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兩天的新聞發展，就可以看到張前校長絕對是個有遠見、有經濟頭腦的聰明人，透過邀請財團企業的長期捐助，甚至是校長名義的公關費用，都可以由財團來全面負責，而財團方面也因此獲得榮譽博士的頭銜，甚至張前校長在退休之後，都還能有相當的影響力，或許是讓財團獲得對應的報答，座車和司機都還可以擁有財團的照顧，這些林林總總的費用，還真是替國家省了不少的經費。
巴黎的捷運髒亂而不友善，電梯裡還有尿味，但在城市風景的營造上，即便是小小的工地也毫不放過！這是一種對生活基本面高品質需求馬馬虎虎，但視覺品質卻不能須臾降低的城市風格嗎？
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後﹐現在有更多的國家走上了減稅和克制政府干預的道路。那麼他們在這條道路上進展怎樣﹐又成效如何﹖ 我今年在倫敦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Policy Studies)發表了一篇題為《Big, Not Better﹖》的研究報告﹐回顧分析了20個國家和地區政府在過去20年的表現。
上週，吳叡人對於雷頓的學術–族群政治，對於目前深陷族裔衝突的台灣應有的啟示，以良好的國家效能解決族群衝突之方向作結，是別出心栽的見解。 這兩個作品在一同看，其實在於去除學界對於族群研究的獵巫現象。對於social cleavage進行動員是政治企業家必然的動作，而將道德訴求聖戰化，往往是優勢族群的法寶。持平看待族群分類，對於認識這個問題才能有積極意義。 郭崇倫有一篇對Laitin 的專訪，全文轉載如下：
2006 David Laitin 來台
十七世紀中葉，築城據領臺灣三十八年的荷蘭人，曾經以舊荷蘭文記錄當時發生在美麗島上的各種事情，熱蘭遮城內的臺灣長官與巴達維亞城總督、阿姆斯特丹總公司之間，更是魚雁往還、從不間斷。這些珍貴的文獻，如今已經成為我們認識那個時代的主要憑藉。
繳稅的季節才剛剛過還不到一個月，這種錢應該是所有人都花的不甘不願，因為每年讓政府收了那麼多稅金，不僅馬路也沒有變好、公務員的素質也沒有提升，而且更糟糕的情況在於似乎每年都會遇到一、兩位，腦筋很不清楚的公務人員，重點是一定會把事情弄得一蹋糊塗。
近日來，在媒體報導中得知老師在接掌教育部主任秘書一職後，在部分公開場合的言論中實有發言不當的情形，學生並無意擁護老師的發言，因學生確實知道老師的確有錯，但學生心裡想問的是：現今台灣的各家媒體均有各自的立場，對於媒體是否能夠對客觀事實給予中立且公正的報導，基本上抱持存疑的態度，媒體對於老師平日在學校的言行舉止完全不了解，單憑「發言不當」一行便能遽下「莊老師不具為人師表的身分」之結論，於是在媒體的過分渲染與誇張報導下形成了一種社會共識：莊老師是不適任的，當莊老師選擇辭去主任秘書一職，並且已為個人發言不當行為向社會大眾道歉，為自己的不當言行勇於認錯，值得嘉許，不然法律怎麼要對於自首的犯罪者給予較寬待的處遇？但令人感到有趣的是，部分媒體並不選擇在老師道歉後平息此一風波，反而甚至懷疑莊老師的道歉聲明非出自於本人之手，我想在媒體的毒害下這個社會甚至缺乏了信任與饒恕的價值，而學生也深刻體會到：媒體的責任原來在於製造社會的風波，並且將客觀事實增添更多戲劇化的色彩！
在一個政大學生聲援莊國榮教授的網站上，一位學生對於媒體如何操弄個人形象以及學術機構應如何對於社會、媒體做出回應的反省。
不過就在前幾天前往便利商店時，發現這個小禮物原本應該要封在膠膜當中，而雜誌上的膠膜從底下被人巧妙的割了一個小縫，取出當中的小禮物之後，還將原來小禮物當中的塑膠封袋，再塞回這本雜誌當中，原本筆者以為只是個個案而已，昨天從和民回家之後，居然又再發現第二家便利商店也慘遭毒手，因而才覺得這個已經不是個案，而是個恐怖的現象。
■Science 2.0是指科學家把原始實驗結果、初步成形的理論、宣佈的新發現和論文初稿發表到網站上，供其他人取閱並提供意見。 ■支持者認為這些「開放存取」行為，將使科學更具合作性，因此也更有生產力。 ■批評者則指出科學家把初步發現放上網，會造成該項成果被其他人複製或利用、搶走聲譽甚至專利的風險。 ■不論好壞，Science 2.0網站已開始激增。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生物工程師們創設的開放濕體計畫（OpenWetWare）是個值得注意的例子。
