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這場會議的史學訓練出身者多半傾向於「貶低」黃仁宇的貢獻，參與的社會學家則「高抬」黃仁宇的洞見。有媒體記者在會場上觀察到史學訓練者所提論文大都「貶低」黃仁宇，在報紙上做了如此評論：「雖然標榜跨學門、青壯輩的年輕學者發表論文，這也同時顯示台灣傳統史學界仍有一股堅實的主流，和黃仁宇畢生主張的歷史三要素：長時間、遠距離、寬視野的一家之言，還有一些認知的差距」。看來，也許社會學家看重的是黃仁宇「大歷史」觀後面的「史識」，而出身史學界者則對「大歷史」不甚好感。這種比較是否妥當？在下文介紹各篇論文大旨後，我會有進一步說明。然而，若真要將「青壯輩的年輕學者」批評「大歷史」現象解釋為：「顯示台灣傳統史學界仍有一股堅實的主流」，我個人相當懷疑這個說法。簡單地說，針對黃仁宇的歷史研究與歷史小說提出批評或稱揚，絕對不是「貶低、高抬」的簡單分類所能概括，我希望這篇會議報導至少能較清楚的展現「黃仁宇現象」對會議上發表論文者的具體影響。
1959~1972 年，國防研究院陸續出版全五冊的《中華民國地圖集》與全五冊的《世界地圖集》。這一系列地圖集不但被視為是準官方地圖，也成為當時臺灣境內的製圖標準範本。奧妙的是，直到 1972 年《中華民國地圖集第一冊》發行第四版之前，《中華民國地圖集》裡完全找不到釣魚台。那麼，釣魚台跑到哪裡去了呢？原來，它出現在《世界地圖集第一冊》的〈琉球群島圖〉之中。只不過，釣魚台在該圖幅裡不叫釣魚台，而是叫做「尖閣群島」。它與臺灣之間，還標示著非常清晰的國界線。這幅地圖，讓臺灣在往後的釣魚台主權爭議中吃了大虧。
毫無疑問，每個國家都會為民族自尊和認同構造一個屬於自己的歷史。「為了證明自己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就必須要有一個悠久的歷史，」Michael Sturmer說，「誰提供記憶，塑造概念，詮釋過去，誰就贏得未來。」這當然沒有問題。可是關於過去的概念只是來自傳說嗎？提供過去的記憶只是依賴一些神話嗎？歷史學僅僅是「贏得未來」的工具嗎？歷史學家一直宣稱歷史就像科學，科學的歷史學面對過去，應當像聚光燈下操手術刀的醫生，面前只有有待挖瘤割瘡的身體卻不是一個充滿愛恨情仇的熟人。那麼，追溯過去的歷史學在建構認同和追求真實之間，該何去何從呢？
中正紀念堂的意義，早就已經在眾多事件與活動中褪除了原來的神聖性。包括了：無殼蝸牛運動的百對佳偶成婚活動，他們嘲諷房地產市場中一屋難求，而訴求愛情、土地與家，是不可炒買的商品；以及，震撼台灣政治的中正紀念堂學運在此發生，之後的各類型社會運動也常選擇在此一再集結。還有，做為公共空間中發生的，市民日常生活裡的聚集活動，如老人票戲、青少年霹靂舞、社區媽媽的土風舞都會在這裡進行；以及，資本主義台灣的世俗生活裡各類商品的消費活動…等等，可以說是台灣的社會動力，逐步消除了紀念堂的神聖性光環。這裡已經成為一個有歷史與政治意涵的公園或公共廣場了，這裡是市中心的公共空間。甚至，中正紀念堂，居然蛻變為因納入全球經濟而崛起的中國，由大陸來的觀光客眼中熱門的旅遊景點了。本來，中正紀念堂就只剩下如何細緻地由兩廳院負責，慢慢改造廣場，使其更開放，更容易接近，還給市民一個在市中心可享用的空間。這其實是在2006年就已經開始推動的，進行市民參與的設計過程。可惜，民進黨政府自己不察，在選前操弄選票的急切慾望之下，以與戒嚴時期威權統治者同樣粗暴的手段（譬如說，以鋼籠關起銅像），將紀念堂直接做為政治玩弄的對象，反而自曝其短於建築文化分寸的拿捏。
