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建立有反省式的社會學與自我評論,或者社會學論述的系譜,如社會學知識史,討論社會學發展和社區的、區域的、國家社會的、以及世界的種種介面,以及社會學者如何生產、複製、practice這份本行,展現出隱藏的自我利益,我們才可能真的觸碰到更深一層的社會學涵義,才有讓社會學「生根」的可能,對於這一點,我由衷地同意。
開會的主要目的是要解決問題,要練習英文應該另有場所。規定開會時只能用英文的政策,將使市政議題的討論膚淺化,而且有使錯誤英文更加氾濫的隱憂。 記得游錫堃當行政院院長時,曾喊出幾年內要讓英文成為官方語言,馬市長當時批評說:不可能,也不需要。不知道為什麼北市現在卻附和起這種作秀式的花招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