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店老闆告訴我爸爸，不單單只有他們家，在基隆很多人家中，都有祭拜我阿公，因為他當年不顧黨的指令，在基隆這個地方，用他的能力救了很多無辜的讀書人跟百姓，一個一個拉著他們不安的手，離開死亡靶場以及活埋的坑洞、即將被拖推落海的岸邊。 我爸年輕的時候，還為了要證實這件事情，去拜訪了很多人家，為的只是見見我阿公(的神主牌)一面，或說聽那些被阿公救出來的老先生們，描述他的父親、我的阿公給他聽，好讓他知道更多關於他的父親、我的阿公的事。當然我爸這些事情都做得偷偷摸摸，因為不能讓我的阿嬤知道。
其中兩位是我阿祖那輩的一對姐弟；弟弟當時正在念台灣大學，不知為何被指為緝捕對象，姊姊將弟弟藏在宿舍天花板上，同事或鄰居跑去密告，結果最後二人皆被捕，弟弟被槍決，姊姊則入獄監禁，十年後去世。
幾年前，日本友人雪子送我一本小書《グ印亞細亞商會》，是個有趣的創作者在亞洲各地旅行的圖文記錄。最末一章節，提及他在日本德島美術館，看到台灣畫家陳澄波於1934年的畫作「嘉義街景」之後，隨即陷入迫切的探索慾望，希望找到畫中的風景，親自站在街道中，成為風景的一部份。他隱約覺得，自己熟悉畫中的燈柱，彷彿被幻影的街道包圍，與荻原朔太郎小說《貓町》所描述的情節類似，於是他隻身來到台灣，去了嘉義，還找到陳澄波的後代子嗣，看見那條畫中的街道。
思念父親的心，很苦。數十年來，我絕口不談父親，因為在心底深處，我始終不願承認，他已不在。 二二八平反運動展開之後，我很少公開談論父親，也不主動爭取什麼，因為我深切知道他的努力和目標，他是為台灣人民抗爭不成，而不是冤枉無辜，我不需要為他辯論，但我以他為榮。父親說過：「為最大多數，謀最大幸福」這是他的心願和意志，因此我願意把對父親的懷念和榮耀留在我心裡，把父親的信念和精神，留給他所熱愛的台灣。 編寫這本紀念輯的國史館長張炎憲如此形容王政統，「他並未激情高昂譴責國民黨，卻也清楚表達不需要別人同情，不真切的道歉更不需要。這種觀點在二二八受難者家屬中非常奇特，我讚賞他這種抗爭精神，這是台灣人骨氣的具體表現。」 褪去心中的疑慮之後，還是決定繼續下去，若結果不能盡如預期，但終究是長輩活過來的人生，身為後輩，如何都要平常看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