在台灣本省人的腦袋裡，日據時代好比是「被(國民黨外來政權)奪取的童年」，不好的記憶不多，大部份記憶是美好的。年經一代沒有親身經歷日據時代，他們的「記憶」是父母一輩直接或間接地傳授的，是經過「編輯過程」以後的「集體記憶」。 考慮到戰爭已過去了五十年，這兩種現象其實是很自然的。當我聽到台灣日語詞兒而發現每個人都帶有共同的口音時，心裡產生一種雞以形容的鄉愁，有點像看很久以前的照片。我知道，台灣朋友們講的是「時代性的方言」。
我大約是在10月底時才發現公視播出「亂世豪門」這部連續劇。剛開始看到時的感覺跟之前看「走向共和」一樣，覺得好熟悉，又是光緒帝、慈禧太后、李鴻章等人物出場，但稍有不同是這次的主要舞台是在台灣，因此之後又看到唐景崧、劉永福與邱逢甲等人的出場。 個人覺得這部戲的製作可以說非常的精緻，裡面不只是對背景、服飾與器物等可以發現確實有努力要營造出19世紀末清領台灣的感覺，甚至人物的語言也做區分，例如唐景崧等大陸來台官員，溝通語言的就是北方官話；唐景崧招募來的廣東兵勇，說的就是廣東口音的官話；台灣本地的漢人移民後裔則分別說客家話與福建話。
幾年前，日本友人雪子送我一本小書《グ印亞細亞商會》，是個有趣的創作者在亞洲各地旅行的圖文記錄。最末一章節，提及他在日本德島美術館，看到台灣畫家陳澄波於1934年的畫作「嘉義街景」之後，隨即陷入迫切的探索慾望，希望找到畫中的風景，親自站在街道中，成為風景的一部份。他隱約覺得，自己熟悉畫中的燈柱，彷彿被幻影的街道包圍，與荻原朔太郎小說《貓町》所描述的情節類似，於是他隻身來到台灣，去了嘉義，還找到陳澄波的後代子嗣，看見那條畫中的街道。
比如說袁世凱吧！前些年韓國有一部大戲叫「明成皇后」，把袁世凱演成一個卑鄙小人，把「明成皇后」及「大院君」演成憂國憂民的愛國人士，看過唐德剛的書，就會覺得那部戲真是狗屁不如的大韓史觀了。 十九世紀末，朝鮮李氏王朝受英、俄、日列強進逼，國王稱：朝鮮自古為中國藩屬，而請求宗主國保護〔查一下韓國教科書，這句話八成被刪掉了〕。但這時作為宗主國的大清帝國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哪還有能力去「保護」朝鮮。斯時，有人慧眼視出未滿30歲的袁世凱係亂世之梟雄，治世之能臣，竟派這個「黃口小兒」代表清帝國經略朝鮮。
本計畫以「影像與醫療的歷史」為題，進行為期三年的研究，主要運用圖像、影片等視覺史料，從觀看經驗及其影響入手，探討近四百年來的醫療史發展。
從影像看醫療科學史。
印度兩大史詩《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那》不僅在印度文學史、而且在東方文學史上佔有崇高的地位。作為信仰的文學時代的第二種文學形式，兩大史詩確立了對天神化身的英雄或者說超人的崇拜，確立了印度人民帶有濃厚的信仰色彩、宗教色彩的基本的宇宙觀、世界觀和人生觀。
經由皇家學會，科學家之間的聯繫從過去比較分散、偶然變得比較集中且有章可循。交流的途徑大大縮短，科學知識傳播更為迅速，科學家對科學動態的瞭解也更加便捷，皇家學會在國際科學界的地位也因此得到極大的提高。
1660年成立的英國皇家學會，是世界上第一個官方科學機構，也是世界上存在時間最長的科學組織。作為世界上第一個官方科學機構，皇家學會邁出了科學體制化的第一步。儘管由於缺乏財政支援，皇家學會有些缺陷和不足...