最近看到她上電視的畫面，老是閃閃躲躲的回答問題，聽起來像是回答問題，但是實際上卻是製造了更大的疑問，在筆者心目中的正義使者，似乎每次媒體詢問時，就像是再次考驗筆者腦海裡的回憶，如果他是如此的大義凜然，這次的身分問題為何會如此的無力招架呢？
政大不續聘的決定，讓莊國榮非常憤怒，甚至一度要到總統府前抗議；不過，他如果看看另一個人的例子，也許會比較釋懷。 柯林頓政府的財政部長賴瑞桑默斯卸任後，擔任哈佛大學校長，在一次學術界討論大學為何缺少女性科學家的會議中，他提出了幾個現象，其中一個是在高中，女生的數理成績就低於男生，他認為這種現象不完全是性別歧視造成。 桑默斯演講的同時，就有女性學者當場拂袖而去，新聞界事後將此內容曝光，引起軒然大波，要他道歉的呼聲四起，哈佛校友也氣得要收回捐款。 桑默斯先是公布演講全文，之後又不斷地道歉，還是無法平息風波，終於在隔年離開哈佛校長一職。 桑默斯作了什麼事，要遭到如此嚴厲的懲罰？如果莊國榮要絕食抗議，桑默斯可能會氣得要切腹！畢竟，比起莊國榮用「很娘」、「小孬孬」這種羞辱女性的粗話，桑默斯從未直接說女性數理能力比不上男性，他提出的任何說法都有數字依據。 要怎麼樣的教授，政大是有權決定的，但這幾天政大面臨的批評及壓力，卻不會比莊國榮小，從這個角度來看，在台灣，有意從政或敢隨便講話的學者實在是幸運得多。 看看賴瑞桑默斯，他的學術地位被稱為是「經濟學家中的經濟學家」，但在美國，有誰會像幫莊國榮一樣，維護桑默斯的「言論自由」？
中時小社論舉例失當。 Summers是在校長任內因發言引起反彈而被認為不適合繼續領導哈佛，但並沒有因此失去在哈佛教書的工作。
這個重大交通政策，雖然早在數個月前就已經準備實施，但是真正讓這個消息不斷曝光，也就只有上個禮拜三之後的新聞，而且昆明街和西寧南路，可以說是西門町最重要的南北向通道，用人體來比喻就像是西門町區域的大動脈，血管有一節塞住了會怎樣呢？就是中風，中風會如何？偏癱、不聽使喚、運動機能喪失。
在六月十二日的社科院院教評會上，討論此案過程有全程錄音，根據當天的發言紀錄，多數委員是主張，此一懲處案在系教評會上分成三派意見，無法作成有效決議，因此院教評會不可能越俎代庖來審議此案。可以說，院教評會的共識，是不願意強行為公行系作出人事處分，絕不是空白授權給校教評會開鍘。 詎料，校教評會竟然不顧起碼的程序正義，提出之前從未被考慮過的不續聘案，並且在人事室的誤導下，未能充分評估此一方案的嚴重後果─莊教授有可能永不得任教─以致選擇了重懲，毫不顧念「莊主秘」對政大也有貢獻。這一動作，不僅引起秋後算帳的聯想，還使得政大被外界貼上「黨國鷹犬」的標籤，算不算也有損校譽？
學術從來未脫離政治，但是捍衛學術自由應該包括政治思想的自由。政大此舉是否是一種政治迫害學術自由之舉，大家都在看。
大前研一在其「思考的技術」一書中曾提過：「報紙本來應該以內容取勝，但是現在的大型報社卻以壟斷市場，送贈品或禮卷的方式維持業績，這種作法是本末倒置，沒什麼值得同情的。」
這就是使用地區資料的兩大陷阱之一：「可調整地區單元問題」（modifiable areal unit problem, MAUP）。換言之，完全相同的一組資料，隨著地區單元的調整，很可能會產生不同的結果。
事實上，解嚴前的大報是以喝令獨立報下跪的模式取得其大報地位；解嚴後則是以參與政治鬥爭與大打黃金戰（促銷戰）而取得。這些大報之所以成為大報，從來就不是依靠新聞品質，而是新聞之外的力量。 一旦公民厭倦政治鬥爭，一旦報業無力提供贈品，再加上蘋果的競爭，這個行業如春雪消融般覆滅，也就不令人意外了。有趣的是，各臺灣媒體視之如毒水猛獸的蘋果日報，卻是實實在在地和臺灣媒體來場新聞內容的競爭，對於從來沒認真於新聞內容的臺灣媒體，勝負早已注定。
那個經濟學家叫麥爾森(Roger Myerson)。演講標題：社會制度的基本理論。這位先生今年還不到六十，去年瑞典人頒給他一個獎，表彰他在「機制設計理論」上的貢獻。
1959~1972 年，國防研究院陸續出版全五冊的《中華民國地圖集》與全五冊的《世界地圖集》。這一系列地圖集不但被視為是準官方地圖，也成為當時臺灣境內的製圖標準範本。奧妙的是，直到 1972 年《中華民國地圖集第一冊》發行第四版之前，《中華民國地圖集》裡完全找不到釣魚台。那麼，釣魚台跑到哪裡去了呢？原來，它出現在《世界地圖集第一冊》的〈琉球群島圖〉之中。只不過，釣魚台在該圖幅裡不叫釣魚台，而是叫做「尖閣群島」。它與臺灣之間，還標示著非常清晰的國界線。這幅地圖，讓臺灣在往後的釣魚台主權爭議中吃了大虧。
