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後﹐現在有更多的國家走上了減稅和克制政府干預的道路。那麼他們在這條道路上進展怎樣﹐又成效如何﹖ 我今年在倫敦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Policy Studies)發表了一篇題為《Big, Not Better﹖》的研究報告﹐回顧分析了20個國家和地區政府在過去20年的表現。
上週，吳叡人對於雷頓的學術–族群政治，對於目前深陷族裔衝突的台灣應有的啟示，以良好的國家效能解決族群衝突之方向作結，是別出心栽的見解。 這兩個作品在一同看，其實在於去除學界對於族群研究的獵巫現象。對於social cleavage進行動員是政治企業家必然的動作，而將道德訴求聖戰化，往往是優勢族群的法寶。持平看待族群分類，對於認識這個問題才能有積極意義。 郭崇倫有一篇對Laitin 的專訪，全文轉載如下：
2006 David Laitin 來台
那個經濟學家叫麥爾森(Roger Myerson)。演講標題：社會制度的基本理論。這位先生今年還不到六十，去年瑞典人頒給他一個獎，表彰他在「機制設計理論」上的貢獻。
現代的經濟粗糙的可分成計劃經濟與自由經濟兩大學派。計畫經濟強調政府的角色，贊成政府以大量對公共建設的投資，來帶動經濟的繁榮，其代言人是赫赫有名的凱恩斯。以亞當史密斯為開山祖的自由經濟學派則認為政府的干預應降到最低，讓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來自然繁榮經濟活動。 在我年輕的時候，我以為自由經濟的放任是不可思議的事。如果我們沒有大有為的政府來保護，那麼奸商豈不是能橫行無阻的欺騙人民？財團豈不是能為所欲為的壟斷市場，大家會因此過著民不聊生的日子。於是乎，當社會出現經濟問題時，我就和大多數人一樣，覺得政府應該出面處理。面對不合理的物價，政府應該以公權力管制。對於本國的幼稚產業，政府應該用關稅政策加以保護，免於被外國財團欺凌。政府也應該訂定最低工資，保護弱勢族群免於被商人剝削。政府還應該創辦學校，確保教育的品質與學費。政府也應鉅細靡遺的建立各種環保法令及規章，確保我們生活的環境品質。我還相信政府應該推行各項福利政策，讓失業者有補助金，看病也不用錢。 透過「選擇的自由」的啟發，以及歷史和生活中的許多對照，我發現我上述的想法都錯的離譜。其中，最令我膽顫心驚的是，我自認為立意良善的觀念，事實上不但無益於弱勢族群，反而是大大幫助了利益團體來掠奪我們生活的資源，讓我們向下沉淪。
中山大學機電工程系嚴成文教授對"選擇的自由"導讀及心得
統計學的基本功用是什麼?這個問題也許沒有標準答案，不過個人覺得統計學的核心功能是在發展可靠的『以偏概全』的變數估測方法。 民調是日成生活中最常見的統計學應用之ㄧ，民調之所以是『以偏概全』是因為調查全國人民的意向屬於龐大的工程，所以我們僅能用『隨機』的方法，『取樣』出相對少的人們來了解他們的意向，進而推估出全國人民的意向。這樣的以偏概全方法極可能會因資訊的不完整而造成誤差，至於誤差有多大就是我們必須關心的問題。很可惜的是，由於取樣過程的隨機性，我們永遠不知道誤差有多大！ 如果統計學不能告訴我們它估測結果的誤差到底有多大？那麼統計學的價值到底在哪裡？
基於國際法對於無主島嶼的先佔和有效佔領基本原則，釣魚台應屬日本領土殆無疑義，如果國民黨使用歷史和地緣關係作為釣魚台主權引證，那台灣可能就得面臨本島主權歸屬問題以及放棄南海主權爭議的可靠立足點。觀察兩岸關係，發現馬政府對於台灣本島的主權的維護看來興趣缺缺，卻為了一個本來就不是你而且又沒人住的小島說不惜和軍事上的準同盟國武力相向，讓丈二金剛也摸不著頭腦。
