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P思考坦克

引述 :『霍布斯邦這個名號對於台灣的知青、有志改革者來說，早已是耳孰能詳的思想巨擘。如今，左岸文化於六月出版了他的自傳《趣味橫生的時代──我的二十世紀人生》，在島嶼依舊陷入藍綠惡鬥，依舊鎖國當道（不是喊出什麼「兩岸冰融」就是有見識、有國際觀的台灣人），且酷暑炙人的這個夏天，霍氏的夫子自道相信有醍醐灌頂之效！』

引述 :『1880年，William James將天才的思考模式和達爾文的演化理論相比較，發現創造力主要來自於「盲目的變異」（如此，才能夠不落窠臼，獲得嶄新的觀點）及「選擇性的保留」。 心態要保持Open Mind。天才對瘋狂的想法很有包容力，因為那很可能獲得新觀點的機會。』

引述 :『Communist Party rule has been good for Tibetans in a material sense. Herdsmen now use motorcycles to round up their yaks, electricity and satellite television are common, and education is spreading. Tibetans are manifestly better off than in my previous visits, yet unhappiness is growing along with incomes.』

引述 :『2002年，24岁的张侨勇第一次看到长江。他在加拿大长大，当时是陪同祖父沿着三峡进行一次“告别之旅”，这片奇景马上就要被淹没在世界最大的大坝工程之下了。正是这次经历，奠定了电影《沿江而上》的基础。它是三月份在伦敦举办的人权观察国际电影节的参展影片之一。 我问张侨勇他是什么时候决定拍这部电影的，他说：“我们登上停靠的游轮时，电影里的军乐队就在那里，当时演奏的是《胜利之歌》。就在那一瞬间，我决定拍这个电影。” 张侨勇说服旅游公司同意他在船上拍一部纪录片，他将这部片子描述成“一部《高斯福德庄园》式的电影”。这个类比，乍看起来似乎有些奇怪。《高斯福德庄园》是罗伯特·奥尔特曼拍摄于2001年的一部凶杀悬疑片，其中将建筑的楼层和社会的阶级交织错杂在一起。《沿江而上》则以这条亚洲最长的河流为主线，其中心则是世界上最具争议的工程项目。然而，类比并非到此为止。张侨勇从经济学维度细致地描述了沿长江而下的旅程，以及大坝工程的社会意义，但他说还要努力展现“大坝背后人的面孔”。』

引述 :『吳靜如說，全球的移工都在承受「不是她們的錯（貧窮、失業）卻必須接受流動」的苦難。然而，當移工輸出、輸入國兩邊政府共謀時，「移工也有便宜心態，認為流動，可獲得自己想要的，倒楣的被剝削者不一定是我。」 當處在核心問題的三方都保持沉默，移工的問題將無盡循環。吳靜如坦承，要改善移工問題是困難的，「但各種運動長相都要去想！」她強調，移工議題並非是非對錯的選擇題，而是複雜的申論題，「唯有創造足夠空間，讓每個人都願意理解複雜的事實，或許某一天，『移工』都將能被平等對待！」』

引述 :『為了讓移工持續匯款回菲律賓，菲律賓政府發展出名為教育、實則控制的手段；而台灣為了避免大量移工對本勞造成衝擊，也採取了許多措施。其中兩地的共同手段，就是仲介。 國際勞工協會總幹事吳靜如說，當國界流動變得困難時，移工只得尋求「牛頭」（即介紹人、仲介）幫助；而台灣若要申請移工，雇主必須先取得資格與招募許可、找到工人後得等待移工入境、申請聘雇許可、居留證等。「每個步驟都很複雜，對只需要一位家庭看護的雇主而言，當然希望有人能替他處理。」 仲介扮演嚴格的控制者，以勞工輸出國而言，免不了巧立名目向移工收取費用，包括強迫存款、收取保險費、匯款手續費，移工並得簽下許多同意書與契約。』

引述 :『我覺得，台灣應該從一切『De -Regulate(去除管制)』的市場邏輯，走向『Re-Regulate(再管制)』，重拾政府的效能。只想到「開放」，只談到「開放」，與只想到古典的政府管制型態，一樣是落後於現實趨勢，落後於國際局勢變化的思維。』

引述 :『目前，中国民众和海外华人的抗议往往被批评为有欠理性的民族主义，人们担心中国大众特别是青年的民族主义情绪会阻碍中国向西方的开放进程。但矛盾的是，从 CNN主持人卡弗蒂的种族主义言论或者西方人的其他一些言行中，中国大众感受到的甚至是更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情绪，如果说中国人应该拒绝民族主义，那么如何理解西方人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西方人支持"藏独"分子的"民族主义"的道理又在哪里？中国的国家制度的基础就是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的民族主义知识吗？有必要换个角度，把中国和西方对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关系的态度放在相互平等的位置上，来观察中国和西方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的文化差异。这场冲突，提供了一个全面反思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和民族主义的契机。』

引述 :『于是，1957便成了林昭命定的劫数，那种较真和敢于承担的性格决定了林昭在1955 年会成为胡风分子，在1979 年会成为魏京生，在1989年会成为王维林、蒋捷连……1957年并不遥远。林昭在狱中曾用血书写到：“每当想起那惨烈的1957年，我就会痛彻心腹不由自主地痉挛起来。真的，甚至听到、看到、提到那个年份都会使我条件反射似地感到剧痛，这是一个染满中国知识界和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悲凉的年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