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口述史的主客觀問題，依然可以藉著記錄者的表態等技術性的方式克服，畢竟真正重要的不一定是真實，而是敘事者何以這樣說。
被視為禁忌、牽動台灣敏感神經的「二二八」，如此被攤開在公共領域裡進行對話。而這一段巡迴的旅程上，我自己也在學習「傾聽」與再次認識「二二八」，雖然，「二二八」早化為我生命中的「認識台灣」之鑰，但傾聽每個人的二二八故事，卻讓我明白，自以為很熟悉的「二二八」，還有很多不了解，關於家屬六十年來的遭遇、家屬想瞭解「死去的親人當年到底為何被殺」的心情、二二八受難者不僅是受難的客體也是積極行動的主體、創造力豐富的台灣文化發生了怎樣的斷裂……站在理解過去的立場，因「二二八的悲情」而流的眼淚，讓心在同理中越漸柔軟，而我也在「傾聽」中，學習耐心聆聽對方講述與我類似的心情，以及全然不同的歷史記憶，瞭解每個人對「二二八」的不同看法。也許，這份懷抱耐心、走進對方內心的「傾聽」，比在意「是不是誇大了二二八死傷人數」、追求客觀的「二二八史實」，會對因島殤未解而對立的我們更有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