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本省人的腦袋裡，日據時代好比是「被(國民黨外來政權)奪取的童年」，不好的記憶不多，大部份記憶是美好的。年經一代沒有親身經歷日據時代，他們的「記憶」是父母一輩直接或間接地傳授的，是經過「編輯過程」以後的「集體記憶」。 考慮到戰爭已過去了五十年，這兩種現象其實是很自然的。當我聽到台灣日語詞兒而發現每個人都帶有共同的口音時，心裡產生一種雞以形容的鄉愁，有點像看很久以前的照片。我知道，台灣朋友們講的是「時代性的方言」。
歷史是層層疊疊的堆積與延續，不同的文化記憶沒有對錯，只有時代巨輪輾過的差異。與其高舉開山刀又砍又劈，不如順勢感受它的肌理。 台灣早已終戰，走過兩蔣戒嚴統治，歷經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接民選，不知道現在究竟殖民在哪裏？ 幾十年都是總統府的建築，就算曾經是日本總督府，早已沈澱出這個年代的記憶，值不值得勞師動眾去遷移？ 若是跟日治殖民時期有關的都不能用，台灣的鐵路等等基礎建設，是不是也要如同哪叱「剔骨還父、剔肉還母」，拆的拆、毀的毀，全部重新蓮花化身？ 那，明清時代留下來的帳又要怎麼算？
從歷史上來看，西藏、或者整個藏區，或者說是藏傳佛教傳播的地方，裡面有許多複雜的地方。清朝時期，藏漢、蒙藏、藏藏之間的衝突常常造成嚴重的族群仇殺。這裡面有濃厚的封建時期部落關係。 不論1959年的鎮壓，還是1989年的胡錦濤，或是現在2008年的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慶黎，多少都有趙爾豐狠辣的影子。但趙爾豐主要還是封建治理的邏輯，而從中共進入西藏以來，卻揉合了西方主權國家的概念進行編納。 主權國家論，比起封建分封，或許是進步的文明形式，但仍存著極其野蠻的手段，常常延續著過往歷史的經驗，將裡面的殘酷視為早已發生卻也沒怎樣的點綴，而再度使用。這點，達賴看出來了。
由歷史的角度整理圖博族與漢族、宗教與政治、宗屬之間的複雜糾纏的關係。清帝國後，名義上統治的國民政府基本上因其統治權力不足僅是蕭規曹隨（當時北伐才大致定局）。反而是共產黨動作最多，如文所述。是篇入門圖博歷史政治的大補帖。與這篇一起服用效果更佳。
明石是唯一一位死在任內的台灣總督，他就任前寫信給士官時代的友人安島政信上校時說：「我到了台灣，就要吃當地的食物，過當地的生活。如果死在台灣，就歸土台灣。」台北市協議員陳智貴先生也追憶明石總督遺言：「遺體就請埋在台灣。諸多政策未及實行，中途而去乃千載恨事。然我將變成護國之鬼，鎮護台民。」。 台灣一直以來都是外來政權，死在任內的台灣最高領袖不多。荷蘭駐台第一任總督Sonk醫生、明鄭的鄭成功、鄭經父子，及日本的明石總督，都是埋骨台灣。唯一讓台灣人民不解的就是，今天桃園的大溪與頭寮的兩蔣「陵寢」，至今仍是「重兵戒護」。陵寢裡有二副棺材懸空放置，就是不願落在台灣土裡，比起歷來歐洲、南明及東洋的這三個外來政權，「殖民」心態更是毫不隱瞞。
拉長眼光,才能看清台灣歷史的悲情所在....
如果说历史上的帝国都以创造辉煌文明作为自己的目的，以荣誉和荣耀作为自己动力，而唯有大英帝国是个另类，它以赤裸裸的商业利益作为自己的目标，以狭隘的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作为自己的动力。以至于大英帝国跨越全球，但英国本身从来没有超越狭窄的英伦三岛，英国与大英帝国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政治实体，帝国仅仅是英国赢利的机器，英国人对帝国臣民没有关爱，自然没有道德和政治责任，除了利益就只剩下亚当·斯密所说的同情和怜悯。以至于大英帝国的精心撤退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自相残杀，印巴分治、巴勒斯坦问题、土耳其的问题、中东领土纠纷、南非种族问题、新马问题以及香港问题，可以说大英帝国是历史上最缺乏道德感的帝国。然而，由于冷战背景，由于内地的“文革”，由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香港经济的起飞，种种历史机缘成就了香港奇迹，使大英帝国可耻的没落最终上演了“共荣撤退”的一幕。阅读香港这十多年的历史，我每每感觉到英国人的政治德行也许在人类历史上，再也没有哪一个民族像英国人那样把政治变成赤裸裸的商业操作，看来亚当·斯密和洛克的自由主义才真正反映了英国人的民族性，说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是英国式的自由主义，显然是一个误会。
剖析英國帝國主義的性質與香港回歸中的英國態度。
台灣的ACG是很封閉且排外的。這點是一大問題，當然，全世界的ACG或是個別學術、專科都有類似的情況，但是台灣的歷史地理環境特殊，使得台灣的ACG排外與封閉現象形成一個大隱憂。
把本文中的ACG改成大學裡任何一個學科，再把日本改成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只有四國﹞也都適用。讀原文書的是上等人，看英譯本的是中等人﹝有時還沒英譯本﹞，看中譯本的是下等人；發國際性期刊是上等人，發國內期刊是中等人，連點數都拿不到的是下等人。
如果要從最廣義來說，整個清帝國就是把關內漢人征服地當作殖民地，漢人都是被殖民者，而其中台灣的漢人則是特例中的特例，要特別加以防範。我們或許可以說這是殖民地中的殖民，不能僅從把台灣納入郡縣制度就據以認為是跟中國大陸的行省都一樣，因為在清廷只有把他們納入版圖或不納入版圖這兩種考量的可能，因為在中華帝國朝貢體系下，根本沒有其他選項，因為只有納入版圖，不然就是不入版圖，而台灣又沒有什麼當地政治勢力可以來朝貢，所以在考量後只有納入版圖這一途了。但是納入又要擔心他反叛，想一大堆方法來防堵，班兵制度就是一個方式。這問題就在於清帝國的雙重殖民啊，也就是清帝國對漢人是「殖民」，對台灣的漢人更要防範，由於邊疆地位也不能僅以中國本部的方式來對待，所以才有這些種種問題。但是台灣漢人對台灣的原住民來說也是一種「殖民」，對土地的需求孔急，產生種種糾紛。在這歷史過程中，出現了柯志明在番頭家一書中所說的三層族群制度，清帝國的土牛番界最早也是為了治安因素產生的，就是對防止漢人竄到內山去。未必只是您所說的不屑統治。但是台灣漢人的不斷進墾，使得清帝國逐漸制訂出三層族群制度，最後還有隘這種東西。不過這些都是因應情況做出對應下，對既有情況的追認及規劃，但是三層族群制度，則是一個原則。而一定要有一個官方武力不屬於台灣漢人，也不由原住民組成，則是在統治台灣時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