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店老闆告訴我爸爸，不單單只有他們家，在基隆很多人家中，都有祭拜我阿公，因為他當年不顧黨的指令，在基隆這個地方，用他的能力救了很多無辜的讀書人跟百姓，一個一個拉著他們不安的手，離開死亡靶場以及活埋的坑洞、即將被拖推落海的岸邊。 我爸年輕的時候，還為了要證實這件事情，去拜訪了很多人家，為的只是見見我阿公(的神主牌)一面，或說聽那些被阿公救出來的老先生們，描述他的父親、我的阿公給他聽，好讓他知道更多關於他的父親、我的阿公的事。當然我爸這些事情都做得偷偷摸摸，因為不能讓我的阿嬤知道。
幾年來 我因公請求盧兆麟先生幫忙 他從未拒絕，不可思議的 無論再緊急，再複雜，再麻煩 他總是一口答應，且高效率達成 我幾度跟同事說 哎，歐吉桑們劍及履及的精神，我們要好好學習… 二ＯＯ六年委請盧兆麟先生和蔡焜霖先生合譯《人權之路》日文版 去年如火如茶忙碌時 就曾聽芳微說盧先生身體欠佳 但在二ＯＯ七年編校和出版時 他隨傳隨到，不曾有過遲疑 我也當他是永遠硬朗挺拔的老帥哥 即使在今年二月底 他依然參加我們基金會義工春酒，人物對談… 一如往昔 二月二十八日 盧兆麟先生突然臥倒了 在春寒料峭的國殤日 在槍決無數的馬場町 在對台灣青年逆轉本部主辦的活動，為大學生講解親身經歷的現場中 是那冷風？那青春之顏？是那種種不得不面對的過往？ 他對身邊的楊國宇先生說： 「我心頭有些不適，你替我講下去……」 然後，靜靜的，緩緩的，離枝櫻花般委地 那景象，自彼日起 像黑白默片，以慢動作，一再重播 戲劇般的歷史喑啞，卻巨大且轟隆隆充塞我耳中
思念父親的心，很苦。數十年來，我絕口不談父親，因為在心底深處，我始終不願承認，他已不在。 二二八平反運動展開之後，我很少公開談論父親，也不主動爭取什麼，因為我深切知道他的努力和目標，他是為台灣人民抗爭不成，而不是冤枉無辜，我不需要為他辯論，但我以他為榮。父親說過：「為最大多數，謀最大幸福」這是他的心願和意志，因此我願意把對父親的懷念和榮耀留在我心裡，把父親的信念和精神，留給他所熱愛的台灣。 編寫這本紀念輯的國史館長張炎憲如此形容王政統，「他並未激情高昂譴責國民黨，卻也清楚表達不需要別人同情，不真切的道歉更不需要。這種觀點在二二八受難者家屬中非常奇特，我讚賞他這種抗爭精神，這是台灣人骨氣的具體表現。」 褪去心中的疑慮之後，還是決定繼續下去，若結果不能盡如預期，但終究是長輩活過來的人生，身為後輩，如何都要平常看待。
今年十月號的《人籟論辨雜誌》中刊載了一則由貓大國關中心研究員嚴震生所撰寫的書評〈不再讓仇恨生根〉（pp.98-100），介紹並評論了盧安達滅種屠殺倖存者Immaculée Ilibagiza的自傳《寬恕：我唯一能做的：種族滅絕的倖存者告白》（Left to tell: Discovering God amidst the Rwandan Holocaust）。嚴震生在文末指出，二二八事件至今年屆滿一甲子， 儘管早有呼籲，但我國政府卻遲遲未能成立「真相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使二二八的陰影長期困擾台灣社會。或許是因為我國沒有西方基督宗教文化的寬恕傳統，因此會希望先有真相及道歉，再談和解及寬恕。但在伊瑪奇蕾的親身經驗上，我們看到的是她在加害者尚未道歉、要求寬恕時，就先選擇原諒對方，不讓仇恨在她身上停留生根，這才是本書最寶貴的信息。 （……）劫後餘生的賴比瑞亞人及盧安達人，面對仍然生活在其四周的加害者，都可以選擇寬恕達成和解，我們難道還要讓六十年前的悲劇持續成為撕裂我們族群及社會的劊子手嗎？伊瑪奇蕾得勝的經歷，值得借鏡學習。 （粗體字是我加的） 讀完這則書評，關於上引這一部分，我的感想是： 放屁！