在極度高壓的監獄生活中，受刑人還是試圖相互的教導與學習：因為當初抓來黑牢中的，有許多具有不同專業或思想立場的知識份子，因此不識字的教導識字者、熟悉馬列主義或自由主義思想的也儘可能教導同牢房的成員。在這裡，我們能看見受囚者的意識，不斷抵抗著各種監獄教化機制的馴服。
眼看林毅夫將以「人道」與「台灣人」的身分「衣錦還鄉」，阿扁總統還御賜冒領林正義殉職撫卹金的林火樹老先生「遺德可風」輓額、阿蓮副總統也御賜「遺芬裕後」輓額，這一連串的「人道」行動，終於引發台灣人當年的痛苦記憶。民進黨內被尊為台獨教父的林濁水立委，在國會裡以拍桌表達憤怒說：「叛國者和政治異議者不同，黑名單人士是因為政治主張遭政府打壓，兩者不能相提並論。叛國者必須接受制裁，假如軍方研究結果是尚未逾越追訴權時效，林毅夫入境後就應該依法制裁；假如已超過追訴權時效，政府就應將林毅夫列為『不歡迎人物』，讓他奔喪後立即驅逐出境。如果游揆同意林毅夫返台，無異鼓勵國軍隨時叛逃，這樣就廢除國防部，以後要當兵就讓宜蘭人自己去當兵。」 最後民進黨迫於與論壓力，將林毅夫返台「冷處理」，林毅夫也只讓妻子陳雲英代表返台，化解了民進黨內部對這件事的爭議。從林正義到林正移到林毅夫，從「投筆從戎」到「馬山英雄」到「衣錦還鄉」，這位宜蘭籍的「台灣人」，在不同的年代裡，用「愛國」與「人道」，揭穿了國民黨軍頭與民進黨政客的虛偽與醜陋。為了尋找這位台灣的「失蹤軍人」，也讓台灣人更認清，任何政黨一旦掌握權勢，都是同樣的這副嘴臉、這種吃相。「愛國」與「愛台灣」這種讓人耳朵生老繭的陳腔濫調，拜託政客們就休息一下吧！
不料這位要揚言要「食景崧之肉」的偉大詩人，沒多久也跟隨唐總統腳步，內渡而去。當然，詩人就不像唐大總統那麼笨，人家的理由可好得很，《嶺雲海日樓詩抄》上說：「此地(台灣)非我葬身之地也，須變計早去，父母在世，應求自己平安。」原來詩人的「愛國」就是與我們升斗小民不同。 除了《台灣通史.列傳八》提到丘逢甲「捲款內渡」外，當時很多人的書裡也都提到。如易順鼎《魂南記》說：「時守台中之道員林朝棟、楊汝翼、主事丘逢甲，皆擁巨貲，棄師潛逃。」吳德功《讓台記》說：「丘逢甲之勇前紮在南崁，亦奔回紮揀東，各領銀餉三個月。」洪棄生《寄鶴齋詩話》裡更說：「昨年時事破碎，（逢甲）聞唐撫棄台西遁，己遂棄義軍倉皇渡海，軍餉不發，家屋盡被部下所焚。」 一場轟轟烈烈的「獨立建國運動」，結果日軍還沒到，總統先逃了，華軍追趕不及，開炮相送，連總統府都燒了。副總統「不落人後」，倉皇內渡前還不忘先領軍餉，部下又燒了他家。這種君不君，臣不臣的台灣民主國，加上屬下那些大陸來的乞丐兵，結果當然是日軍未到，華軍就已在台「姦淫擄掠、燒殺一空」了。
本文不知是否會被逢甲大學的人抗議!
明石是唯一一位死在任內的台灣總督，他就任前寫信給士官時代的友人安島政信上校時說：「我到了台灣，就要吃當地的食物，過當地的生活。如果死在台灣，就歸土台灣。」台北市協議員陳智貴先生也追憶明石總督遺言：「遺體就請埋在台灣。諸多政策未及實行，中途而去乃千載恨事。然我將變成護國之鬼，鎮護台民。」。 台灣一直以來都是外來政權，死在任內的台灣最高領袖不多。荷蘭駐台第一任總督Sonk醫生、明鄭的鄭成功、鄭經父子，及日本的明石總督，都是埋骨台灣。唯一讓台灣人民不解的就是，今天桃園的大溪與頭寮的兩蔣「陵寢」，至今仍是「重兵戒護」。陵寢裡有二副棺材懸空放置，就是不願落在台灣土裡，比起歷來歐洲、南明及東洋的這三個外來政權，「殖民」心態更是毫不隱瞞。
拉長眼光,才能看清台灣歷史的悲情所在....
