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爾格倫在他的文章「服從的危險」 （1974年）裡寫道： 「在法律和哲學上有關服從的觀點是意義非常重大的，但他們很少談及人們在遇到實際情況時會採取怎樣的行動。我在耶魯大學設計了這個實驗，便是為了測試一個普通的市民，只因一位輔助實驗的科學家所下達的命令，而會願意在另一個人身上加諸多少的痛苦。當主導實驗的權威者命令參與者傷害另一個人，更加上參與者所聽到的痛苦尖叫聲，即使參與者受到如此強烈的道德不安，多數情況下權威者仍然得以繼續命令他。實驗顯示了成年人對於權力者有多麼大的服從意願，去做出幾乎任何尺度的行為，而我們必須儘快對這種現象進行研究和解釋。」
美國以法律為主題的部落格，在這幾年可說是如雨後春筍般的一個接一個冒出來。這其中不少部落格是由各校法學院的教師所成立或參與。因此，「爬部落格(爬格子)」，也成為不少法學教師學術生涯(重要)的一部份! 上面提到的那篇短文，主要就是在討論教師於部落格上所發表的文章，在升等審查時，究竟該如何被看待~~是等同於「學術論文」? 還是
自古以來，鏤帝國除與卡雀爾教皇國交流（貿易、取經）外，與梭修賽斯諸國貿易並不密切，只產生少量財貨交易而已，未對鏤帝國生產方式產生重大變革。直到50年前，伊可那密帝國准將率領性能強大的「伊可那密噁鬧宜西斯傲福鏤」號船艦進逼鏤帝國後......
然而，這樣的期待竟然與我直接的生活經驗有著相當大的落差，一個自譽為台灣頂尖大學的政治大學，在大部分老師及系所主管都不知道的情狀之下，其「校發會」竟然在十月十五日（星期三）迅速通過了「國立政治大學推動學院實體化方案（附於文後）」，此方案一經通過，將產生嚴重的效果，那就是政大各系所即將被終結，校長及院長的權力將極大幅度的擴張，校園的民主自治也將離政大而遠去，政大的老師以後可能都必須戒慎恐懼的察言觀色，仰賴校長及院長之鼻息，學術自由將遭受到嚴重的戕害。
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有笑有推。
是米國大學生...在台灣，可能碩士菸酒生才用的到喔
再談「碩士」。如果說學士是「優質消費者」，博士是「優質生產者」，那碩士就是在一個比較均衡的過渡位置。他是一個社會中「先進的知識/資訊處理者」（advanced knowledge/information processor），從老饕的位置進化到能夠在生活中用簡單的食材烹飪適宜的料理，一個進化版的知識老饕。
為什麼經濟學有那麼多數學公式？ 為什麼人文學科有那麼多火星話？
全國各大學圖書館校外人士借書證的價值比較。台大最貴，也最有用；C/P值最高的是政大。
教授要傭人點數，研究生要畢業，在這樣互取所需不對等的狀態下，一切都進行地那麼自然。
唉，哎哎哎哎
近日來，在媒體報導中得知老師在接掌教育部主任秘書一職後，在部分公開場合的言論中實有發言不當的情形，學生並無意擁護老師的發言，因學生確實知道老師的確有錯，但學生心裡想問的是：現今台灣的各家媒體均有各自的立場，對於媒體是否能夠對客觀事實給予中立且公正的報導，基本上抱持存疑的態度，媒體對於老師平日在學校的言行舉止完全不了解，單憑「發言不當」一行便能遽下「莊老師不具為人師表的身分」之結論，於是在媒體的過分渲染與誇張報導下形成了一種社會共識：莊老師是不適任的，當莊老師選擇辭去主任秘書一職，並且已為個人發言不當行為向社會大眾道歉，為自己的不當言行勇於認錯，值得嘉許，不然法律怎麼要對於自首的犯罪者給予較寬待的處遇？但令人感到有趣的是，部分媒體並不選擇在老師道歉後平息此一風波，反而甚至懷疑莊老師的道歉聲明非出自於本人之手，我想在媒體的毒害下這個社會甚至缺乏了信任與饒恕的價值，而學生也深刻體會到：媒體的責任原來在於製造社會的風波，並且將客觀事實增添更多戲劇化的色彩！
在一個政大學生聲援莊國榮教授的網站上，一位學生對於媒體如何操弄個人形象以及學術機構應如何對於社會、媒體做出回應的反省。
醫學倫理是哲學的一個小分支—應用哲學?一個更小的議題。它「本身」沒有專家可言，而是任何人都能參與的一些話題。或許有些人的意見品質會比其他人好一些，但世上有哲學家，卻沒有不懂哲學的醫學倫理學家，就好像有醫生，卻沒有不是念醫學的感冒專家。
我的論點如下：目前的碩士班教育設計，它的性質遊走於大學部與博士班間，沒有清楚的定位，意即在知識廣度與深度兩者之間未勇於抉擇，使得老師與學生兩邊必須強力壓榨自己，方能滿足這個體制的雙重期待，且這樣的壓榨，到頭來仍是兩頭空。