被視為禁忌、牽動台灣敏感神經的「二二八」，如此被攤開在公共領域裡進行對話。而這一段巡迴的旅程上，我自己也在學習「傾聽」與再次認識「二二八」，雖然，「二二八」早化為我生命中的「認識台灣」之鑰，但傾聽每個人的二二八故事，卻讓我明白，自以為很熟悉的「二二八」，還有很多不了解，關於家屬六十年來的遭遇、家屬想瞭解「死去的親人當年到底為何被殺」的心情、二二八受難者不僅是受難的客體也是積極行動的主體、創造力豐富的台灣文化發生了怎樣的斷裂……站在理解過去的立場，因「二二八的悲情」而流的眼淚，讓心在同理中越漸柔軟，而我也在「傾聽」中，學習耐心聆聽對方講述與我類似的心情，以及全然不同的歷史記憶，瞭解每個人對「二二八」的不同看法。也許，這份懷抱耐心、走進對方內心的「傾聽」，比在意「是不是誇大了二二八死傷人數」、追求客觀的「二二八史實」，會對因島殤未解而對立的我們更有意義。
二二八之後，部分年青人選擇左傾，將希望寄託在另一個祖國，並在白色恐怖中受難；有也部分選擇臺灣獨立，代表人物為王育德等，他們經過思考後，由歷史觀點，得出臺灣必需獨立自主，才能不再重蹈改朝換代的衝突悲劇的結論，在日本開始展開獨立建國運動。更多人選擇與政治持距離，選擇政治的事不要管，生命要緊的態度，對應官方的威權統治。這可能是大家熟知的重要影響。那麼，除此之外，二二八事件給我們的歷史教訓還有什麼？為什麼發生在臺灣？這可能必需由較深層的社會結構去找，即臺灣近代化後，對民主與自由的期許，在事件中的挫折，以及反應等尋找。
【春天開門．公義透光】文化論壇新聞稿與全國場次時間 http://blog.roodo.com/228tuioe/archives/2671735.html
2月28日 ．中午，台北市民眾為緝煙事件遊行請願，長官公署卻槍擊民眾；下午 3 點台北市戒嚴，武裝軍警巡邏市區，又開槍掃射，全台為之震動。 ．下午 2 點，台北市參議開緊急會議，會後向陳儀提出依法嚴辦兇手、組 織調查委員會等6項要求。 ．晚上國大代表謝娥廣播,竟稱今午公署前無人傷亡。 ．柯遠芬調高雄鳳山獨立團的一個營和基隆二個中隊開赴台北。 ．張慕陶函請蔣渭川出面協助。
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製作的二二八事件年表，重要事件依日期羅列，有參考價值。
整個九○年代的二二八論述頗有爭鳴風味，雖因沒個更高、更氣魄的宏旨，所以總讓人感不足，問題不在於追究元凶重犯，也不在具體的死亡人數，而是二二八瞬間就變為消費品（政治的、傳媒的、學院書寫的），從此更無縱深、廣袤的延展性，以迄於廿一世紀更是江河日下。我不認為九○年代繁花似錦的二二八論述是多麼和諧美好；但彼時由於各方都在彼此探測，不敢堵死所有方位，壁壘才不致高築，彼此交鋒對話才有進展。
以上就是「關於島內日產爭奪問題」、「日本的設計」與「美國的設計」等三方面的資料，關心這段悲劇史實的朋友們，大家都很少讀到吧？我們是否應該問，爲什麼在過去所有流行的、或者大名鼎鼎的「學術研究」，都似乎有意地避開了這類的史實？往往都只是三言兩語就想把這類史實掩蓋？還是他們真的覺得那些都不重要？
探究二二八，必須從三段時間點觀看，從1947年2月28日到3月8日的動亂期間，從3月8日國民政府大軍登陸後的掃蕩大屠殺期間，從1950年後的白色恐怖時期，不同的時間點，有著不同的事件發生，其實也意味著影響後世談論二二八的角度，更有著不同歷史責任的分佈，也是為何二二八成為一段爭議歷史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