這段「中國報案記」，讓張深切恍然大悟。他知道了真正的日本，不是他在台灣時所想像的那個殖民母國；真正的中國，也不是他在台灣時所想像的那個祖國。台灣在日本統治下，漢人雖然受到歧視，但日本終究已經是個文明國家，司法可以保護人民。即使是他這樣一個「叛國者」，只要沒有武力行為，生命還是受到保障。 然而同一時期的中國，卻依舊停留在中世紀的野蠻國度，人民的生命賤如螻蟻、短似蜉蚰。張深切明白了革命奮鬥卻救不了中國，中國的問題根本不出在主權，而在人權。人人都不知自己的生命價值何在？又怎能尊重別人的生命價值？於是張深切開始將生命投注於文學與戲劇。 ----------------------- 1947年，228事件爆發，不堪國民政府迫害台灣人民起而反抗。張深切台灣人擔心傷及無辜，將校內外省老師集中保護。但國軍一上岸後，他立刻逃亡隱匿於南投中寮山。雖然大家都知道他的義行，但他在中國實際生活過，知道老蔣軍隊的野蠻。有趣的是，只要有在中國生活過的台灣人，無論左右，都是先逃再說。 然而大多沒有中國經驗的台灣知識份子，以為祖國的軍隊總不至於比異族的還殘暴吧？結果國軍一登陸後，立刻針對全島知識份子作了大屠殺，受害的名人包括：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台大文學院代理院長林茂生、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歸來的台灣金融家陳炘、省參議員王添燈、制憲國大代表林連宗、省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高等法院推事吳鴻麒、曾任新竹地檢處檢察官的建中教員王育霖、台北律師公會會長李瑞漢及其律師胞弟李瑞峰、醫學博士施江南、台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編輯吳金煉、專賣局煙草課長林旭屏、淡水中學校長陳能通、台北市參議員黃朝生、徐春卿、李仁貴、陳屋、基隆市參議會議長楊元丁、省立宜蘭醫院院長郭章垣、制憲國大代表，花連縣參議會議長張七郎及其兩名醫師兒子張宗仁、張果仁、著名畫家陳澄波、嘉義市參議員潘木枝、盧炳欽、三青團嘉義分團主任陳複志、台南縣商會理事長，縣參議員黃媽典、台南市的著名律師湯德章、岡山教會牧師蕭朝金、屏東市參議會副議長葉秋木等。
張深切先生的故事:...台灣人不可不知台灣事,.而對這位台獨的先驅者,我們了解何其之少呢?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無論如何，台灣要復歸台灣人的台灣而後已。」一生徘徊在母國與祖國之間的張深切，他是第一個主張台獨來對抗日本的政治家，也是唯一同時參與30年代中國文學與台灣文學的作家，然而他最終不但放棄政治、也放棄文學。在一個沒有人權的國家裡，又何必空談主權呢？
「反攻大陸教育」其實就是「反共教育」，它不允許被教育者質問「反攻大陸」的真實性、邏輯性、正確性或可行性，只偏重於被教育者的忠貞程度、忍耐力與擇善（或擇惡）固執度，鍥而不捨的反覆訓練。誰若稍有質疑，白色恐怖就降臨誰身上。 老蔣曾經寫給蔣經國一封家書，信裡規定年幼的小蔣，如果不小心寫錯了一個字，不能隨即塗抹，應當把那個錯字寫完再塗掉。這封白色恐怖時代全台國中生必讀的「家書」，代表著了老蔣在台施行的「思想及人格操控學」。不能知過必改，必須把錯犯到不能再錯後才能改。所以他要傾國家之力搞公立學校，箝制私人興學與傳播媒體，在無菌室裡滅絕任何有礙他「中國皇帝夢」的自由細胞。
