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素所尊敬的長者們和我一向不太尊敬的長者們成立了一個「拯救國文聯盟」，看來是個「準群眾運動團體」，要呼籲全民重視國文教育，因為「我們國民的國語文程度已經低到不能再低的地步了」。他們不能忍受「囧」字在「透明」、「明亮」之外，另有「困窘」、「羞慚」、「被打敗」之別解。就如同香港地區的長者不能忍受「喪」字成為一個比「勁」、「極」、「超」還要用意強烈的副詞；大陸地區的長者也不能忍受：一個「雷」字，明明就是雲層放電所發出的聲響，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年輕人以此字作動詞，意思卻是「驚疑」、「震撼」。
本研究所要探討的主題是有關地方文化產業的歷史社會學分析，涉及到地方文化產業的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假說。本體論（ontological）所關心的是，人類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各種現象或行為，是否存在著一種真實、永恆不變的本質？如果有，那麼這種真實，永恆不變的本質是什麼？知識論或認識論（epistemology）關注的是，研究者應該運用何種立場與態度，與被探究的社會現象產生互動關係，才能了解現象的真實本質？方法論（methodological）則主張研究者應該用什方法來認識社會事實或現象，亦即研究者對於人類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各種現象與行動的真實本質，應透過何種方法與策略才能被發現或被驗証（
另外，日本古代母系社會也發展出一些十分有趣社會關係，例如夜這（男方至女方家中幽會過夜，男女雙方都允許擁有多位戀人）習俗、日本朝臣以女為貴，以及日本朝廷的外戚政治傳統等。貴族階級近親通婚是常有的事，但規範竟然是以母方為準，同母的兄弟姊妹不允許通婚，而同父異母則視為常態，天皇便經常迎娶異母姊妹為皇后（中宮）或嬪妃，十分有趣。這個同母不得通婚的習俗，令我想起之前在ptt上看到一篇文章，論述祖父母應該多疼外孫，因為只有女兒生的孩子才確定具有自己的血統 =_= 以母系社會而言，看來是非常實際啊~
那麼，為何一個在戰前日本時代是與世界流行同步的設計風格，會被污衊為帶有貶抑的「台式設計」呢？ 一者，是台灣創意工作者在戰後（其實從戰爭中即開始）被封鎖與世界的交流（其實，只有權貴才有錢與管道可以接觸外國資訊甚至留學）因此，設計風格停留在機械主義與Art Deco階段。現代藝術變成古典守舊。 二者，在戒嚴極權統治之下，不准有創造性的藝術發展。連歌曲與詩詞都會被禁止了，美術也不例外。 第三，就是能夠接觸世界潮流的台北貴族，遂在跟隨卻落後世界設計風格的變化中，嘲笑無法前進所以相對上更落後的台灣設計工作者的機械主義與Art Deco風格。但是，他們不用機械主義與Art Deco風格等專有名詞，這樣會點醒台灣創意工作者的性統性反省能力，他們改採用「台」字，來打擊被統治者的文化自信心與民族自信心。
就如同余世維博士所說的，「西方化」這個詞句，最好是改成「現代化」。因為「西方」、「東方」這類型的辭句太容易陷入意識型態的辯論了。例如華裔最喜歡說的「中華五千年文化」，那並不是純粹的中國的產物，難道大家忘了唐朝的最「時尚」衣著是天竿－－印度風嗎？更多的是「西」裝已經融入了全世界白領的生活之中，這已經不是西方化的問題了。
在台北，不斷有類似的角落發展相同的場景，這是族裔文化分區的現場，存在流動卻不可逾越的邊界。小山東，雲南村，皆是城市史的文化切片。你改變不了她，她也離開不了你，儘管絆嘴相鬥，卻譜成複文化市民生活，聚合分離（together-separate）的矛盾一點也不奇怪，那個大城市不存在文化雜交的歡愉與悲哀？
討論才是重點！