劉兆玄內閣甫上任，就因為油價解凍、綠卡、學費調漲、擴大內需等風波，造成民怨四起、政局動盪。輿論的諍言，多半強調，這個博士內閣充滿菁英心態、忽視基層心聲、缺乏溝通的技巧與誠意。 有趣的是，劉兆玄是個聰明絕頂、政治操守上可以期待的人。清大前校長徐遐生，世界頂尖的天文物理學家，曾經說過，劉兆玄是他在台灣遇過最聰明的人。熟悉台灣政情的人多半也會同意，當年國民黨如果能夠採納劉兆玄所代表的改革派建言，二○○○年跟二○○四年大選結果可能已經改寫。 其實，這個從政資歷豐富、包袱不多的聰明院長所領導的博士內閣，上任後一連串的左支右絀，反映的是更為深層的治理危機。這裡的關鍵字，弔詭地，正是八年前劉兆玄從國民黨政府卸任，回清大任教時協助推動的一個新興學科：科技與社會！ 劉兆玄跟他的許多博士閣員，成長過程所接受的「政治教育」，基本上是啟蒙運動以來，源自科技的權威而衍生的一套「專家政治」的思維與運作模式。 在專家政治中，「科學」跟「政治」是兩個明確不容僭越的範疇，也是打造合理社會所必須堅持的分際。民選的政治菁英在推動重大公共建設時，科技社群所提供的專業知識與方案，不但是決策的重要依據，更賦予政治人物所需的正當性。更進一步，大眾基本上是欠缺知識、不理性、而需要被教育的。這也是為何，涉及複雜專業問題的公共政策一旦發生爭議時，這種思維模式總是強調，要「超越民粹」，尊重科技專業，藉以在紛擾的社會利益糾葛中尋求理性的仲裁。最近台大校長在各界壓力下，依然理直氣壯地堅持調漲學費，多少也反映了此種思維精神：捍衛專業權威，勇於向政治說真話。 問題是，當代先進國家的政治實踐，已經逐漸揚棄此一問題重重、無力化解爭議的思維模式，轉而採取新的「科技統理」（scientific governance）的理念與作法。理由很簡單。 隨著新興科技的發展、全球化層出不窮的挑戰、以及民主的力量不斷穿透到社會生活各個領域，類似核能電廠、蘇花高、樂生療養院、水庫、煉鋼廠…等科技爭議，已經成為最具爆炸性的公共政策爭議。如何在追求經濟和科技發展同時，捍衛環境與社會正義，尊重在地住民所欲追尋的價值，納入公眾的參與，才是有效推動公共政策與社會發展所必須克服的嚴厲挑戰。 劉兆玄以降整個世代的科技菁英，可能沒有意識到，科技所鑲嵌的脈絡，已經是一個充滿著政治不確定性、激烈的公共辯論、眾聲喧嘩、以及複雜社會決策的環境。科技與社會所要探討的關鍵，正是這個新的「科技統理」所需具備的內涵及其後果。 科技統理的新思維，揚棄傳統專家政治與科技政策的盲點，清楚認知到，治理國政已經不是「專家」或「政府」的事，必然包含多元異質的行動者：包括，產業、科技機構、社運組織、壓力團體、消費者、市場、與常民百姓。更重要的，清廉、執行力、與公關只是民主政治的基本，民主國家的政府，已經不可能獨力主導整個社會朝單一目標前進。相反地，政府只是在一個去中心化的網絡與變動不居的權力組合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新的科技統理中，科技菁英謙卑地體認到，科技本身也是風險與不確定性的來源。過去專家政治所堅持的核心價值，包括理性、效率、普遍性、與中央集權，必須面對新的多元政治所肯定的多元性、在地主義、美學價值、不可化約的模糊性…等攸關當代生活風格與創意品味的挑戰與詰問。 更關鍵的是，深刻體認到「科技」與「政治」、或「專業」與「社會」之間相互穿透、互為因果的複雜關係之餘，科技統理必須運用政治想像力，建立創造性的「邊界組織」，讓專業社群與官僚組織的運作，既可維持專業自主性，又可納入來自多元社會的價值與考量，達成共贏的結果。 劉內閣的困境，不分藍綠，正考驗著台灣邁向成熟進步社會的智慧與決心。 （作者為清華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
精英政治下所面臨的國家發展挑戰(困境)
社會科學的平庸性已成為主流社會學從業者憂慮的一個主要來源。為什麼社會科學產生不 了類似自然科學發現那樣的關於社會世界的發現？如果這類發現不存在，我們似乎也就不能發明可以作為社會科學的實踐內容之基礎的各種社會技術。不過這一觀點是錯誤的。自現代 伊始，社會科學就對社會世界具有並繼續具有一種深廣的實踐影響力。事實上可以認為社會科學對社會世界的改變效果實在遠遠大於自然科學對於「它們的」世界的變化之功效。但社 會科學的實踐影響並非主要是技術的影響。而是通過社會科學的概念被吸納到社會世界中並成為它的構成內容來發揮作用。當社會科學概念為常人行動者所接納並融入社會活動中，它 們自然成為社會例行實踐中人人諳熟的要素了。它們的原創性在喪失，即便最初它們在被建構時如同自然科學中的任何新發明那樣新穎無比。