就算不拆留下來紀念的部分，也一定全面整修改頭換面，電視塔不可能掛鐮刀斧頭標誌，奧運會場也不可能再保留納粹萬字標誌。像中正廟這樣沒經過任何修改詮釋，還給它安然進入21世紀，想想真是我們這代人的恥辱。
拖了一段時間，終於把色戒看了，卻看了「乾淨版」的，所以別期望我會描述那些露骨的場面。 也不知道到底是電檢局的問題，還是這是李安的手法，總覺得一些情結轉得太快，真的是可以表現出「突然」的感覺。
寫到這裡，已經完全超越豬腦袋思考範圍，而感到莫名其妙，呆員之戒嚴到底是哪裡來的？在種花國之全國戒嚴令中沒有呆員，但是最後可以對呆員解嚴？唯一可以回答漢堡的是，呆員的戒嚴大概跟戒嚴法沒啥關係。至於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依據」跟「合法性基礎」，抱歉，我也感到莫名其妙阿！因為，這一整個真是莫名其妙阿！
流離，幾乎是20世紀的主題。讀《流離記意》，數度掩卷。忍不住偷偷慶幸，還好，我不曾受這種流離的苦難。雖則，我們受的苦難，是另外一種，比方說，在自己的土地上，當異鄉人。 范雲在策畫者私語中說：「每一個外省第一代，背後都有一個破碎的家庭。每一個『他們』的心底，都有一個持續三、四十年隱隱作痛的創傷…」沒錯，但是，文句中的外省兩字，若改成台灣人或原住民，亦然，破碎和創傷的形式不一而已，這是極權統治下的普遍現象。 因此，我以張茂桂的話，時時自勵：「對於別人的情感與意義世界的否定，其實也就是對他人的直接壓迫，這和其他形式的壓迫是一樣的。」范雲說的好：「如果我們還有一顆柔軟的心，願意聆聽這些來自記憶的石牆，悠遠卻依然迴旋不去的聲音；那麼，這些聲音，終將以『未來』之名，改變我們，以及我們所身處的社會。」
2007年的春天，在兩黨熱鬧烘烘舉辦總統候選人黨內初選的同時，樂生療養院保存運動意外地引起了眾人注視。它不僅成為民進黨內初選辯論焦點之一，也出現了地方政府向老弱院民抗議的荒謬劇。4月15日「樂生大遊行」約五千人的規模，是近年來政治性活動之外所罕見，而參與廣度更是近年來社會運動僅見。這個運動最後逼使行政院出面協調，暫緩了北縣的拆除行動。這場核心僅是幾十位風燭殘年的院民與十幾位學生的運動，何以能展現如此巨大的動能？本文擬就兩個方面來討論：第一，樂生療養院本身的多重意義，提供了原本許多不同軌道上的社群彼此聚合、以及集體參與的可能；第二，樂生院保存運動的特殊組織型態，讓各種不同的社群可以發展出各自的運動節奏與旋律，豐富了樂生院保存運動的面貌，而這個發展正是台灣這幾年社會運動環境的一種反映。
「在當時我們那一代並無所謂認同的困擾；我和日本的兒童一起成長玩耍，也和阿美族少年一起爬山、釣魚。我們都認為自己是日本人，當然應該為天皇效死；學校就是這樣教我們的。這或許就是後來陳儀政府所謂的奴化教有；事實上我還知道有不少原住民，後來在中國戰場上不願被中共俘擄，甚至還採取切腹的方式自殺。可見日本對教育的徹底，和現在是有些不同；說奴化教育不盡然錯誤，也不盡然正確。因為光復當時，台灣人確實心向祖國的，並未被完全同化。不過，我們當時確實沒有認同上的困擾，有認同困擾是以後的事了。」＊＊三、不可思議的人生經歷－－敵我的矛盾思辯
正在看 突然想到，政府（至少是以前的蔣家政府）也的確對這群跟著他們撤退過來死忠軍臣盡到作為主子該有的道義；但對在大東亞戰爭時效忠天皇的戰敗臺籍皇軍們，我們的政府可曾花過心思呢？我想沒有多少政權有這樣的機會去照顧在大戰時分屬兩邊敵對陣營的退伍軍人。蔣家就算了，以德報怨只嘴上幾根毛而已。現在這群扛著八菊旗的極右派們呢？難道只能到靖國去做樣子？不是參拜就是搶牌位？
