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and Republic｜島嶼共和國: 【中時–吳叡人：用雷頓的族群政治看台灣】與郭崇倫的報導

【中時–吳叡人：用雷頓的族群政治看台灣】與郭崇倫的報導

Monday, March 27, 2006

美國政治學會副會長雷頓目前在台灣停留一週，今早他剛完成這趟台灣行的最後一場演講，在這一場演講之中，他最重要的目的在揭示一個以族裔認同建立作為政治動員的研究方向。

上週，吳叡人對於雷頓的學術–族群政治，對於目前深陷族裔衝突的台灣應有的啟示，以良好的國家效能解決族群衝突之方向作結，是別出心栽的見解。

這兩個作品在一同看，其實在於去除學界對於族群研究的獵巫現象。對於social cleavage進行動員是政治企業家必然的動作，而將道德訴求聖戰化，往往是優勢族群的法寶。持平看待族群分類，對於認識這個問題才能有積極意義。

郭崇倫有一篇對Laitin 的專訪，全文轉載如下：

中國時報 A15/時論廣場 2006/03/23

用雷頓的族群政治看台灣

吳叡人

　　韋伯在〈學術作為一個志業〉的演講中，曾經告誡政治學者應該將自己的政治立場與對政治的客觀分析加以區隔，而政治學教師最主要的任務，則是教導學生認清對他們自己的黨派立場而言「不方便的事實」。在政黨惡鬥，價值尺度崩解的後現代台灣，這個古典的教誨早已被澈底遺忘了。政治學者們深陷黨派衝突之中，而政治學知識則成為為黨派立場尋找「方便的事實」的工具。在分裂的台灣，政治學因此不是救贖，也無力救贖─它自身就是分裂的病徵，或者根源。

　　在如此墮落的精神處境中，施明德基金會邀請大衛雷頓（David L aitin）教授來台講學，看似不合時宜，其實卻發人深省，因為雷頓教授就是一位永遠在追求對任何黨派立場而言都很「不方便的事實」的，最古典而素樸意義的政治學教師。

　　雷頓教授曾分別任教於加大聖地雅哥分校與芝加哥大學政治系，一九九九年轉任史丹佛大學政治系教授，是當代北美比較政治學的重鎮。當階級分析在七、八○ 年代支配整個北美政治學界時，雷頓教授卻選擇投入當時冷門的族群政治與民族主義研究，經過二十餘年的耕耘，終於取得豐碩的理論成果，而他在一九九八年所出版關於前蘇聯共和國俄語族裔民族認同形成的研究《形成中的認同》，更被民族主義理論大師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譽為當代最有創意的理論發展。

　　為什麼要邀請這樣一位政治學者來台灣？我猜想，或許是因為他那雙對所有黨派觀點抱持強烈質疑的冷澈眼神，還有他那些對所有黨派立場都「不方便」的理論發現吧。以下，請容我分三點簡單討論雷頓教授的族群與民族主義理論對當代台灣政治可能具有的啟示。

　　首先是關於族群分歧政治化的論證。在《霸權與文化》一書當中，他指出獨立後奈及利亞內部的族群衝突之所以依照「祖籍」而非地域的界線爆發，乃是因為殖民國家以「祖籍」作為統治與資源分配之主要依據的結果。換言之，國家對人民的分類制度化、乃至政治化了族群，而族群界線一旦被政治化，政治人物自然會選擇以族群作為政治動員的基礎。台灣當代族群衝突顯然也具有類似的制度根源：日本殖民政府制度化了「本島人」的範疇，而戰後國民黨政權則繼承了這個分類，不過將之改為「本省人」。正是這種長期的制度性區隔，以及以省籍作為資源分配依據的操作方式政治化了「省籍」的範疇，使「省籍」而非階級成為台灣最具政治動員潛力的社會分歧。如果我們能理解當代族群衝突的歷史性與制度性根源，也許就不會再整天指責對方「操作族群」，而會共同致力於消弭誘發族群衝突的制度性因素了。

　　第二是關於認同選擇的論證。在《形成中的認同》一書中，雷頓建構了一個「傾斜模型」（tipping model）來說明國族認同的形成與變化的政治邏輯。簡單說，他認為新的國族認同之所以會形成，是因為人民彼此預期所有其他人都會選擇新認同之後所做的「相互依賴的選擇」的結果。但是要使人民產生這種預期，政治菁英必須先透過種種政治操作，以說服人民相信新認同是不可避免的。雷頓所提出的這個認同選擇的政治邏輯指出了自由民族主義者的一個盲點：公民投票也許會形成多數與少數，但是它自身未必能形成真正穩固的集體認同。在一個認同分裂的社會，不同群體的政治人物應該先各自致力於創造一個大環境，以說服人民某種認同選擇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正當、有利的。換言之，雷頓的邏輯暗示我們應該將認同衝突轉化成視野、政策、執政能力─也就是正當性─的競爭。

