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要傭人點數，研究生要畢業，在這樣互取所需不對等的狀態下，一切都進行地那麼自然。
唉，哎哎哎哎
近日來，在媒體報導中得知老師在接掌教育部主任秘書一職後，在部分公開場合的言論中實有發言不當的情形，學生並無意擁護老師的發言，因學生確實知道老師的確有錯，但學生心裡想問的是：現今台灣的各家媒體均有各自的立場，對於媒體是否能夠對客觀事實給予中立且公正的報導，基本上抱持存疑的態度，媒體對於老師平日在學校的言行舉止完全不了解，單憑「發言不當」一行便能遽下「莊老師不具為人師表的身分」之結論，於是在媒體的過分渲染與誇張報導下形成了一種社會共識：莊老師是不適任的，當莊老師選擇辭去主任秘書一職，並且已為個人發言不當行為向社會大眾道歉，為自己的不當言行勇於認錯，值得嘉許，不然法律怎麼要對於自首的犯罪者給予較寬待的處遇？但令人感到有趣的是，部分媒體並不選擇在老師道歉後平息此一風波，反而甚至懷疑莊老師的道歉聲明非出自於本人之手，我想在媒體的毒害下這個社會甚至缺乏了信任與饒恕的價值，而學生也深刻體會到：媒體的責任原來在於製造社會的風波，並且將客觀事實增添更多戲劇化的色彩！
在一個政大學生聲援莊國榮教授的網站上，一位學生對於媒體如何操弄個人形象以及學術機構應如何對於社會、媒體做出回應的反省。
醫學倫理是哲學的一個小分支—應用哲學?一個更小的議題。它「本身」沒有專家可言，而是任何人都能參與的一些話題。或許有些人的意見品質會比其他人好一些，但世上有哲學家，卻沒有不懂哲學的醫學倫理學家，就好像有醫生，卻沒有不是念醫學的感冒專家。
我的論點如下：目前的碩士班教育設計，它的性質遊走於大學部與博士班間，沒有清楚的定位，意即在知識廣度與深度兩者之間未勇於抉擇，使得老師與學生兩邊必須強力壓榨自己，方能滿足這個體制的雙重期待，且這樣的壓榨，到頭來仍是兩頭空。
全球化研究總計畫
這三點特色讓TSSCI產生許多爭議，因為它不再只是個索引，更具有學術量尺的目的，量尺是丈量學者的學術生產品質與數量。國家認為這可以改善中文學術社群的學術水準，學者對TSSCI則是有褒有貶，更因為升等制度與高等教育評鑑的關係，TSSCI不只是單純的索引工具，它成為學術改革中的其中一個向度。
今天電視上最離譜的莫過於東吳大學主秘李貴英，她一臉不屑地說：「某位教授」在144天內上電視103次，這樣會對教學和校譽有影響。 這種論調才真是令人不屑，一個教授下班後，想做什麼是他家的事，對教學是否有影響，自有評量機制進行審議，需要像管小學生一樣預設上電視就會影響教學？那玩社團和打工也都會影響學習，是否也可以規定學生一個月只能至社團四次、打工四次？ 而校譽論更離譜，校譽有濃厚的威權價值，不僅主觀，更有掌權者任意認定的問題在，李貴英妳的校譽，不等於我的校譽，我就認為維護這些名嘴的言論自由才是合於校譽的作法，而李貴英妳在電視上面疵牙咧嘴，才是嚴重破壞校譽，要是妳的邏輯成立，才應該限制妳上電視的權利。
我對於今天這新聞感到羞愧。我的學校竟然會做出這等低劣的提案！不管我是不是喜歡徐永明，至少他沒有在他的教學上面放水偷懶。憑什麼限制他上電視？你一個主秘你憑什麼有資格認定老師上電視就代表他教學有問題？
假設你要在追求學問之路上出類拔萃的話，你一定是因為遵循一個我沒有辦法具體描述的過程，而讓你成就那個境界，所以我一個多小時內，不太能描述說如何幫助 大家走這條路。我大概知道說這條路是怎麼走的，假設我自己做得還有點心得的話，我大概知道我怎麼走到今天這個地方來的，而我自己反省一下，哪些事情是不對 的，我只能夠把那些不對的事情講出來。記住要「不住相」，「住相」就是不對的，這我可以講得出來；但你說到底應該要怎麼辦？那我講不出來。你就是要不住相 的用功，廣泛的吸收知識，維持你的野性，讓你的知識在腦筋裡活活的轉，那將來在這邊講我的學思歷程的人，絕對會比我年輕，都會是你們，我就講到這邊，比我 預計時間短一點，不過我們可以多花點時間談一談。
本會對於此一說法無法認同。事實上，在適用勞基法前，學校對於約用人員一樣也攤提了保險、退撫儲金（或許只是名目不同），但校方現在卻因學生抗議調漲學雜費，將責任推給在校園中最沒地位的約用人員。正當我們約用人員因為加入勞基法，而面臨幾近沒有福利的福利，恐將又被一筆勾消時，校方又加上了這麼一條莫須有的罪名給我們，是不是更雪上加霜？ 對此，本會將請校務會議代表於校務會議中提問，希望校長能在會議中能釐清事實，不要打擊約用人員的士氣，作為此一議題的代罪羔羊。