古時候的商業活動奠定了現代學術研究的養分，古代學術研究的成果又成為現代商業運作的助手，台灣街頭巷尾的房地產POP廣告看板，掛滿了「巴洛克」、「新古典主義」、「文藝復興」與「Art Deco」，不過，請注意這些「名詞」在商業的行為中，全都屬於「形容詞」（我好奇為啥沒有人說他的建築屬於「矯飾主義」）。西方古典建築語彙成為房市熱銷的保證（或心理附加價值？），貼個國外宮殿建築的照片，你住的社區就變成西班牙或摩納哥？很有趣的遊戲，不用負責任，也不用怕被攻詰或盤問，因為那是「廣告」，沒人會把廣告當真，除非你真的相信，且業主很樂意他們的基地因為某種誇飾而每坪可以多賣3～5萬元。當我們坐在教室中討論「真實性」的問題時，大老闆與代銷公司也在討論銷售率的「真實性」，而廣告公司在討論的是「如何將真實性徹底掩蓋，創造出一種足以讓人相信的幻覺」，這是社會的遊戲規則，而我們依然談論理想，實在是太有趣了！
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多是圍繞著游牧民族與農耕社會的互動與衝突展開的。農夫與牧民曾經嘗試透過交易解決問題，但由於交易費用過高，不得不訴諸武力，科斯的“篱笆”在400公厘等降雨線附近被放大為長城 當科斯想說明後來被稱為“科斯定理”的道理時，信手舉了一個農夫與牧民的例子。牧民養的牛走到農田裏，把麥苗吃了，給農夫造成了損失。這個故事後來居然成了講解科斯定理時的固定節目。為什麼科斯舉這個例子？我想一定很隨便。然而在這個“隨便”背後，也許有著深深的文化潛意識。
一種試圖解釋歷史發生原因與演進的觀點，精闢並具有說服力。
但在關於樂生的這個事件中，我們見到的國家則是一個具體的存在，而且具體表現在一個不為任何其下的社會制約、相反的足以強勢的制約其下的社會的、這樣的「國家」。此種權力運作的方向並非毫無其他引導的可能，但當其施展時總是帶有如此強制性的面貌與力道，以至於所有人總是企圖擁有這項權柄而非與之抗衡。
結束赴「遠西」（Far West）的「取經」，去年回台任教後，在這段新旅程的開展中我思考著：除了首當其衝的教學與研究兩大日常任務之外，身為一個專長在「文化」領域的社會學家，我還可以從哪些具體事務切入，為這個社會做些什麼？我觀察到當前的台灣雖早已被枝葉茂盛的通俗文化團團包圍，但很顯而易見的問題是：多樣（various）非但不保證多元（plural），甚至前者還弔詭地壓抑了後者的空間。比如說我們有一百多個電視頻道，卻可能只有一兩種觀點。而對於前述通俗文化的辯證想像仍相當薄弱，以致於各種二元對立的僵化框架無所不在，多數學院派也還是對通俗文化嗤之以鼻或偏狹看待。 這一年，我花了許多力氣將思考的觸角廣伸及各個通俗文化議題，包括對某種「熱潮」或現象的解讀及反思（如「台客」、「慢活」、「Off學」、馬祖繞境、世足賽、王建民熱等），對某些社群次（刺）文化的意義詮釋（如樂團、塗鴉、網路、Cosplay等），以及對現存文化傳播及治理權力的挑戰（如新聞台關機運動、Livehouse正名合法等）。各式各樣聯結跨國與本土的（跨）文化實作反覆出現，論述與行動也就接著回應，而這其實就是Giddens所言的「生活政治」（politics of life），甚或是一場場微型的日常游擊戰（借用M. de Certeau的話來說）。 至於參與或鼓動這些微型戰鬥、嘗試灌注社會學想像於其中，以我個人而言最適切的實踐形式大概就是書寫（一個人安靜沈思地寫）。尤其是固定週期的專欄，以及篇幅夠大（足可論理）的邀稿。回國這一年多來，我經常自我剝削、犧牲無數假日與夜眠地寫出評論文章，儘管嘲諷質疑大有人在（毫無疑問這總是鞭策反省之聲），但也得到一些迴響與共鳴。
對於最近種種現象而論，這一篇是不可多得的好序曲。
「以何形式？對誰展現？在何場合？作何動機？預期出什麼結果？」在文化流動迅速，認同跨界的新世紀，逐漸失去從屬感與自信的我們，都該針對這些關鍵的提問，好好做點功課。
逐漸弱智化的公共言論之後，只揀好聽的話以及只要乖乖服從既有規則變成習慣之後，可以預期的便是，它會使得我們的社會逐漸 Hello Kitty 化。也就是說，凡事只要努力跟著做就好，不要有太多意見，也不用進行公共討論，最好別說話。讓我們練習把嘴巴擦掉吧，大家一起來裝可愛。呵呵呵。
可以不要Blowing in the wind嗎- -？
網路／部落格／部落客／公民新聞／社會性書籤在許多時候也被投以類似的理想化期待－－它不總是立即有效，卻讓我們始終保持清醒；它不傾向一次性解決，卻使我們在過程中獲得力量－－或許，這就是除了必要的身份認同以及各種立場定位，好使用來闡述理論並互相溝通（基本上『唯一』是不需溝通的）之外，我們也要同時謹記在心的核心事項，轉動的圓心所在。
所以不只是「邱主委」和「廖前局長」，筆者想提醒的是，既然自認為「來自學界」，就請負起教育責任，所說與所做言行一致，大家會感佩這些文化人的風骨；當有權力的人不作為，非要逼到沒有權力的人來採取行動，也就不要感嘆現在的狀況為甚麼這麼混亂；文化人的風骨請不要變成兩位的債務，與邱文化人、廖文化人共勉。