　　第三是關於族群衝突的規範。九○年代中期，雷頓爬梳了龐大的實證資料之後，發現世界上族群暴力衝突其實非常少見，只是被媒體誇大了。他認為族群衝突會升高成暴力事件的主因，在於國家功能脆弱，無法提供基本服務、維持治安，並且有效公正執行法治所致。因此他主張，要防止族群暴力發生，與其隔離族群，不如建構一個有效的法治國家。這個看似平凡的洞見對於二○○四年以後的台灣尤其具有重要意義：族群多元文化差異本身並不真的那麼危險，然而愈是在政黨對立、族群關係緊張之際，我們愈是需要維護法律，仰賴法律的理性來克服情緒的對立。這是我們的共同責任。

　　法國大革命時期的著名政治作家Abbe Sieyes曾經為nation下了一個著名的定義：「生活在同一法律下的人們。」我們或許擁有不同的歷史記憶，或許對未來懷抱不同的想像，或許對彼此感到些許不信任，然而只要我們還願意仰賴這套我們共同制訂的法律來維繫我們的關係，只要我們還願意在這套法律的架構內尋求共存之道，那我們就還構成一個 nation，儘管那只是一個不穩定的，暫時的nation。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

2006.03.27　中國時報

訪施明德講座教授雷頓談族裔政治與兩岸未來

郭崇倫專訪

族裔認同與文化政治，在後冷戰與全球化的年代裡，是每個國家內部的大問題，看看盧安達或是波士尼亞種族滅絕，或是日益成為恐怖主義溫床的西歐回教社群。

但除了這些頭條新聞，我們也看到如法國總統席哈克因為法國人不肯在歐盟場合說英文，一怒之下離席抗議，而西班牙的加特隆尼亞取得更高一級的自治權，間接鼓勵了巴斯克分離運動放棄武力鬥爭路線。

這些問題，不僅是各國政治人物與政黨面臨的挑戰與機會，也是目前國際政治學界最熱門的議題，而史丹佛大學政治系教授雷頓﹝David 　D.Laitin﹞就是其中的權威，他也是台大政治系施明德講座所邀請的第一位主講者，目前已經做過兩場學術演講，廿七日﹝周一﹞在徐州路台大社會科學院國際會議廳，將以「民族與廿一世紀的國家」為題，對社會大眾做第三場演講。

雷頓教授父母是東歐猶太人，生長於紐約布魯克林，對於文化與族亦有著敏銳的認知，他心目中廿一世紀的國家是未來的「歐洲國」，也是現在問題叢生的印度。

台灣國族何去何從，當然是此刻各界所關切的焦點，但是雷頓教授表示，他每一個文化政治學的案例研究，都是花了幾年時間學習語言、田野研究，他自覺沒有對兩岸情況有足夠了解，「每次我和謝淑麗教授﹝加大聖地牙哥教授，曾經擔任柯林頓政府的東亞助理國務卿﹞說，台灣與中國也許是如何如何，她馬上就糾正我，『不是像你想的這樣』」。以下是本報記者的專訪摘要：

族裔政治過去常見負面評價

問：以族裔認同為基礎的文化政治分析，現在已經成為政治學界的顯學，超越了過去比較政治的研究，甚至跨越了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的界線，我們如何去了解這種研究？

答：過去一百五十年以來，政治分析的主要層面在左與右，從左方面立論的人，強調平等、分配、勞動條件改善、關切失業等；而右的人，則注重資產階級的安全與自由，如何累積資本，自由雇用勞力，強調資本越自由，社會就越富裕，大家福利更增進。

從法國大革命以來，形成左派政黨與右派政黨，而不同的選民根據自己的利益來投票，而政治領袖們則以左派或右派的政綱來吸引選民，而政治學家則是做冷血的分析。

過去談到族裔政治﹝ethnicity politics﹞，認定是以危險的訴求吸引選民，通常有負面評價，所以左右的政治分析可以接受，族裔為基礎的政治則不被允許，或至少被認為是危險的。

我所致力的，就是以同樣冷血的研究態度，來研究族裔政治，不去談好壞，而專注在人們的族裔利益如何形成、如何組織、何時勝負、何時是危險的、何時不危險；我認為這類文化政治學，是應該像左右政治學一樣被發展出來的。