學術期刊的審查，期刊名單的設計，用意在於輔助學術表現的評鑑。但當他成為唯一的評鑑標準時，甚至成為研究資源分配、人員升等與否的評鑑標準時，這個制度就會引起更多人的「關心」。那麼，把餅作大、廣設期刊、相互尋找出路等情況，就成為諷刺的結果。 學術期刊的存在，本來是提供學術研究的心得交流、知識的辯論、知識脈絡的周延等一個平台。但當他成為影響資源分配、升等評鑑的標準時，學術期刊的文化也因此有了那一點點的「政治化」了。
哈佛大學是個民辦高校，並且沒有得到教育部認證，發的學歷更沒有教育部的認可，也就是自己刻了一個章往學歷上蓋，和一個賣文憑的幾乎沒有區別。
在Jurgen Habermas的公共論域與溝通行動理論的概念中，其發現了一個理性討論的過程，在這個反覆經由理性討論與辯證的過程，每個人都可不受任何干擾地、自由地表達意見，也因此，真正的共識與輿論才可形成，而不是在扭曲溝通下所形成的單向與宰制，最重要的是，不能只停留在「製造共識」而已。
本計畫乃就本館收藏早期舊版報紙資料進行相關之數位化作業，例如：民報（館藏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十一日至三十六年二月）、台東新報（館藏自民國四十四年一月至四十六年五月 ）、大華新聞（館藏自民國四十五年九月至四十六年四月）。若干目前仍繼續出刊之報紙，例如：中央日報、中華日報、台灣新生報等，雖最早從民國三十六年開始收錄，但考量發行之報社可能有相關數位化計畫，因此不列入本館數位化之範圍。數位化作業之年代，以民國五十年以前之報紙為主，採整版報紙黑白掃描，並建立新聞標題等資料，以方
最可怕的腐朽是冷漠，以及假性客觀。知識份子不想弄髒自己，搞一些漂亮的話語，來包裝自己的虛矯。吳晟〈我的憂心〉開宗明義就說明，文學人必須、也早已介入政治，這是一個真誠的知識份子的肺腑之言。沙特在〈什麼是文學？〉中說得很清楚，「一旦開始寫作，你就介入了」。這個世界沒有「不介入」的書寫或話語；語言文字（說話）是一種行動，你每說一句，就介入世界一步。 比起那些早已介入，卻還惺惺作態的「文化人」，吳晟真誠而可愛，他真心誠意面對自己的「介入」，清楚彰顯自己的說話位置與實踐位置，「從不掩飾個人政治傾向」，堅守反獨裁的普世價值，數十年如一日。而絕大多數的知識份子，文化人、學者專家，以客觀性做為偽裝的外衣，內裡包覆的是他們對自身階級利益的保守，以及對學術資源、學術位置的渴求與不捨。只要計劃案繼續拿得到錢，只要活動可以繼續辦，只要學術業績持續增加，「誰執政都一樣」。
作者楊翠為楊逵之孫
教育部決定將政大排除在邁向頂尖大學第三年起的特別預算外，理由是前兩年執行成效不彰，這所具有悠久人文社會學科傳統的名校同仁，必難苟同。豈止政大，特別預算下的各校，除台大有稍事微調外，咸以自然學科的標準為評鑑的普遍標準，其中兩年須見成效的要求，就是毫無人文意識的偽公平。人文社會學界經常訴求本身的特殊性，懇乞差別待遇，總是遭致徒有藉口之譏。可見，這個關於特殊性的訴求殊為不妥。
順便大大宣揚一下：靜宜生態所的另一位原住民學生Neqo(乜寇‧索克魯曼)，以新作《東谷飛沙傳奇》獲得吳濁流文學獎正獎，昨天舉行盛大的新書發表會。
除了興趣、熱情和焦慮外，其實我也在思考先前那個有關社會學與政治學對於理論的重大差異，這個問題在Michael Polanyi的《個人知識：邁向後批判哲學》這本書中，他用了subsidiary awareness的概念，去談人的知識論如何形成。其實政治學雖然學門本身對於理論的要求和社會學不同，但並不代表政治學者可以完全忽略本身知識論的型塑過程。例如我說我是個自由主義者的時候，其後必定要隱藏著我對於自由主義的認識，我是John Rawls的信徒，或者Robert Nozick的派系；我講民主的時候，背後隱藏的是審議民主或者多數民主的價值。這些不會在論文裡面直接顯現，但他們終究會是我知識論形成過程裡重要的一環。 也就是說，政治學的理論範疇雖然非常經驗層次，但卻很注重subsidiary awareness的培養。