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多夫說，如果選擇遠離民主，不再參與公共辯論，或者精確來說，不再討論真正對人民大眾有利的話題，只是在媒體上賣弄學問（以華麗而模糊的言詞包裝毫無意義的話語，逃避真正重要的公共政策辯論，耍花槍的談論著一些對社會變革毫無用處的話題，例如每天在台灣的政論節目上演的名嘴脫口秀），鞏固自己的社會地位；遠離群眾，再沒有左派菁英份子替社會弱勢向統治階級索求保護，窮人被迫自生自滅）；再沒有右派菁英份子替中產階級向資本家爭取權利，避免被被剝削。看似對所有人開放的向上流動，其實只是菁英用來鞏固其階層的方法（因為，透過教育而向上流動者，將在過程中被同化，成為只關心自己權利的菁英份子）。
原來我們的質報那麼尊敬市場機制，那麼遵守亞當史密斯的信念，對於自由市場的捍衛，我想連我這一個自稱是自由意志主義者的人，都望塵莫及阿
講了半天，那麼「共同市場」這種右到不行的主張臺灣左派怎麼都沒動作？「綜合經濟貿易協定」是最新的說法，面對這個，左派們理當要上街頭，應該是要「抽濃菸、喝烈酒、大聲抗議」（左統大師尹章義語）的啊？怎麼沒看到影呢？只有還有些堅持的人，自為了反對興建蘇花高而奔走，但剩下的經濟貿易左派全都不見了？
對於當下知識分子爭擁「左翼」的現象，布爾迪厄曾作過一個學理上的深透剖析：「知識分子喜歡把自己設想成為解放者，代表著進步力量」。因而，對於知識分子而言，「左翼」幾乎就是個天然的褒義詞，如果不是「左翼」，甚至就算不上是一個合格的知識分子。換言之，被劃為「右翼知識分子」的人很可能會被驅逐出文化生產場，無權染指作為知識分子形象中最美好的「堅強的天真」。
寫作《高級迷信》的兩位科學家，為什麼要大費周章地批判人文學者的「科學論述」呢？自命左派的索卡，為什麼又要玩一場掀起「科學戰爭」的惡作劇遊戲呢？「科學戰爭」發生後，為什麼大批科學家紛紛投身加入這場戰火中呢？他們所批判的「科學論述」又是哪一種「科學論述」呢？
一開始我抱著「生活是右派，心在左邊跳動」的想法，後來漸漸發現不可行；這樣我的思想會找不到出路。此外，從中東歐和中國研究的經驗，漸漸發現一句真理，「人類的悲劇，就在於有人總是期待烏托邦」。左翼執政所造成的悲劇，其實遠比資本主義要來的兇猛。後來看見左派學運裡的傾軋鬥爭，合縱連橫，一點都不輸給real pokitics的險惡，漸漸就看破。左派在我心裡只剩下兩種，一種是不著邊際的學院或運動左派，清談理想，每天都是階級翻身白日夢；一種是形左實右，人走在左邊，心臟卻在右邊跳。
在最新一期的New Left Review（32期）中，刊登了一篇王超華所寫的A Tale of Two Nationalisms: Politics of nationalist consciousness in China and Taiwan ，是對該刊第28期中那篇眾人感冒的訪談Alliance for Ethnic Equality: Tensions in Taiwan的回應。
新左評論幾篇有關台灣民族主義的文章，特別是Benedict Anderson亦寫了一篇回應
Korea's favourite Neo-Keynesian economist/Cambridge professor Ha-joon Chang spoke at SOAS a couple of days ago and while I had problems with a lot of what he said, I must admit that he is a very entertaining speaker. The subject of his talk was 'Lazy Japanese and thieving Germans - does culture matter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was apparently based on a chapter in his forthcoming book, the title of which I can't remember. Actually, the first part of his talk was the best - he put up on the OHP a battery of quotations from British travel writers of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going on about how terribly lazy, untrustworthy, unproductive, irrational, emotional and bad at timekeeping the Germans and Japanese were. His point was to (quite rightly) rubbish the currently resurgent ideas in mainstream economics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e' to development. He didn't deny the possible importance of 'culture' but tried to show that the ideas that cultures were fixed or that certain cultures were inferior to others were wrong. He made rather a good, lighthearted comparison of Confucianism and Islam to show, conclusively, that Islam provided a far better culture for development, in fact, quite definitely the best culture possible for capitalist development (I think his argument rested largely on the fact that the Prophet was a merchant).