全球化研究總計畫
這三點特色讓TSSCI產生許多爭議，因為它不再只是個索引，更具有學術量尺的目的，量尺是丈量學者的學術生產品質與數量。國家認為這可以改善中文學術社群的學術水準，學者對TSSCI則是有褒有貶，更因為升等制度與高等教育評鑑的關係，TSSCI不只是單純的索引工具，它成為學術改革中的其中一個向度。
今天電視上最離譜的莫過於東吳大學主秘李貴英，她一臉不屑地說：「某位教授」在144天內上電視103次，這樣會對教學和校譽有影響。 這種論調才真是令人不屑，一個教授下班後，想做什麼是他家的事，對教學是否有影響，自有評量機制進行審議，需要像管小學生一樣預設上電視就會影響教學？那玩社團和打工也都會影響學習，是否也可以規定學生一個月只能至社團四次、打工四次？ 而校譽論更離譜，校譽有濃厚的威權價值，不僅主觀，更有掌權者任意認定的問題在，李貴英妳的校譽，不等於我的校譽，我就認為維護這些名嘴的言論自由才是合於校譽的作法，而李貴英妳在電視上面疵牙咧嘴，才是嚴重破壞校譽，要是妳的邏輯成立，才應該限制妳上電視的權利。
我對於今天這新聞感到羞愧。我的學校竟然會做出這等低劣的提案！不管我是不是喜歡徐永明，至少他沒有在他的教學上面放水偷懶。憑什麼限制他上電視？你一個主秘你憑什麼有資格認定老師上電視就代表他教學有問題？
假設你要在追求學問之路上出類拔萃的話，你一定是因為遵循一個我沒有辦法具體描述的過程，而讓你成就那個境界，所以我一個多小時內，不太能描述說如何幫助 大家走這條路。我大概知道說這條路是怎麼走的，假設我自己做得還有點心得的話，我大概知道我怎麼走到今天這個地方來的，而我自己反省一下，哪些事情是不對 的，我只能夠把那些不對的事情講出來。記住要「不住相」，「住相」就是不對的，這我可以講得出來；但你說到底應該要怎麼辦？那我講不出來。你就是要不住相 的用功，廣泛的吸收知識，維持你的野性，讓你的知識在腦筋裡活活的轉，那將來在這邊講我的學思歷程的人，絕對會比我年輕，都會是你們，我就講到這邊，比我 預計時間短一點，不過我們可以多花點時間談一談。
本會對於此一說法無法認同。事實上，在適用勞基法前，學校對於約用人員一樣也攤提了保險、退撫儲金（或許只是名目不同），但校方現在卻因學生抗議調漲學雜費，將責任推給在校園中最沒地位的約用人員。正當我們約用人員因為加入勞基法，而面臨幾近沒有福利的福利，恐將又被一筆勾消時，校方又加上了這麼一條莫須有的罪名給我們，是不是更雪上加霜？ 對此，本會將請校務會議代表於校務會議中提問，希望校長能在會議中能釐清事實，不要打擊約用人員的士氣，作為此一議題的代罪羔羊。
學術期刊的審查，期刊名單的設計，用意在於輔助學術表現的評鑑。但當他成為唯一的評鑑標準時，甚至成為研究資源分配、人員升等與否的評鑑標準時，這個制度就會引起更多人的「關心」。那麼，把餅作大、廣設期刊、相互尋找出路等情況，就成為諷刺的結果。 學術期刊的存在，本來是提供學術研究的心得交流、知識的辯論、知識脈絡的周延等一個平台。但當他成為影響資源分配、升等評鑑的標準時，學術期刊的文化也因此有了那一點點的「政治化」了。
哈佛大學是個民辦高校，並且沒有得到教育部認證，發的學歷更沒有教育部的認可，也就是自己刻了一個章往學歷上蓋，和一個賣文憑的幾乎沒有區別。
在Jurgen Habermas的公共論域與溝通行動理論的概念中，其發現了一個理性討論的過程，在這個反覆經由理性討論與辯證的過程，每個人都可不受任何干擾地、自由地表達意見，也因此，真正的共識與輿論才可形成，而不是在扭曲溝通下所形成的單向與宰制，最重要的是，不能只停留在「製造共識」而已。
本計畫乃就本館收藏早期舊版報紙資料進行相關之數位化作業，例如：民報（館藏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十一日至三十六年二月）、台東新報（館藏自民國四十四年一月至四十六年五月 ）、大華新聞（館藏自民國四十五年九月至四十六年四月）。若干目前仍繼續出刊之報紙，例如：中央日報、中華日報、台灣新生報等，雖最早從民國三十六年開始收錄，但考量發行之報社可能有相關數位化計畫，因此不列入本館數位化之範圍。數位化作業之年代，以民國五十年以前之報紙為主，採整版報紙黑白掃描，並建立新聞標題等資料，以方
