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liot Liebow的《泰利的街角》，研究的就是這樣一群被困於內城貧困生活中無法自拔的非洲裔美國人的生活史，作者企圖撇開社會主流價值對於內城黑人的刻板印象，以及建基於刻板印象所做出的分析解讀，試圖透過深度參與觀察和田野調查，描繪出內城黑人的生存處境，找出有別於社會結構論者的洞見。而他發現，主流社會對內城黑人的偏見與刻板印象，例如他們懶惰、不負家庭責任、利用女人、愛惹事生非等等，是果不是因，內城黑人們原先也希望能夠努力工作，建立理想家庭，成為人人稱羨的「中產階級」。問題是，社會環境的嚴峻以及對黑人的歧視和偏見，使其爭取向上流動格外困難，不少飽經挫折屈辱的內城黑人為了對抗生活上的失敗和威脅，於是發展出一套有別於主流價值的生存價值體系，保護自己在主流社會中飽受屈辱而挫敗的自尊。 內城黑人們並非像外界所看到的那麼懶惰和無賴，他們之所以看起來如此，有更深刻的社會結構成因影響。例如他們之所以不願意從事臨時工，是因為這些工作沒有任何保障且又髒又累，還可能賠上健康，得承受巨大的風險，更無法提供聲譽尊重與有趣的工作內容，更別提足夠養家活口的薪資。因為爭取不到好工作（好工作的雇主因為刻板印象、歧視與偏見不敢聘僱黑人），又不願意屈就於爛而危險工作（加上1960年代以後，技術性/製造業工作日漸從美國移出，再不然就是被機械取代，黑人越來越難找到技術性藍領工作），結果就是，內城黑人看起來無所事是，成天偷懶打混，只想靠女人賺錢吃軟飯。
本書主要著眼於台灣、中國與香港（大中華圈社會）的政經互動，特別是中國崛起與全球化下，中國對香港與台灣的政經互動的巧妙變化，作者張志楷提出一套「四I」宏觀觀察框架作全書架構，分別為：「整合」（Integration）、「互賴」（Interdependence）、「認同」（Identity）及「獨立」（Independence）四個層面，並於書中各自獨立篇章闡述，議題深入淺出，內容簡單明瞭，完整清晰描繪當前中國、台灣、與香港的政經互動關係，書中所探究的「區域整合」、「經貿互賴」、「國家認同」或「台灣獨立」議題，無論實務或學界，均為目前兩岸關係中最為核心的關注焦點。
整體而言，翻閱本書後，個人極力推薦對兩岸關係有興趣的讀者，對於非相關研究者而言，如同耿曙教授專文推薦序中所提及，此乃探究當前兩岸關係最佳「國民讀本」之一；至於對相關研究者而言，每篇議題均有值得進一步延伸的研究空間，十分推薦給對「國際關係」、「兩岸關係」、「中國研究」與「香港研究」有關注的讀者翻閱，本書堪稱近幾年兩岸政經互動最佳「入門導讀」，特別更推薦給針對台灣與中國「政經互動」及「國家認同」有興趣的讀者，並可嘗試就「香港經驗」與「兩岸關係」進行對話比較。
玩個不怎麼和諧的擬仿，如果這本書要呈現的是一個「看不見的北京」的話， 那麼，我覺得，「不願面對的奧運」更是要（而且必須要）一併處理的。 最後，人權是可以被看見的嗎？如果可以，它如何被看見？ 或許，更深入、更貼近地回到那個作者因為受限於二手資料而無法浸潤的都市日常生活空間，是一個看見人權問題，且讓人權議題被看見的方法吧。
我們能不能將全球性社會運動所帶領的價值用於自省？在書裡多次提到，中國目前所採取的壓迫與統治手段，事實上在世界其他國家，若不是有歷史軌跡可尋，便是在當下仍然不斷發生（乃至共謀）。書中訊息所指向的價值，因此不止於北京，也絕非與我們自己無關。 在這個角度，看看社會運動在台灣分裂破碎，缺乏包容與思辨的現貌，我其實並不認為有多少人能懇切面對並思考這個涉及觀點的問題。尤其是，如果我們還把自己禁錮在以感性連結為基礎的小眾群體裡，依據理性價值彼此認同的社會運動也必然無從發生。倘若最後我們眼中所見，仍是根據自己光譜攝取而來的色調，在這本書中累積的資訊與作者的呼求對我們也不會產生任何意義。 於是，《看不見的北京》最重要的意義，或許便是作為一塊測驗讀者自身價值的試金石。儘管類似的精神在二次大戰後數十年間不斷自我展現，歷經壓迫與戰爭的侵蝕而常新，對台灣而言，恐怕卻仍屬於一塊看不見的幽暗之地。
克魯曼渴望回歸到50年代艾森豪威爾時期的那種秩序，當時民主黨與共和黨以一種“超越黨派”的友善態度進行合作。他甚至還攻擊了拉爾夫‧內德（Ralph Nader），因為他（內德）嘲弄說兩個主要政黨的政客都是‘共和民主派成員’。而大多數“美國人則認為這兩個政黨事實上有很大的不同”。這是徹頭徹尾的錯誤認識。 的確，由於對布希總統強烈的反感，在美國也和世界其它地方一樣存在著被稱為反對派的政治勢力。他（布希）比1945年以來的任何總統都更加公開的為富人和美帝國主義日益貪得無厭的胃口作代言人，正如我們在伊拉克所見證的那樣。 但是在即將到來的大選中，關於共和黨可能被打敗的觀點仍然值得我們懷疑，因為這個觀點它本身是來自於民主黨的灼人的批評。他們（民主黨）並沒有在國內或國際前沿事務上提出一個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有挑戰性的意見。盡管如此，特別是由於布希的失敗和美國資本主義制度的持續惡化情況，他們更傾向於讓不管是歐巴馬還是希拉蕊來贏得總統選舉。 因此，盡管克魯曼的書為美國的歷史和當代的分析填充了大量有用的細節材料，但是仍然沒有為美國工人在這個歷史性的轉折點時刻給出永恒的答案。創建一個代表工人階級的擁有激進政策的獨立的群眾性政黨，才是既能反映正在發生著的階級分化，又能為美國工人運動開闢一個新紀元的唯一正確道路。