這種觀點會傾向於將知識的標準質疑成菁英的保壘。試想，如果知識本身的接取(access)是不民主的(至少是不民粹的或階級的)，我們豈不是面臨民主與科學的零和兩難，然後以民主來反科學（廣義的科學）嗎？
我們需要一種另一種新的「時間書寫」(time of writing)，一種能夠對準西方國家建構其充滿疑義之「現代經驗」的策略，重新刻寫一種曖昧的、交叉式的時空性
台灣左派並不能因為把台灣的現實世界分類為「激進 vs.自由」女性主義立場之後，就能夠快樂地給自己一頂社會主義或馬克思女性主義的帽子，從此安居樂業。從過去到現在，我一直看到左派只是在性／別「外部」喊話，用的都是全面否定論述，這樣並不能真的給自己一個位置（當然還有等而下之的左派想去依附主流女性主義，想要勞工脫離邊緣位置而進入公民社會）。
如何看待今日的商品消費與通俗文化？坊間的某類左派、仿左派、人文主義派、溫情脈脈的浪漫派都認為：消費文化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控制的新形式；廣告創造出虛假的需要或慾望；通俗文化乃是文化工業所操縱的產物；通俗文化複製主流社會的意識形態，而青少年則是最容易受騙被洗腦的受害者。這些是本文所要反駁的觀點。
如今，進步知識分子卡維波在文化評論裡扮演了青春歌手，為消費 文化和青少年文化請命，為青少年的自主和自由揮筆戰鬥。然而，在 卡維波的青春論述中，他一再強調的「自主」，似乎是「自戀」的同 義詞，在性解放的主張中，liberty 與 libertine，似乎也很難分得 清楚。 有時候，是不是也該告訴青少年，王瞳的美麗，背後有大老闆黃河 南的算計。可愛的Kitty 貓，也許沾有亞洲許多國家童工的血跡。上 帝不再創造女人，但是資本家可以。Kitty 貓沒有嘴巴，因為童工們 在血汗工廠裡規定不能說話……
革命成功後，他掌握古巴大權，先後擔任軍事監獄的檢察長、工業部長、國家銀行總裁，在他的主持下，引進了蘇維埃制度，數百萬人民的生活被徹底顛覆、犧牲，在〈人與社會主義〉一文中，他說：「為了建立共產主義，你必須建設新人與新經濟基礎。」於是，反對者以反革命分子之名被關進集中營。他也協助設立祕密警察組織，遂行恐怖與謀殺。
假如這些外來和尚念的經可以把南大師超渡到西方世界，表示他至少可以鸚鵡學舌表演一下蝦米叫做知識高度與見解深度，那我也就算了，人家雖然沒腦袋，但是至少「傳播」西洋高人見解給島民開開眼界，也是略盡棉薄之力了，人家愛擺姿勢，隨他去。 讓我很瞧不起的是，他不僅是沒讀通西洋高人的見解，我還懷疑他根本沒讀過，他只是一個「滋事份子」，厚顏無恥借用第一世界的學者名字來裝飾自己的見解，然後在島國招搖撞騙惹事生非。
左派聖人加入薩柯奇的右翼政府，也許不是那麼奇怪的事。早在今年一月三十日，六八份子、法國左派知識份子明星，安德烈‧格魯克思曼（André Glucksmann）即決定他要支持薩柯奇。這篇文章裏詳述他的理由。 當然，這是跟海峽這岸的英國很不一樣的觀點。對於格魯克思曼這位法國左派知識份子而言，法國的問題不在經濟或失業率過高，而在於法國變成一個自私自利、只講務實政治，而忘記人權與人文精神的國家。（本文並非全文翻譯）
如果把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当作两个传统来看待的话，那么西方左派赞成国家干预，是民主国家已经完善之后的事... ...那时的左派如马克思们宁可自认为是上述“自由放任”经济学的某种继承人，也不会承认是上述“国家干预”经济学的继承人
秦暉可說是中國學者中A List 冷靜的
也許你已從許多媒體,部落格,及左派朋友那裡聽到許多關於"社會不平等"的抱怨, 以及他們急於要找出"解決之道"的憂心忡忡. 這裡有一個解決之道: 叫那些翻漢堡及工廠生產線員工在週末"犧牲"他們上保齡球館或看電視的時間,而到那些管理階層家中割草, 來解決"社會不平等"的問題. 這裡有一個解決之道:
五一勞動節前夕，全國教師會與全國勞動者家長聯盟下午共同召開記者會，抨擊「一綱多本」的教科書，早被資本家立場給統一，內容完全扭曲勞資關係，要求全面檢討、並納入勞動人權教育。
南美幾個左翼總統小資料
A man with a score to settle REVIEWED BY CHRISTOPHER HITCHENS WHAT'S LEFT? How the Liberals Lost Their Way by Nick Cohen Fourth Estate £12.99 pp296
2002年1月27，日本左派學者在東京的市民中心舉辦了一場「戰後日本的台灣問題」研討會，司會者富山一郎以年輕學者森宣雄的新作「連鎖台灣/日本的殖民地主義」為引言，邀請人權活動家三宅清子、松永正義、太田昌國、駒入武等左派代表進行演說，並破天荒地邀請了主張台灣獨立的在日台灣同鄉會林建良會長發表演講。這是戰後台獨派與日本左派的首次對話。 日本左派原本以追求自由、反体制、重視人權為訴求，這些主張和台獨派的信仰極為相似。當初在國民党極權統治之下，率先反對党國体制、提倡建立公義人權、自由開放社會的便是台獨人士。
這是日本左派與在日台獨派的接觸經驗
就像台獨在台灣媒體被妖魔化,弱智化,或下流化一樣, 新保守派在美國及歐洲也被自由派媒體妖魔化. 新保守派裡面的代表人物一律被描述成強硬,嗜血,冷酷, 不合作,沒愛心...就像 Wolfowitz 或 Rumsfeld. 事實上他們都只是一種政治主張及思維罷了, 支持或反對的人並不需要用仇恨的眼光來看對方. 新保守派當時低估了伊拉克戰爭的成本, 雖然大方向是正確的. 反伊拉克戰爭的人大可不必將所有罪過都推到newcon頭上.
分類本身就是一種權力啊～XD
一個男人要是數學跟物理不佳，無庸置疑的，一句話，頭腦絕對不會清楚～ （當然啦，不是說數學跟物理好，就必然腦筋清楚啦～這可不是反之亦然的。） 頭腦不清楚的男人，如果又無法為美化市容貢獻心力， 那還真不知道活在世界上幹什麼～
這篇文章充滿對人文學科的歧視，但是又有點真實，為此我正深切反省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