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言德引起關注的地方，主要是出身政治世家的背景。阿言德原籍智利，因擔任外交官的父親外派祕魯，因此她在利馬出生，後來才回智利受教育。阿言德的伯父也就是大名鼎鼎、被暗殺的智利總統薩爾瓦多‧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為了區別，中文多把她的伯父譯為阿葉德）。
從山東來的軍隊打進了宜官的家鄉，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欺壓農民，處了死刑。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傷心了大半年，但他沒有痛恨殺了他爸爸的軍隊。因為全中國處死的地主有上千、上萬，這是天翻地覆的大變亂。在宜官心底，他常常想到全嫂與月雲在井欄邊分別的那晚情景，全中國的地主幾千年來不斷迫得窮人家骨肉分離、妻離子散，千千萬萬的月雲偶然吃到一條糖年糕就感激不盡，她常常吃不飽飯，挨餓挨得面黃肌瘦，在地主家裡戰戰兢兢，經常擔驚受怕，那時她還只十歲不到，她說寧可不吃飯，也要睡在爸爸媽媽腳邊，然而沒有可能。宜官想到時常常會掉眼淚，這樣的生活必須改變。他爸爸的田地是祖上傳下來的，他爸爸、媽媽自己沒有做壞事，沒有欺壓旁人，然而不自覺的依照祖上傳下來的制度和方式做事，自己過得很舒服，忍令別人挨餓吃苦，而無動於衷。 宜官姓查，「宜官」是家裡的小名，是祖父取的，全名叫作宜孫，因為他排行第二，上面還有一個哥哥。宜官的學名叫良鏞，「良」是排行，他這一輩兄弟的名字中全有一個「良」字。後來他寫小說，把「鏞」字拆開來，筆名叫作「金庸」。
金庸先生一篇關於兒時記憶的自傳性故事，令人想起琦君的文字，一樣溫婉的江南，一樣堪憐的人事……
那是1949年以後，作家們第一次「人」和「人」、「作家」和「作家」之間的交談，洋溢一片自發的熱情，和發自內心的坦誠。金斯柏語驚四座，提出一連串問題：你們作家如何得到報酬？你們如何做愛？用什麼做愛？你們對毛澤東如何看法？對核子彈如何看法？對西方同性戀如何看法？對搖滾樂如何看法？你們參禪嗎？對生態運動有何感想？你們注意到洛杉磯的煙霧嗎？你們八億人口中有沒有人抽大麻？有沒有人嚐過迷幻藥？你們是否和蘇聯美國一樣想控制宇宙？八億人如何竟受四人幫欺騙？毛澤東延安座談會對你們有何影響？中國有沒有詩的運動？…… 劉賓雁的談話，正好是一對照。金斯堡是太平盛世孤獨的個人，劉賓雁是歷經憂患為民請命的代言人。他的談話引起亞瑟米勒（ArthurMiller，「推銷員之死」的劇作家），塞思貝銳（Harrison Salisbury紐約時報名記者，曾獲普利茲新聞獎），馮內果（Kurt Vonnegut，「第五號屠場」等小說作者）等美國作家一片驚嘆
僅存著流亡的知識份子們，構成一幅中國近代史具體而微的圖像……
一切句子都是告白；一切句子的背後都該有個創造句子的「人」，因此，把「我」去掉，把「句子」捧成客觀物是很不對勁的。軟體程式如果夠強，電腦照樣能述說真理的句子，但那不是真理，那只是一些莫名其妙的符號，因為它缺少一種個別性﹙individuality﹚，缺少一種「痛苦」、一種「熱情」。句子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當事人跟他的句子的關係。同樣的句子，同樣的真理，不同的人講了，意義便不一樣，因為他們跟這些句子間有著不一樣的關係；正是這樣一層關係，賦予句子生命。
在拉丁美洲的世界裡，有兩位常被並論的偶像。切格瓦拉與馬可士（Marcos）。前者為阿根廷出身的知識份子，從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中找到力量，革命，被美國CIA刺殺死於斯地，英年早逝對照著享受革命成果的卡斯楚以及所有對革命理想叛變的生命；一個則活在叢林中，從城市到了契阿帕斯省（Chiapas），讓ENLN（查巴達民族解放陣線）變成墨西哥印第安村落的一部份，繼而在「自由基地」上創建國民聯合政府與墨西哥政府對抗，他從叢林發出email向世界說出墨西哥軍政府的不義，激發了全球獨立媒體中心的啟動，透過優美的童話將革命曝光成印地安人對生活的要求，沒有人知道他是誰？從何方來？有人猜測是美國失蹤的教授，有人說是69年的學運份子，連美國的FBI都不知道他是誰。前者的照片到處流傳，從全球的抗議現場，T恤，書到電影，而後者，則在網路世界上建立了名聲，連他身影最多的影像紀錄，紀錄片《A Place Called Chiapas》也未曾讓他揭開神秘的面罩，世人終究只看過他深邃的雙眼。
為這城市，百年來，以發展之名，我們來不及思考的毀掉過多少珍貴自然資產，如今，為了一共不到百人才能享用的豪宅，竟欲棄守這塊兼具人文歷史、自然生態、且為步道樞紐的山林綠地，這已不是興昌里一里面臨土石流威脅恐懼的問題，而是整個城市捍衛自己傳家寶藏的課題了。 記憶沒有了依憑之地，如何積累、如何成就此時此際我們最耿耿一念的「主體性」？
面對一個有點散漫的主編，佳羚不需要任何的催槁（更常常主動詢問稿件是否安然抵達），在博士生繁重的課業與懷孕、生女的坐月子期中，未曾脫過一次稿，甚至懷孕初期躺在沙發上不能動的害喜時期，也勉力下床，替立報的讀者寫出一篇篇鞭辟入裡而又溫馨有情的瑞典觀察，我也有幸從文字中瞭解到瑞典做為一個社會福利國家，對於性別、階級、年齡、種族正義的想法與社會制度，以及從瑞典思維模式看台灣現象的觀察，不論是人工流產還是性工作者議題，都讓人跳脫當下的混濁，看見更多以「人」為中心的思辯。
【記者陳怡君採訪報導】立報性別版專欄《北國之春》集結出書了，作者楊佳羚特別從瑞典回台介紹新書《台灣女生 瑞典樂活》給家鄉的親朋好友。新書發表會上，來了大大小小十來個小嬰兒、小朋友，楊佳羚的女兒路比也好奇的參一腳，在媽媽的場子上咿咿丫丫說話。 楊佳羚笑說，路比生下來沒多久就跟她到隆德大學研究室上課、參加研討會，因為瑞典人對小孩哭聲的容忍度很高，至今沒有遇過被請出場的經驗，相對照於台灣袋鼠媽媽在公共場所遭遇到的不友善，瑞典的媽媽跟小孩，可以自在的參與各種社會活動，不會被關在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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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在此篇的感慨，相信是很多人文學科老師的心聲（不知道理工科有無這等焦慮!?）。所謂量化或E化教學法，看起來費時費力去製作，也比較摩登，然而真正吸引學生的，畢竟還是具有顛覆性的、爆炸性的、可供思考的知識吧，不僅僅是技術性灌輸餵食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