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中國中心/仿西方現代性」之生活慣習的傾斜，一來令台灣社會出現了兩極化的現象，再者也讓紅軍逐漸偏離台灣社會的「日常生活現代性」。如此一來，紅軍所發起的行動，不僅未能豐厚台灣社會對於自由、民主，或者是公民意識的發展，很可能正好是反其道而行，因為這些概念需要的是日常生活中具體的溝通與理解，而不是失去了社會肌理的語言暴力。於是，施明德英雄主義式的語言，不僅逐漸地失去了那些在日常生活中的溝通，所養成之自由主義者的支持，實際上也失去了媒體的支持，因為媒體所依賴的收視率、閱報率，也就是這些在日常生活中活生生的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