對Amartya Sen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考慮以下幾本書：《經濟發展與自由》、《倫理與經濟》。 至於 Martha Nussbuam目前有出版的中文書只有《逃避人性》和《善的脆弱性》（簡體），不過，真正談「能力進路」的則是 Women and Human Development: The Capabilities Approach.
之前我在『破報』看過宋國誠評全球化的問題，他就指出，全球化所支持的貿易自由化造成了新的經濟帝國主義......；或許正是在這樣的架構下，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才會頒給Muhammad Yunus吧？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考慮看看《窮人的銀行家》。
最後可以一說的是，Sara Bongimi在《沒有中國製造的一年》中，一直反覆在想的問題是：我們當然可以譴責跨國企業相中中國的低勞動成本、以及尚不健全的勞動條件 --- 也就是「剝削」中國的勞工，但是，如果沒有那些企業，中國的勞工豈不更慘？ 嗯，這兩件事似乎要分開看待。最起碼，不能用這個當理由、合理化某些企業對員工，特別是對第三世界的員工的剝削。更何況，那些企業離慈善事業可遠的呢！
寫在前頭：林芳玫說：「婦運圈，是個患了『重度功能障礙』的家庭。」嗯，講得真好，再同意不過了。這樣重症狀態好像已經很久了，久得像我這樣記性很不好的人都快要想不起來到底是從何時開始的。而且，不言說的冥冥中還帶點「思想白色恐怖」的氛圍，團結聲中是不許隨便發問的。性別主流化做就對了，何必討論在地和東亞特殊性。兩性平權就是了，搞什麼女同志，性產業和外配議題，多元主體是啥碗糕。勇敢提問的人不但沒被認真對待，而且還會被秋後算帳。它看起來在主流領域中取得了以「女性」為名的代表權和發言權，但深入地來看缺乏了某種「有草根和血肉基礎的公共性」。A同學說得最好：「我們用頭表態，但身體被排除在外，因此在婦運圈內感到強烈的『身心分裂』！」...... 可愛的老同學小G 忍了很久有天終於問我：奇怪，這個「圈子」到底是「圈」到哪裡？妳在「圈內」嗎？...... 呵呵。好問題。我衷心希望我自己並不在「重症圈內」。
再者，我想台灣的社會學者大概都會面臨一個問題：如果我們試著和國際的學術領域對話，台灣的社會學家的研究到底是該被定位為區域研究/台灣研究或是社會學研究？ 每個社會學理論都是從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所發展出來的。當我們試著用台灣的實證研究和主流/西方社會學界對話時，台灣的社會學者常常必須花不少的篇幅介紹、討論台灣的歷史文化脈絡。主流的美國社會學界常常就很自動的把台灣學者的關於台灣社會的社會學研究定義為區域研究或是亞洲研究。 反之，當社會學者試著和區域研究的專家對話時。我們也常常面臨了過於理論化，缺乏比較觀點的問題。區域研究有他的歷史傳承。每個國家都是獨特的。那麼要如何才能彰顯國家/區域的獨特性而進一步作理論的對話，有另外一套學術的訓練和規範。大概很少社會科學家會否認，作研究不過是Contextulize the theory(ies) and theorize the context(s). 這是台灣的社會學者的優勢也是劣勢。台灣的Context提供了和理論對話的絕佳切入點。然而，社會學和區域研究的學界分野也常常讓我們找不到學術對話的對象。
朋友的書評，捧個人場囉
駭客工作倫理最大的特色就是建基在熱忱，也就是一種為了娛樂、愉悅而從事的活動。而非以工作本身為目的，追求生存或求救贖財的新教徒工作倫理。駭客們擁自由而有效率的時間管理。對於資源的態度是開放性而分享式的。追求社會認可與自我實現，重視隱私權、言論自由和個人活動。重視關懷，抗拒冷漠，還有創造力的維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