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中國中心/仿西方現代性」之生活慣習的傾斜，一來令台灣社會出現了兩極化的現象，再者也讓紅軍逐漸偏離台灣社會的「日常生活現代性」。如此一來，紅軍所發起的行動，不僅未能豐厚台灣社會對於自由、民主，或者是公民意識的發展，很可能正好是反其道而行，因為這些概念需要的是日常生活中具體的溝通與理解，而不是失去了社會肌理的語言暴力。於是，施明德英雄主義式的語言，不僅逐漸地失去了那些在日常生活中的溝通，所養成之自由主義者的支持，實際上也失去了媒體的支持，因為媒體所依賴的收視率、閱報率，也就是這些在日常生活中活生生的個人。
也許是台灣教育體系中標準答案訓練的惡果，很多台灣的記者不會問問題，一個不會問問題的記者，注定了他寫不出好新聞，因為他問錯問題，也就找錯解讀方向。更荒謬的是，在記者會現場中，主辦者開放問問題時，台灣記者竟然會一片鴉雀無聲，都沒有問題可以問。找不到問題，問不出問題，就表示你完全看不出門道，你完全在狀況外。
台灣的新聞媒體越來越走向「編譯」＋「外包」，而記者的角色，就被弱化了
社會對侵犯者的想像是對自身癱瘓的恐懼，而最好的回應便是將其徹底癱瘓。我們早已失去斷腕的能力，也不存在善意交換的基礎，僅剩的行動力便是自我癱瘓。符號失去召喚能力是社會真實肢體的殘缺，召喚失效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嘲笑是無顧於自體殘缺的過度驕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