近年來，在美日退休外交官證言，以及解密資料下，這頁歷史才光明於世。當年揭露此一事件的《每日新聞》記者西山太吉因為與外務省已婚女事務官有染被控「洩密罪」，而該女事務官也因違反「國家公務員法」被逮捕。此一案件始末可以參考這裡和這裡。此一事件牽扯重大，在當時遭到包括川端康成在內的輿論界嚴厲抨擊，並發起拒買行動，使得《每日新聞》運作困難，必需幫創價學會印《聖教新聞》過日，也影響了日後每日新聞的獨立性，被稱為「西山事件」（
五金黑手打造出的五金產業聚落，是企圖用「黑手階級」的歷史重新詮釋高雄戰後的政經歷史和社會文化的發展，是跟「統治者」歷史的相抗衡的。五金產業黑手聚落的保存，不僅可以重新書寫戰後高雄的歷史跟文化，更是讓長期被污名化的黑手階級，被貶低歧視的文化和生活表現，可以被當成「文化」的一種來理解跟正視。工人地位之所以在台灣不高，除了經濟收入相對微薄之外，文化上的歧視更是不可忽視的。
樂生、南村「這兩件大台北發生的事情，不管支持或反對，報章或知識份子都不吝會給予一定版面和文章篇幅進行討論。於是，對比於高雄市公園二路五金老街的保存拆遷爭議，公園二路五金老街似乎命定的就只能被當成在地性的議題，引起不了任何知識份子、大學生或文化人的關愛的一絲眼神。」 這陣子，我心中也剛好浮起同樣的慰嘆，不僅感慨花了幾百億卻完全沒得到該有的「市民」監督與討論，甚至報章上僅是政令宣導翻版的安平再造計畫；也感慨插花消費樂生的我...
後冷戰解體以後，政治經濟軍事等「硬國力」的擴張理據陡降，東亞與西歐對於美軍駐紮多有重新考慮的聲浪，這種趨勢迫使美國學者在這幾年開始高唱「軟國力」（亦作柔性國力），以規範、文化與價值的統合，逐漸補充政經軍層面的統合。Peter J. Katzenstein 前年將他這幾年倡議多邊主義的看法輯成一本書，叫 A World of Regions: 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 ，將視野轉向文化、觀念等傳統國際關係缺乏注意的領域，這樣的討論在台灣應有相當大的價值。 或許在近年的政治紛擾之中，台灣除了 defect/bandwagon 美中兩國以外，還有第三種可能。
漢人部份： 在中華帝國的漢人漸次入墾／入侵台灣後，就不斷透過空間生產的歷程，既將原本為其他族群所利用的土地資源據為具有，同時也在他者的空間識覺或象徵秩序上，鋪陳出新的空間秩序。 日殖民者部份： 「寺廟整理」為：總督府對於漢人社會所生產出的空間秩序的刮寫策略。 「正廳改正運動」是殖民國家權力試圖改寫生活空間象徵秩序的一種策略。 前者是針對「神明」與其空間的介入；後者是針對「祖先」以及「私佛仔」與其空間的介入。而這幾類想像中存在的主體，都與漢人社會的象徵性空間秩序有關。有趣的地方是：參考「皇民化」運動時期的發展，在官方宣佈的各項政策中，唯有「寺廟整理」政策遇到強烈挫折，並在一九四零年小林總督上任後宣布停辦。另外，比方神宮大麻的供奉，即使在戰後國民黨政府都來不及理解與干涉的情況下，就幾乎從台灣民間絕跡。為何如此？
越來越有趣的申論
的確，國家認同的問題是可以理性討論的，而國族「主體性」的建立也不應再重蹈過去黨國教育的覆轍，以為採用填鴨式的教育，就可以「修改」他人的國家認同。歷史總是多元而複雜，統、獨爭議至今也沒有簡單的答案。教育部何不將教科書視為一個多元而開放的平台，讓不同的史觀與意識形態並存，尊重學生的「主體性」，也尊重不同國族歷史書寫的自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