最可怕的腐朽是冷漠，以及假性客觀。知識份子不想弄髒自己，搞一些漂亮的話語，來包裝自己的虛矯。吳晟〈我的憂心〉開宗明義就說明，文學人必須、也早已介入政治，這是一個真誠的知識份子的肺腑之言。沙特在〈什麼是文學？〉中說得很清楚，「一旦開始寫作，你就介入了」。這個世界沒有「不介入」的書寫或話語；語言文字（說話）是一種行動，你每說一句，就介入世界一步。 比起那些早已介入，卻還惺惺作態的「文化人」，吳晟真誠而可愛，他真心誠意面對自己的「介入」，清楚彰顯自己的說話位置與實踐位置，「從不掩飾個人政治傾向」，堅守反獨裁的普世價值，數十年如一日。而絕大多數的知識份子，文化人、學者專家，以客觀性做為偽裝的外衣，內裡包覆的是他們對自身階級利益的保守，以及對學術資源、學術位置的渴求與不捨。只要計劃案繼續拿得到錢，只要活動可以繼續辦，只要學術業績持續增加，「誰執政都一樣」。
作者楊翠為楊逵之孫
教育部決定將政大排除在邁向頂尖大學第三年起的特別預算外，理由是前兩年執行成效不彰，這所具有悠久人文社會學科傳統的名校同仁，必難苟同。豈止政大，特別預算下的各校，除台大有稍事微調外，咸以自然學科的標準為評鑑的普遍標準，其中兩年須見成效的要求，就是毫無人文意識的偽公平。人文社會學界經常訴求本身的特殊性，懇乞差別待遇，總是遭致徒有藉口之譏。可見，這個關於特殊性的訴求殊為不妥。
順便大大宣揚一下：靜宜生態所的另一位原住民學生Neqo(乜寇‧索克魯曼)，以新作《東谷飛沙傳奇》獲得吳濁流文學獎正獎，昨天舉行盛大的新書發表會。
除了興趣、熱情和焦慮外，其實我也在思考先前那個有關社會學與政治學對於理論的重大差異，這個問題在Michael Polanyi的《個人知識：邁向後批判哲學》這本書中，他用了subsidiary awareness的概念，去談人的知識論如何形成。其實政治學雖然學門本身對於理論的要求和社會學不同，但並不代表政治學者可以完全忽略本身知識論的型塑過程。例如我說我是個自由主義者的時候，其後必定要隱藏著我對於自由主義的認識，我是John Rawls的信徒，或者Robert Nozick的派系；我講民主的時候，背後隱藏的是審議民主或者多數民主的價值。這些不會在論文裡面直接顯現，但他們終究會是我知識論形成過程裡重要的一環。 也就是說，政治學的理論範疇雖然非常經驗層次，但卻很注重subsidiary awareness的培養。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從芝加哥大學畢業的Paul Wolfowitz，他有一位來自社會思想委員會的名師Alan Bloom。Wolfowitz在政治上因為新保守主義的立場而毀譽參半，但早年在芝加哥醉心研究西方政治思想經典的軼事，還是學界美談。不過他的畢業論文Water Desalination in the Middle East好像跟柏拉圖和孟德斯鳩沒什麼關係。 總而言之，我以往所受的訓練，是要人在知識論形成的過程裡，要有熱情、興致還有焦慮，伴隨著對歷史的謙卑，才能夠逐漸在不知不覺裡型塑出知識的雛型，進而不斷在吸收新知識中得到成長。其中容或與社會學學門訓練的模式稍有不同，但只是方法論上的微小差異，背後都隱含著對於一個年輕學者的知識論成長的期待。要當一個好的社會科學家，好像除了本土關懷、第二社會和實踐能力之外，必須對自己的知識論脈絡知之甚詳，才能夠勉強稱職。
當朋友從網路上傳來教育部規劃凍結國立大學教職員額的消息時，她似乎期待聽見我的不平之鳴。
如今擔任主編的工作，猶如只是負責確保投稿文章審核是匿名的，所有編務一概程序化。於是，在編輯無法介入，也不敢介入的情況下，投稿人直接面對審核人的予取予求，即使是善意的審核人，投稿人也不敢掉以輕心，以至於投稿文章原本一萬餘字，等到巨細靡遺討好審稿人之後，可能一舉增加到三萬多字。這時作者自己的問題意識已經失焦。失焦的文章沒有人閱讀，無法達到服務知識社群的目的。
負責評鑑期刊的單位為了防範徇私，想方設法杜絕期刊編輯介入學術生產的過程，如今擔任主編的工作，猶如只是負責確保投稿文章審核是匿名的，所有編務一概程序化。於是，在編輯無法介入，也不敢介入的情況下，投稿人直接面對審核人的予取予求，即使是善意的審核人，投稿人也不敢掉以輕心，以至於投稿文章原本一萬餘字，等到巨細靡遺討好審稿人之後，可能一舉增加到三萬多字。這時作者自己的問題意識已經失焦。失焦的文章沒有人閱讀，無法達到服務知識社群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