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鳴還在於，負心多是讀書人。莫說四九年後的新移民與台語歌曲頗有隔閡、仇視，連福佬系的台灣人仕紳、菁英群，或是因二二八、白色恐怖導致的政治畏懼症，或是對庶民物事本就不感興趣，這群人始終和台語流行歌曲保持距離。於是雖有周添旺、呂泉生、許丙丁、陳達儒、姚讚福、楊三郎、許石等精擅於漢語的有心人投入台語歌的詞曲創作，然不受鼓勵，更是後繼乏人。於是，「混血歌」到了六○年代直以哀愁、悲戀、復仇等負面意象一瀉而下，就成歷史的無奈了。──當然，「混血歌」的本土化也有其正面價值，我無意全盤否定。至於戰後新生代讀書有成者，在新文化霸權的誘使下，根本不屑於搭理台語流行歌曲，或是追慕華語新風輪，或者直登西洋流行歌航道。即使稚齡如我者，今日之所以得識台語老歌，根本是近鬼附身，而非蓄意強學所致。偏偏這樣的霸權傾斜迄今猶未衡平！
對於戰後早期以來本土文化史的深刻描寫。
有時候我在想，抄襲這件事情可不可以作為一種對文化霸權的有力反抗。—既然都可以在香港有一座迪士尼樂園了，那麼在上海有一座一模一樣的英國小鎮，那又未嘗不可呢？如果西方會對在上海有一座一模一樣的小鎮感到不快，是不是也會對全世界都在喝可口可樂、大啖麥當勞同樣如此看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