涵化理論主要探討電視和真實世界的關係，而大量研究電視媒體之社會影響的學術領域多為行銷學與態度改變研究。例如選民對候選人的看法如何、為何購買此一產品的原因等等，都涉及了民眾改變的面向與受影響的程度（Signorielli ＆ Morgan，1990：p17）。 涵化研究的另一個重點便是大眾媒體是如何扮演「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角色。電視主要的功能在於傳播社會的價值體系與標準，以維持現有（或主流）的社會行為模式，而非改變現存的階級體系。不同於其他的傳播媒體，電視的感官訴求與大眾化、普及化等特性，在涵化學者的眼中即是最佳的意識型態工具。透過標準化（standardization）的媒體工業流程與擬似個人化（pseudo-individualization）的掩飾之下，電視對那些只能以娛樂型式接受資訊的閱聽人而言，是一種新的、也是唯一的文化（翁秀琪，1996：p162-163） 在了解大眾媒體的影響是屬於長期、潛移默化的效果，其定位等同於學校、家庭、國家等社會化機制。尤其對在生理、心理與社會等層面尚未發展成熟的兒童來說，電視在現代的兒童世界裡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實不能忽略電視對孩童的影響力，因為這樣的效果並非立即、顯著的，唯有從小灌溉媒體識讀的養分，才能對不良的媒介因子產生免疫力。
現代的經濟粗糙的可分成計劃經濟與自由經濟兩大學派。計畫經濟強調政府的角色，贊成政府以大量對公共建設的投資，來帶動經濟的繁榮，其代言人是赫赫有名的凱恩斯。以亞當史密斯為開山祖的自由經濟學派則認為政府的干預應降到最低，讓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來自然繁榮經濟活動。 在我年輕的時候，我以為自由經濟的放任是不可思議的事。如果我們沒有大有為的政府來保護，那麼奸商豈不是能橫行無阻的欺騙人民？財團豈不是能為所欲為的壟斷市場，大家會因此過著民不聊生的日子。於是乎，當社會出現經濟問題時，我就和大多數人一樣，覺得政府應該出面處理。面對不合理的物價，政府應該以公權力管制。對於本國的幼稚產業，政府應該用關稅政策加以保護，免於被外國財團欺凌。政府也應該訂定最低工資，保護弱勢族群免於被商人剝削。政府還應該創辦學校，確保教育的品質與學費。政府也應鉅細靡遺的建立各種環保法令及規章，確保我們生活的環境品質。我還相信政府應該推行各項福利政策，讓失業者有補助金，看病也不用錢。 透過「選擇的自由」的啟發，以及歷史和生活中的許多對照，我發現我上述的想法都錯的離譜。其中，最令我膽顫心驚的是，我自認為立意良善的觀念，事實上不但無益於弱勢族群，反而是大大幫助了利益團體來掠奪我們生活的資源，讓我們向下沉淪。
中山大學機電工程系嚴成文教授對"選擇的自由"導讀及心得
統計學的基本功用是什麼?這個問題也許沒有標準答案，不過個人覺得統計學的核心功能是在發展可靠的『以偏概全』的變數估測方法。 民調是日成生活中最常見的統計學應用之ㄧ，民調之所以是『以偏概全』是因為調查全國人民的意向屬於龐大的工程，所以我們僅能用『隨機』的方法，『取樣』出相對少的人們來了解他們的意向，進而推估出全國人民的意向。這樣的以偏概全方法極可能會因資訊的不完整而造成誤差，至於誤差有多大就是我們必須關心的問題。很可惜的是，由於取樣過程的隨機性，我們永遠不知道誤差有多大！ 如果統計學不能告訴我們它估測結果的誤差到底有多大？那麼統計學的價值到底在哪裡？
醫學倫理是哲學的一個小分支—應用哲學?一個更小的議題。它「本身」沒有專家可言，而是任何人都能參與的一些話題。或許有些人的意見品質會比其他人好一些，但世上有哲學家，卻沒有不懂哲學的醫學倫理學家，就好像有醫生，卻沒有不是念醫學的感冒專家。
我們先假設說，釣魚台是我國的領土，日本船艦撞擊我國海釣船的地點是在我國的領海內，而且日本船艦是故意的。那麼，在這種狀況下，我們對那艘日艦的船長有刑事管轄權嗎？ 且看一九八二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其中有關領海的部分規定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