吳叡人有關台灣認同的文章
克魯曼渴望回歸到50年代艾森豪威爾時期的那種秩序，當時民主黨與共和黨以一種“超越黨派”的友善態度進行合作。他甚至還攻擊了拉爾夫‧內德（Ralph Nader），因為他（內德）嘲弄說兩個主要政黨的政客都是‘共和民主派成員’。而大多數“美國人則認為這兩個政黨事實上有很大的不同”。這是徹頭徹尾的錯誤認識。 的確，由於對布希總統強烈的反感，在美國也和世界其它地方一樣存在著被稱為反對派的政治勢力。他（布希）比1945年以來的任何總統都更加公開的為富人和美帝國主義日益貪得無厭的胃口作代言人，正如我們在伊拉克所見證的那樣。 但是在即將到來的大選中，關於共和黨可能被打敗的觀點仍然值得我們懷疑，因為這個觀點它本身是來自於民主黨的灼人的批評。他們（民主黨）並沒有在國內或國際前沿事務上提出一個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有挑戰性的意見。盡管如此，特別是由於布希的失敗和美國資本主義制度的持續惡化情況，他們更傾向於讓不管是歐巴馬還是希拉蕊來贏得總統選舉。 因此，盡管克魯曼的書為美國的歷史和當代的分析填充了大量有用的細節材料，但是仍然沒有為美國工人在這個歷史性的轉折點時刻給出永恒的答案。創建一個代表工人階級的擁有激進政策的獨立的群眾性政黨，才是既能反映正在發生著的階級分化，又能為美國工人運動開闢一個新紀元的唯一正確道路。
有關口述史的主客觀問題，依然可以藉著記錄者的表態等技術性的方式克服，畢竟真正重要的不一定是真實，而是敘事者何以這樣說。
若要談社會保障制度，英國可算是不錯個案，說其不錯是因為英國既有悠久的社會保障歷史 (如1601年便推出 “濟貧法” ) ，兼且其中涉及的政治及意識形態討論實在廣闊，左、中、右俱全。
全球化研究總計畫
Human Development Trends, 2005
全世界收入分布情形，大致符合20/80法則
本研究所要探討的主題是有關地方文化產業的歷史社會學分析，涉及到地方文化產業的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假說。本體論（ontological）所關心的是，人類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各種現象或行為，是否存在著一種真實、永恆不變的本質？如果有，那麼這種真實，永恆不變的本質是什麼？知識論或認識論（epistemology）關注的是，研究者應該運用何種立場與態度，與被探究的社會現象產生互動關係，才能了解現象的真實本質？方法論（methodological）則主張研究者應該用什方法來認識社會事實或現象，亦即研究者對於人類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各種現象與行動的真實本質，應透過何種方法與策略才能被發現或被驗証（
這是一個眾聲喧嘩、百花齊放的時代，胸懷使命感的人們都勇於指出各種問題，並要求政府解決問題。「搶救國文」、「縮短英文的城鄉差距」、「拯救農業」、「改革健保」、「重建教育」、「避免亡國滅種的災難」等訴求，說者即使沒有言明，但其實都是一個個的政策建議。只是，不論怎麼初步的構想，如果我們要嚴肅看待這些政策建議，都應該經過以下幾個思考步驟。
進黨黨主席選舉的態勢，似乎被部分媒體評價為中間路線和本土路線之爭，也有候選人自覺或這不自覺的要往這個方向操作。「本土」作為一種圖騰，論述上就變成兵家必爭之地，往中間路線靠攏者必不夠本土，而堅持本土者必然不進步。如果主席選舉的爭執被帶往這樣的方向，必是民進黨最大的悲哀。
底下回應也很精采，附錄李拓梓有關國族認同建構的看法
