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多夫說，如果選擇遠離民主，不再參與公共辯論，或者精確來說，不再討論真正對人民大眾有利的話題，只是在媒體上賣弄學問（以華麗而模糊的言詞包裝毫無意義的話語，逃避真正重要的公共政策辯論，耍花槍的談論著一些對社會變革毫無用處的話題，例如每天在台灣的政論節目上演的名嘴脫口秀），鞏固自己的社會地位；遠離群眾，再沒有左派菁英份子替社會弱勢向統治階級索求保護，窮人被迫自生自滅）；再沒有右派菁英份子替中產階級向資本家爭取權利，避免被被剝削。看似對所有人開放的向上流動，其實只是菁英用來鞏固其階層的方法（因為，透過教育而向上流動者，將在過程中被同化，成為只關心自己權利的菁英份子）。
因此，我認為，政府應該拋棄固有的道德思想，取消指定博愛座，並繼續宣導讓座的美德，讓每個位子都可以是博愛座。記得Steven Levitt在<>一書中提到誘因可分為三類：monetary incentive、moral incentive和social incentive（請參考Dubner Levitt 2005）。根據這個理論，倘若不指定博愛座，每個座位上的乘客都會多一層道德誘因（moral incentive），說不定有更多坐在非博愛座位子上的人願意起來讓座。取消博愛座，反而能使更多需要位子的人受惠。
這是一個眾聲喧嘩、百花齊放的時代，胸懷使命感的人們都勇於指出各種問題，並要求政府解決問題。「搶救國文」、「縮短英文的城鄉差距」、「拯救農業」、「改革健保」、「重建教育」、「避免亡國滅種的災難」等訴求，說者即使沒有言明，但其實都是一個個的政策建議。只是，不論怎麼初步的構想，如果我們要嚴肅看待這些政策建議，都應該經過以下幾個思考步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