吃到蟲子 採礦者在自己的神山上開礦 藏藥的來源越來越少 大家期待好久的一年一度的神山節兼賽馬會 因為碰上共產黨建黨N週年 硬生生被要求延期 一個六年級的小女生跟我說她最討厭上藏文課 問她為什麼 她說學藏文又沒有用 諸如此類的話太多太多
內有友人在西藏的田野經驗與感觸，僅供參考。
青藏鐵路不只把觀光客帶進西藏，也把很多資源帶進西藏來服務這些觀光客。旅行社人員多是外來，很多觀光客吃的是外地人為觀光客開的餐廳。以其他觀光區的經驗來看，觀光客多了之後，甚至連賣給觀光客的紀念品也是外地製造的。若是這樣，當地的觀光事業其實是由外來的資源和當地的自然與人文景觀結合而成的；當地的人民不見得能由其中得到多少角色和利益，反而要遭受許多資源被分享、破壞或漲價的損失。美國大西洋城開設賭場之後，雖讓地方看似更繁榮，但很多人並未能從賭場及相關產業得到好處，反而要面對房租上漲和治安變差的傷害。 有時候本地的資源也會被外來的同類資源排擠。外來人才有較能和其他外來資源配合的語言、習慣以及人脈關係。本地的特產品也常難與外地工廠大量生產的假特產在成本上競爭。這不只使本地人的福利下降，甚至可能覺得地位下降。這種排擠作用最嚴重的情況，是本地的文化特色可能被稀釋、扭曲、忽視甚至消滅。這也許是很多藏人難以接受的事。
當民變開始蔓延，暴力鎮壓幾乎就成了唯一的選擇。如果不進行鎮壓，控制不住事態，民變會繼續蔓延，不斷擴大，導致社會失序，乃至出現政權危機。這樣的現實和後果往往被當局作為進行強硬鎮壓的理由，這種理由也往往會被一些渴望安定卻不深入思考的人所接受，成為鎮壓的擁護者。 對此應該這樣看：用什麼方法控制事態，那是當權者的責任，不是無權者的責任。當權者不能控制事態，那是他的失職，是有罪。而當權者靠殺人才能控制事態，那不是他的功，仍然是他的罪。決不能因為他最終控制了事態，殺人就變成合理。因為事態之所以出現、發展和失控，就是因為統治者所造成的。況且，使用殺人的方式，只能震懾一時，卻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衝突，反而會積累下更多的仇恨，把社會推進下一次更大衝突的循環。
民族問題如同許多從量變到質變的事物一樣，存在一個臨界點，沒有達到臨界點之前還有挽回餘地，一旦過了臨界點，就會落進巴勒斯坦與以色列那種既沒有出路也不知何時結束的民族戰爭。我無法準確評估中國的民族問題離那臨界點還有多遠，但按照當今政權的路線走下去，無疑越走越近。
略微作了排版。
對東藏和大陸的少數民族問題與政策，有比較深入的探討。
我在北京，很訝異的是他們對待弱勢的一些想法。 廣大的中國是沈重的包袱，超過十億的人口，更讓所有的數字變得巨大，在『先進社會』的標準裡無法想像，更無法體會。 我對北京沒有特定感覺，身為金門人，沒什麼特定背景去仇恨或熱愛這個政權， 或許是歷史脈絡上，金門曾經太恨現在太愛的這個政權，以致於，兩者都顯得荒謬。 所以想理解我的想法，應該要先確認一個我去那裡才理解的觀念『他們不只是同一個群體』，他們太多，太龐大，以致於難以簡化為『他們』。 連中國共產黨，也不只是一個一般的群體而已，而是一個形形色色組成的破碎的整體，要整理出通則真的很困難。因為數量的龐大、幅員的廣闊，他們複雜得難以想像。我想講幾個我聽到的聾啞團體的故事，在研究所，我學會了許多文化研究論述，除了一貫的懷疑論之外，我堅信著壓迫無所不在，弱勢始終被犧牲，我們應追求一個更平等的未來，傅科是我的燈塔，我信奉這些價值。 但在聽到這些故事和背景，我深深的慌張了。
