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是，他是这份杂志较早的编辑，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在我还是一个年轻学生的时候，他正在英国工作，对我有过重要影响。这两个群体各有自己的杂志，但在一九五０年代匈牙利事件和英美攻击埃及之后，这两个群体联合起来，开始出版《新左翼评论》，试图形成一种新左翼的政治运动。这一运动可以从两个否定的方面加以界定：一方面拒绝斯大林主义（共产主义传统），另一方面拒绝日趋保守的社会民主党（即工党）。两年后，一九六０年，这两个群体都卷入了英国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即反对英国拥有核武器的运动。又过了两年，这一运动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产生了巨大的危机。一方面在知识分子的两代人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即汤普森的一代和斯蒂瓦•豪尔的一代之间的分歧；另一方面是群众运动解体了。在这种情况下，杂志的状况也不好。结果，两派之间形成了协议，让更年轻的一代人来编辑，我因此在一九六二年成为这本杂志的主编。这更年轻的一代与六十年代具有更直接的联系，与五十年代有着重要的区别。由此，一种另类的马克思主义得以成为一种力量。我们这一代既不是形成于三十年代的反法西斯主义运动，也不是形成于冷战时代的语境。对我们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的，从政治的角度说，是六十年代的反帝国主义革命的伟大浪潮，即第三世界的非殖民化运动。古巴对美帝国主义的反抗，阿尔及利亚反抗法国殖民者的运动，以及非洲的非殖民化运动等等，对我们都极为重要，因为我们密切地观察着所有这些历史进程。
汪暉訪問Perry Anderson的訪問稿，全文看為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