比較合理一點的結論是” 惡化貧富兩極趨勢”發展金融業會提升對skilled labour的demand, driving up wages,結果貧富懸殊加劇。不過即使這個分析也不是沒有任何問題的。Given the labour force is more or less fixed, 當對skilled labour的需求上升,會增加就業率,如果skilled and unskilled labour不是可互相取代(substitutable),那短期內的確會令貧富懸殊加劇,但長遠而言,透過輸入或內部培訓的方法,skilled labour的供應會增加,結果將薪金降低(simple supply and demand analysis)。
正如左派學者David Harvey在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一書中所區分的，新自由主義往往蘊含理論與實踐（practice）之間的矛盾。在理論上，新自由主義主張一切回歸市場機制，然而在實踐上，卻透過許多政策干預，造成財富重分配的結果。後果是，新自由主義在重新分配財富（將公部門財富移轉至私部門，或將勞動階級的財富移轉至企業）上的「成就」遠高於其所宣稱能達成的經濟成長目標。
台灣的社會是一個很懂得如何適應新時代新環境的社會，這可能和四百年來，台灣歷經各種政治勢力更換，所帶來的「生存法則」有關。新的政權來了就完全推翻過去一切，想盡辦法完全抹殺過去的歷史，這固然造就了台灣社會特別善於適應時代變遷的能力，但代價卻是台灣文化的空洞與空白。
Google Earth 這套讓不少人喜歡在網路上逛地球的軟體，又再度推陳出新：從一開始的 2D 平面照相，到後來推出的將實景模擬 3D 化，這次更進化到四次元世界！只要將 Google Earth 中的古地圖功能開啟，即可看到前人所繪製出的世界地圖，且 Google Earth 仍能保留著實際地圖的線條，今昔相比之下更顯得趣味盎然。Google Earth 共內建了 10 多種的古地圖，但也不僅止於西方世界的地圖，其中不乏東方文化，收錄了日本在 18 世紀初所繪製，範圍幾乎包含了整個亞洲的 ...
而所謂的「比較利益」，卻是這些跨國公司的佈局。以菲律賓為例，原本是稻米生產大國，1980年代時還有餘糧出口，但在農業自由化下，讓跨國農企業進駐轉作香蕉等經濟作物，不到20年，就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稻米進口國，這次全球糧荒，菲律賓也拉起緊急警報，瀕臨飢荒邊緣，但跨國公司會因為菲律賓即將餓死人，將已經投入大量資本的香蕉園改成稻田嗎？
他們真實的面目，不過只是比較聚集住在大小不一都會中心旁邊鄉鎮市，所謂的「中間」，正是住在真正都市與真正鄉下的「中間」！！ 著眼於生活圈內觀之，他們既不是生活圈裏真正的優勢者，也不是與生活圈之核心來往稀疏的人，這二點使他們能從日常生活中去體會到別人所佔的優勢，國民黨若能挑撥起社會對執政者不滿的情緖，他們是最能夠回應這種情緖的人；這與他們是否是真實的弱勢者無關，但「感覺」比其真實處境更能影響投票行為。
貨幣政策對經濟的影響存在長期多變的滯後效應。我們只知道這麼多。滯後時間的長短，取決於美國經濟的狀況。 2001年，在積極降息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助推下，美國擺脫了一次異常短暫的經濟衰退。但在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以及本世紀初的德國，低利率對實體經濟發揮作用則花了很長時間。 原因之一在於，金融領域本身的危機加重了經濟衰退。我擔心，2008年美國的經濟衰退，在本質上將與日本和德國的經濟衰退相類似——盡管持續時間和影響程度不一定相似——而非與2001年的美國經濟衰退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