電視上說，這似乎是近年來最大的暴動，在大選的敏感期，隨著一中市場的爭辯，在沒有任何一手消息的狀態之下，台灣的媒體幾乎是一面倒地引述或是延用CNN等西方媒體觀點，再次把中國說成是野蠻鎖國、血腥鎮壓藏族的壞人；但從張莉描述的慌亂與驚愕中聽來，似乎更像是拉薩版的洛城暴動。 長久以來，漢藏之間有著太多太久的矛盾了，就跟早期原住民與平地人的那種情結一樣，而西藏這塊太有話題的土地，被外資等有心人士介入操弄的仇恨再次被作用，這次的爆發，早在十號，當地很多藏人就都知道會出事了，然後前天，有人去鼓動當地很多十多歲的藏族青少年，說漢人殺人（但根本沒有證據也沒有備案），所以超過千個左右的藏族青少年跑上街頭，跑到大昭寺附近，殺了很多漢人，漢人開的店都被砸，連漢人開的出租車，師傅都只能棄車而逃，跑得慢的被打死打傷，跑得快的，車子留在街上，就被焚被砸。 張莉有一個二十八歲的女生朋友，在街區最熱鬧的地方，本來開了家小食店，事發後桌椅都被拿到街上燒了，而那女孩，周末都會去當地最有名（但也是有著最多黑暗內幕）的彩泉福利學校當義工，默默協助照顧被虐藏族孩子的女孩，暴動開始以後只能躲在家裡，張莉說，跟那女孩通電話時，那女孩還平靜地說，「沒事，我家還有可以吃半個月的糌粑。不過是考驗的時刻到了。」 台灣電視螢幕上的主播一臉嚴肅（甚至有點哀戚地）說什麼武力鎮壓，而拉薩那兒，被困得留在家裡的漢人，如那女孩，卻看見有武警被一堆血氣方剛的藏族孩子，打得眼珠子都爆出來了；昨天一堆漢人躲困在家裡，還沒人救，武警低調地一家家偷偷慢慢找，帶出來，連警車都不敢用。
不同於媒體的歐美觀點，也可以說，一向大家都把中國形象妖魔化得太嚴重，特別（下）碧玉那段，我十分贊同……中國的確有許多需要改革的地方，但是如何改、怎樣達到目的的手段，實在需要更多智慧來解決；而且更深地去瞭解中國整體的國情與共產黨，也是很重要的。當然，眼前還是希望喇嘛們平安，無辜的老百姓們無論漢藏也是……
然而，自二○○二年至今，北京政府與西藏流亡政府已有了六次的接觸對話，除了雙方有了見面認識的機會外，在重要議題上幾乎完全沒有共識。最後一次談到達賴喇嘛是否可能藉著朝拜五台山到中國訪問一事，彼此的認知還存有很大差距。眼看著流亡在外的時間永無止境，流亡藏人的第二代、第三代看不到自己的家鄉，內心的焦慮更甚於前。以致每年的三月十日「西藏抗暴紀念日」這一天，積存的焦慮就會爆裂開來，這種集體情緒由來已久，不需達賴主謀，已是難以壓制。 而中國對西藏的不斷開發建設，是西藏問題另一個不滿情緒的蓄積點。西藏開放觀光雖帶來收益，但更多的漢人入藏打工，人數很快超越藏人，形成藏人極高的族群焦慮。北京政府近幾年雖大量援藏，以經濟建設西藏展現最大的誠意，但多年來卻無法有效改善西藏農村貧窮的現象。拉薩城市與附近農村間出現極大的城鄉、貧富差異，Ｍ型社會在西藏內部日益形成。藏人的主體性消失在漢人等外來者的喧囂聲中，布達拉宮所象徵的西藏文化、喇嘛與寺廟等文化資產都在流失，就連他們世代膜拜的達賴喇嘛，其畫像多年來一直被禁止陳列。中國境內的藏人內心，早已顯現焦慮與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