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瘴氣

「日據」時代改成「日治」時代，「起義」改成「起事」，將偏見的字眼改為中立，大有道理，卻吵得鬧烘烘，如果台灣的日本統治時期是「日據」時代。那麼從日本時代活到現在的耆老，是不是該視國民政府來台是「國民黨據」時代，原住民視漢人墾殖四百年為「漢據」時代。「日據」是佔領，「日治」日治是統治，改成中立的觀點是進步，史學界近來對於這些用詞字眼，漸漸形成共識，更動字眼是理所當然，不是為了媒體眼裡或是反對民眾眼裡，小小的意識型態原因來亂改。課本刪除「黃花崗72烈士」也沒什麼大不了。清末中國發生的起義、革命何止孫中山的11次，11次代表的是孫中山興中會、同盟會系統裡的。可是同時期有幾十個革命團體、上百件起義，只是民國建立，最後得權的是孫中山、國民黨，「黃花崗72烈士」原本只是多選題的一個小選項，卻被既得利益者變成唯一標準答案，留下或刪除都可以再討論的。

杜正勝的史學成就，要回歸他從青年期到五十幾歲的將近三、四十年的工作。他出版最早的《周代城邦》，1979年初版，這是他碩士學位論文整理出版。筆下有青年霸氣，縱橫批判，他運用史料以現今眼光來看，或有不足之處，但是，這本書的價值，不在於鉅細靡遺的史料運用得當與否，而在他所面對的問題意識。在這本書裡，杜正勝有意識地與從民國初年以來的歷史論爭做對話。1920-30中國史學界的典範性轉移過程中，胡適的整理國故，顧頡剛的古史辨，中研院史語所成立，不論新舊史家，黃金三代的古典中國一直是討論中華文化的核心。稍後，馬克斯史觀進入中國，到底，如何論斷傳統中國歷史特色？共產黨史學者，或說，那時候偏左的馬派史學家，硬是把中國歷史派上「奴隸到封建」的歷史觀點，現在看來，可笑之至，但是，卻讓多少歷史學者耗費心力捲入這場論辨？不論新舊、中國或日本的史學者，甚至是歐美的漢學家都不得不回應馬派對傳統中國歷史的套弄。可是，對馬派史觀，談心性，談傳統儒家，都不足以與之對辯，那是完全不同的入手式、切歷史的問題意識。杜正勝，至少在青年期，他的歷史入手途徑，就很明確的是「社會經濟」這一條，也只有從這裡看得出他與之對話、整體學術工作的歷史脈絡。

而杜正勝在媒體上有名的「同心圓」理論，並不發軔於九七年認識台灣教科書事件，而是在更早的一篇文章裡，『本土、中國、世界』，1994年5月25日登載中國時報時論廣場，這是他第一次寫三環概念。整個短文主要回應中研院人文副院長的出爐，而短文所論的背景，我放在李登輝當年「立足台灣，南進南洋」的呼籲下看。他在文章裡，討論台灣文史學者的視野和研究問題取徑。問題很簡單，台灣從中國的正統變為不願「為」中國，台灣文史學者的研究的根基在那裡？優勢在那裡？如果，不立足於台灣，台灣學者侈談南洋研究，即便是中國史領域也一樣，不立足台灣，沒有台灣本身的問題意識，中國史研究也一樣會貧血蒼白。而否認中國漢文化為台灣傳統文化的基盤，也是缺乏承認事實的勇氣，中國文化是解答本土問題的鑰匙。他在文中提到第三環世界性架構的時候，提到，台灣缺乏認識世界的傳統，我們很多國外的知識只停留在新聞層次。這是他身為在台灣上古史研究者的反省。同一年，一個月後，杜正勝在〈古史鑽研二十年〉（收於《古典與現實之間》，三民書局，1996年）一文裡回顧他的研究，對他自己的古史研究作了摘要性的自剖。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最後一段，杜正勝在文章中表示，台灣的中國史研究與社會脫節，個人的學術知音僻在天涯。文中對他二十年研究回顧的報告，最後竟然一反慣常的文字氣勢，透露出惘然。現在回頭審視這段心情的流露，卻是極端重要的線索，去追索杜正勝何以從一個安於也甘於自處研究室中的研究員，轉向於政治參與。沒有一個文史研究者可以自外於所處的社會，不論成績多麼精緻，一旦研究喪失與社會對話的能力，終究難以為繼。杜正勝那時「率彼曠野」的惘然不是單一現象，也是近十年來，台灣中國史研究者不斷迴向自問之嘆。

台灣社會論斷一個上了媒體或是與顯而易見的政治權力沾上邊的學者，太過於輕易。輕易到輕浮地把政治和學術不同的衡量範疇相混，隨意勾消增減另一邊成績。 從1997年認識台灣教科書事件之後，才是台灣大眾媒體認識杜正勝的開始，或說，杜正勝被媒體污名化的起點。我看很多罵人的文章，基本上連杜正勝研究什麼出身都不知道，人云亦云，見風就是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