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從芝加哥大學畢業的Paul Wolfowitz，他有一位來自社會思想委員會的名師Alan Bloom。Wolfowitz在政治上因為新保守主義的立場而毀譽參半，但早年在芝加哥醉心研究西方政治思想經典的軼事，還是學界美談。不過他的畢業論文Water Desalination in the Middle East好像跟柏拉圖和孟德斯鳩沒什麼關係。 總而言之，我以往所受的訓練，是要人在知識論形成的過程裡，要有熱情、興致還有焦慮，伴隨著對歷史的謙卑，才能夠逐漸在不知不覺裡型塑出知識的雛型，進而不斷在吸收新知識中得到成長。其中容或與社會學學門訓練的模式稍有不同，但只是方法論上的微小差異，背後都隱含著對於一個年輕學者的知識論成長的期待。要當一個好的社會科學家，好像除了本土關懷、第二社會和實踐能力之外，必須對自己的知識論脈絡知之甚詳，才能夠勉強稱職。
當朋友從網路上傳來教育部規劃凍結國立大學教職員額的消息時，她似乎期待聽見我的不平之鳴。
如今擔任主編的工作，猶如只是負責確保投稿文章審核是匿名的，所有編務一概程序化。於是，在編輯無法介入，也不敢介入的情況下，投稿人直接面對審核人的予取予求，即使是善意的審核人，投稿人也不敢掉以輕心，以至於投稿文章原本一萬餘字，等到巨細靡遺討好審稿人之後，可能一舉增加到三萬多字。這時作者自己的問題意識已經失焦。失焦的文章沒有人閱讀，無法達到服務知識社群的目的。
負責評鑑期刊的單位為了防範徇私，想方設法杜絕期刊編輯介入學術生產的過程，如今擔任主編的工作，猶如只是負責確保投稿文章審核是匿名的，所有編務一概程序化。於是，在編輯無法介入，也不敢介入的情況下，投稿人直接面對審核人的予取予求，即使是善意的審核人，投稿人也不敢掉以輕心，以至於投稿文章原本一萬餘字，等到巨細靡遺討好審稿人之後，可能一舉增加到三萬多字。這時作者自己的問題意識已經失焦。失焦的文章沒有人閱讀，無法達到服務知識社群的目的。
過去五至十年來，有些學者認為來自美國的理性抉擇論有成為台灣政治學界學術霸權的趨勢。而指標之一，就是在期刊中，理性抉擇的文章大增，而且趨勢還在上揚。對於這個現象，林老師（我的老闆）進行實證研究來討論。至目前為止，我們蒐羅了國科會政治學專業期刊評比的十九份期刊，五至七年的所有政治學類文章（千餘篇），結果發現，真正符合理性抉擇研究途徑的文章只有5％以下，有些甚至是討論而不是應用。而使用計量研究的（我們放寬標準，連敘述統計也算在內），也不過佔20％。如果把敘述統計摘掉，那可能只剩10％不到。所以，理性抉擇研究途徑，在台灣稱之為新興霸權實在言過其實。
一個學校，只要還有人願意自己負擔成本去讀，就表示它對人們還有價值，就沒有是不是「爛大學」的問題，實在不需要旁人去擔心退場機制的問題。教育部或其他社會公益團體若真有心關懷這些學校服務學生的狀況，最多只需要做到報告這些學校在師資與教學等方面狀況的「訊息揭露」，避免學生因訊息不足而有錯誤的預期。只要學校數目夠多，品質不佳的學校就會面臨招生困難的問題，這時自然會產生一個由市場構成的退場機制。除此之外，旁人勉強製造出來的退場機制，很可能只是一種體制受益者的偏見。
對前一陣子PTT上「萬人考大學，淘汰爛大學」活動的批判。
究竟哈伯瑪斯是在玩什麼把戲呢？他為何不乾脆就將那些多出來的文章另外集結成一冊「補充資料集」來出版算了？為什麼非得把書搞得越來越大本不可呢？諸位或許並不覺得這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甚至還會誇讚這是個嘉惠讀者的善舉。然而，事情恐怕沒有這麼簡單。
最近流行「中國崛起」的話題，也有「韓流」正興的心得。二千年來，中國多次起落，現在所謂「崛起」，根本不是新鮮事。至於韓國，這個夾在中日俄三大國度之間的半島國家，終在不起眼歲月中掙得目光。但「韓流」絕不只是影視戲劇，「韓國崛起」才是新奇現象。從表演、經濟到學術，該國刻正積極展現驕傲，企圖雄偉，令人印象深刻。
就個人的領域—人文學科所知，台灣的學術界確實對於比我們後進的國家不感興趣。先不論與我們關係密切的東南亞，對於我們邦交國最多的中美洲，台灣的學術界與他們的交流、幫助也是非常少，更別說像中南部非洲或是一些伊斯蘭世界的較貧窮區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