古時候的民族和國家的概念一定和現在不一樣，古代的中國，國中有國，諸侯遍野。所有的侵擾、騷亂、爭奪也都和現代的侵略戰爭截然不同，可是地球轉動不息，尋常百姓與時俱進，漸漸知道了耕耘織補、享受生活對於個體生命的意義。
以下是自己在近日淺薄的閱讀中的一些觀察和想法： 我想先粗淺的分成三個層面來檢視這次的樂生院保留事件，首先是從人權的觀點，其次是民主，即政府決策面，最後則是社會運動的意義。
《看見十九世紀台灣》的出版，實在是關心台灣史知識者的好消息。費德廉教授、羅效德女士的編譯，及許多學者的協助，讓原本難以親近的史料，成為容易閱讀的文本，又提供許多可進一步追索研究的途徑。看到這本書時，著實感動到不行。
到目前為止，整體的情勢對樂生極為不利，尤其是在行政院蠻橫退回文建會的提案之後，捷運局單方面隱匿替代方案，媒體也不對各個方案做更進一步的報導，以至於焦點全都集中在樂生與新莊市民、乃至於大台北市民之間的對立上，嚴重地誤導了樂生保存的討論方向。
在英國念建築的作者與一位對於捷運軌道稍有研究的朋友，透過MSN的即時訪談，對於目前樂生保存的五個方案，做專業上的評估整理，希望能提供守護樂生的朋友，一項論述武器。
原是一個無名的空間，先是被日治帝國主義淨化國土的規訓力量畫出界線，成為一個化外的「非地方」，卻也在隔絕與壓迫中開始敘說屬於當地的故事，逐漸長成了一個有能力呈現差異並建構認同的「地方」。這樣一個地方，卻在七十年後，為了現代化的捷運工程，頓時被要求清空意義，抹去舊名，倒出早已生根的血肉，從一個承載故事與認同的「地方」再度成為抽象「空間」。
面對這些文化衝突，台灣社會一貫態度卻是否認這些衝突的正當性。這有個根本原因：大多數人還是認為民生經濟最大，其他族群、文化、認同衝突都是「意識形態」；而所謂意識形態，無理取鬧者也。但是，民生經濟問題，不能只化約成經濟成長，它還包括資源公平分配問題。所有資源分配問題骨子裡都是文化衝突。當老人、勞工、新移民、身心殘障者在爭取更多資源時，他們其實更根本地在爭取更多族群尊嚴，爭取更正確地了解他們，因此爭取他們應得這些資源。這是文化戰爭。
弱勢與資源戰爭的連結，回得來嗎？
跟歐洲文創大國不同的是，台灣是一個活力而年輕的社會﹔歐洲如德國，早早上床睡覺，連商店都週休二日﹔台灣這方面師法日本，百分百服務到底，換句話說就是搶錢到底，天天都有夜市。 首先思考這個條件，就一定要在文化上走歐洲開始喊文化產業的國家不同，因為思考方式與生活型態不同。
夜間生活來說，東方一直是融入常民生活的。要當成文創產業倒有趣，這點上來說，服務台灣常民生活與吸引國外旅遊注目的，好像有不同的延展契機。
SPIEGEL presents an atlas of the world's religions -- Christianity, Judaism, Islam, and Eastern faiths as well as religious trends in Germany.
地方和鄉村，並不是一個抽象的意念和價值觀，也不是單純讓人週末回家渡假的獨立別墅建築而已。地方和鄉村，是一個社會，一個具有共同體性格的群落社會。當一個人回到家鄉時，他不只是回到故居而已，他是回到了那個社會情境中，不論那是象徵的或實質的社會關係和認同情境。否則，他把房子蓋到那一個鄉村就沒什麼差別了。鄉村的意義，不只是在於鄉村的自然環境，而是在於鄉村的社會情境。
如果依照「九五課綱」歷史科的精神，重點不在於喊誰為國父、誰起義、誰暴亂、誰殖民、誰治台，更不在台灣的歷史教育內容要台灣化還是中國化，而是將這些史觀的形成脈絡授予學生，然後由學生經由收集資料、和老師及同學間的討論而讓學生有自己的判斷。……在統獨意識型態搓弄下，高中歷史教育面臨真正的困難卻乏人問津，最嚴重的就是大學學測仍反向主導教學，除了讓上課時間不足之外，更讓學生及家長有快速理解正確答案的需求，什麼收集、分析、討論資料，在目前的高中歷史教學中，仍難以推動。更別說教科書審議委員只要意識型態正確，什麼黑箱作業、違反課綱精神都可以合理化。藍綠政治人物不從根本問題下手，只想拿最容易操作的統獨意識型態來炒作，以攫取最大的政治利益，也難怪教改到現在問題重重無法可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