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兆玄內閣甫上任，就因為油價解凍、綠卡、學費調漲、擴大內需等風波，造成民怨四起、政局動盪。輿論的諍言，多半強調，這個博士內閣充滿菁英心態、忽視基層心聲、缺乏溝通的技巧與誠意。 有趣的是，劉兆玄是個聰明絕頂、政治操守上可以期待的人。清大前校長徐遐生，世界頂尖的天文物理學家，曾經說過，劉兆玄是他在台灣遇過最聰明的人。熟悉台灣政情的人多半也會同意，當年國民黨如果能夠採納劉兆玄所代表的改革派建言，二○○○年跟二○○四年大選結果可能已經改寫。 其實，這個從政資歷豐富、包袱不多的聰明院長所領導的博士內閣，上任後一連串的左支右絀，反映的是更為深層的治理危機。這裡的關鍵字，弔詭地，正是八年前劉兆玄從國民黨政府卸任，回清大任教時協助推動的一個新興學科：科技與社會！ 劉兆玄跟他的許多博士閣員，成長過程所接受的「政治教育」，基本上是啟蒙運動以來，源自科技的權威而衍生的一套「專家政治」的思維與運作模式。 在專家政治中，「科學」跟「政治」是兩個明確不容僭越的範疇，也是打造合理社會所必須堅持的分際。民選的政治菁英在推動重大公共建設時，科技社群所提供的專業知識與方案，不但是決策的重要依據，更賦予政治人物所需的正當性。更進一步，大眾基本上是欠缺知識、不理性、而需要被教育的。這也是為何，涉及複雜專業問題的公共政策一旦發生爭議時，這種思維模式總是強調，要「超越民粹」，尊重科技專業，藉以在紛擾的社會利益糾葛中尋求理性的仲裁。最近台大校長在各界壓力下，依然理直氣壯地堅持調漲學費，多少也反映了此種思維精神：捍衛專業權威，勇於向政治說真話。 問題是，當代先進國家的政治實踐，已經逐漸揚棄此一問題重重、無力化解爭議的思維模式，轉而採取新的「科技統理」（scientific governance）的理念與作法。理由很簡單。 隨著新興科技的發展、全球化層出不窮的挑戰、以及民主的力量不斷穿透到社會生活各個領域，類似核能電廠、蘇花高、樂生療養院、水庫、煉鋼廠…等科技爭議，已經成為最具爆炸性的公共政策爭議。如何在追求經濟和科技發展同時，捍衛環境與社會正義，尊重在地住民所欲追尋的價值，納入公眾的參與，才是有效推動公共政策與社會發展所必須克服的嚴厲挑戰。 劉兆玄以降整個世代的科技菁英，可能沒有意識到，科技所鑲嵌的脈絡，已經是一個充滿著政治不確定性、激烈的公共辯論、眾聲喧嘩、以及複雜社會決策的環境。科技與社會所要探討的關鍵，正是這個新的「科技統理」所需具備的內涵及其後果。 科技統理的新思維，揚棄傳統專家政治與科技政策的盲點，清楚認知到，治理國政已經不是「專家」或「政府」的事，必然包含多元異質的行動者：包括，產業、科技機構、社運組織、壓力團體、消費者、市場、與常民百姓。更重要的，清廉、執行力、與公關只是民主政治的基本，民主國家的政府，已經不可能獨力主導整個社會朝單一目標前進。相反地，政府只是在一個去中心化的網絡與變動不居的權力組合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新的科技統理中，科技菁英謙卑地體認到，科技本身也是風險與不確定性的來源。過去專家政治所堅持的核心價值，包括理性、效率、普遍性、與中央集權，必須面對新的多元政治所肯定的多元性、在地主義、美學價值、不可化約的模糊性…等攸關當代生活風格與創意品味的挑戰與詰問。 更關鍵的是，深刻體認到「科技」與「政治」、或「專業」與「社會」之間相互穿透、互為因果的複雜關係之餘，科技統理必須運用政治想像力，建立創造性的「邊界組織」，讓專業社群與官僚組織的運作，既可維持專業自主性，又可納入來自多元社會的價值與考量，達成共贏的結果。 劉內閣的困境，不分藍綠，正考驗著台灣邁向成熟進步社會的智慧與決心。 （作者為清華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
精英政治下所面臨的國家發展挑戰(困境)
講了半天，那麼「共同市場」這種右到不行的主張臺灣左派怎麼都沒動作？「綜合經濟貿易協定」是最新的說法，面對這個，左派們理當要上街頭，應該是要「抽濃菸、喝烈酒、大聲抗議」（左統大師尹章義語）的啊？怎麼沒看到影呢？只有還有些堅持的人，自為了反對興建蘇花高而奔走，但剩下的經濟貿易左派全都不見了？
「政府萬能」的思維老早就該拋棄，但由於社會大眾（甚至包括許多民進黨政治人物）因未能看清台灣經濟的來路，輕信了國民黨自封的經濟奇蹟創造者名號，所以對現狀、未來、政府角色有著不切實際的期待與想像。而今天常聽到的「（扁）政府無能」的口號口水源於誤（或不）讀歷史與誤判情勢，源於誤信國家主導式的資本主義依然是萬靈丹，而渾然不見在這波全球化浪潮下廣泛存在於世界各地的國家失能問題---這當然不是說，國家與政府能夠或必須自經濟領域退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