問：你使用nation 與 state 的概念來研究歐洲、印度等地文化政治﹝culture politics﹞，這樣分析概念架構的價值在哪裡？

民族各有管轄權多語言屬必然

答：nation 的疆界與 state 的疆界都不是固定永遠的，有些時候兩者相重合，有些時候則沒有，以歐洲為例，有一個興起中的「歐洲國」﹝European state﹞，但卻有許多民族﹝nation﹞居住在見圖這個國家中，我常說歐洲國的形成，很像印度的國家形成，即在國家疆域內，有許多民族各自有其領域的管轄權，多語言是自然的。

舊的國家，如德國、法國，當然會試圖保護自己的語言，但是在疆域中通行的，必須有另一種語言，在歐洲與與印度都還是英語。以歐洲為例，當布魯塞爾歐洲執委會的權利越來越大時，舊國家中的自主區域，也會開始爭取自己的語言與文化認同，如西班牙的加特隆尼亞就要自己在布魯塞爾有代表，要與其他歐盟會員國平起平坐，這兩件事勢必同時發生，即布魯塞爾從舊國家拿走更多的權利與功能的同時，新的地方區域才能有機會向新中央要求更多的自主權。

問：參照歐洲的例子，台灣與中國要如何安排自己的關係，是「兩個民族、兩個國家」﹝two nations、two states﹞、「一個民族、兩個國家」﹝one nations、two states﹞，還是別的描述？

答：台灣與中國的情況非常複雜，必須是專家才有發言權，但純粹就一個門外漢來看，不同的發展會導致不同的結果：情況一是，大陸民主化成為像台灣一樣的自由開放社會，台灣會整合進大陸，就像西班牙經由羅馬條約、馬斯垂克條約，逐步自願的整合進歐盟。

情況二是，大陸民主化依然，但台灣弱化下去，或者是內部衝突，或者是因為經濟問題，就會產生類似東西德的情況，由情況好的一方把情況壞的一方整合進去。

情況三是，中國民主化開始，但是過程中不順利崩潰了，像前蘇聯一樣，此時，新疆、廣東紛紛開始分裂脫離，台灣可以不付代價而獨立。

文化認同計畫台灣三項正進行中

情況四是，中國民主化的方向是阿根廷裴隆式的民粹專制，一遇到經濟與內政危機，出路就是轉移焦點至武力統一中國，戰爭就可能了。

如果中國維持現狀不變，台灣朝野都知道要小心謹慎，延續現在「威嚇下的和平」﹝deterrance peace﹞，如果台灣領導人不謹慎，為了選舉優勢，不惜走向獨立，將會激發中國動武，我認為未來十五年內，百分之七十五機率是，中國維持現狀，台灣謹慎，所以應該不至於有戰爭。

問：雖然台灣政治上保持謹慎，但是台灣的文化認同是不是正在改變中？

答：現在正在進行中的文化認同計畫，共有三個，還沒有任何一個取得主要優勢。其一是，認定島上各文化平等，無論是福佬、外省、客家、原住民，都一視同仁，成為台灣多元文化一部分；其二是，強調台灣認同與台灣文化，企圖建立起台灣文化霸權；其三，有鑑於中華文化被中國破壞殆盡，強調傳統的中華文化在台灣。

雖然沒有一種已成為主流，但是都在政治上被運用，推動文化認同計畫的人，與有政治企圖的人，相互結盟聯動，構成研究台灣文化認同政治，最有趣的面向。

經濟推力當然對文化認同計畫有影響，台灣本位認同計畫並不成功，就反映了商人們擔心民進黨走得太過，會危及大陸的投資與生意；但在西班牙的加特隆尼亞地區，商人要更高的關稅保護，與文化精英們要自己的語言，就很成功順利的結合在一起。

問：在各地文化認同政治中，全球化將造成什麼影響？

答：全球化在文化上最重要的特徵，就是英文成為全球性語言，但這並不是英文取代其他語言，而形成全球一致的文化，相反的，是造成「文化認同層級化」的現象。以印度為例，受到全球化洗禮的人，往往要有三種語言才夠用，出生地的語言、現居地的語言、以及全球經貿通用的語言；寶萊塢的電影中，更是夾纏著三種語言，開彼此的玩笑，而大家都看得懂，能夠接受。

問：政治人物應該如何面對族裔認同政治，要負怎樣的責任？

答：我覺得責任並不在政治人物，陳水扁被批評太過於強調台灣認同議題，但他與英國首相布萊爾談工會議題沒有兩樣，政治人物去找一個能夠給他帶來最多票的議題，有什麼不對？民主國家的領袖僅是選民代理人，怪應該怪選民們容忍領袖的胡作非為。我以我自己國家為例，入侵伊拉克是美國百年來最糟的外交政策，可是美國選民們在2004年依然投給同一政府，這要怪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