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左派學者David Harvey在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一書中所區分的，新自由主義往往蘊含理論與實踐（practice）之間的矛盾。在理論上，新自由主義主張一切回歸市場機制，然而在實踐上，卻透過許多政策干預，造成財富重分配的結果。後果是，新自由主義在重新分配財富（將公部門財富移轉至私部門，或將勞動階級的財富移轉至企業）上的「成就」遠高於其所宣稱能達成的經濟成長目標。
更驚訝的是我發現當年家門外的巷道，現在看來竟是如此狹窄！巷頭、巷尾的房子都變了。 記得小時候從家中往巷尾走去，可以看到三、四棵大樹，暮色中晃動著深沈的樹影，讓我每每有「看到鬼」的感覺，雖不致於拔腿狂奔，卻總是心懷忐忑驚懼的快快走那段路。 而這些樹現在真的見鬼了，慘遭腰斬，枯萎、殘破的快要經受不起小巷的夕陽。
再就人類生存的資源分配來看，杜拜這種奢華取向的大興土木，所耗能源甚多，所服務之人類甚少，無疑是一種可怕的浪費；若放入歷史的尺規來看，今日之帆船飯店或杜拜塔，極有機會成為未來荒煙蔓草裡的吳哥窟，或連天黃沙中的金字塔。 我怎麼看，都不覺得有什麼值得台灣學習的地方，真不知那些人在熱什麼？
雅各布斯揭發說，問題就出在很久以來被大家迷信的主流城規師及其城規理論，奉行的完全是傲慢、害人、與城市社會生活需要擰著來的偽科學：明明市民需要有安全感、便於交往、便於孩子嬉戲成長的活躍的人行道，大多數城規師在設計道路系統時卻嗤之以鼻。明明人們需要用街區公園和公共廣場在一個生活和功能多樣化的地方把不同的人聚集一起，但城規師多半把它視為裝點門面的空暢地、增加空氣的綠地而已。一個有活力的城市應該讓有共同興趣或相關利益的人群很方便地集攏，一個成功的街道、街區勢必與周圍地方互相交錯、互相依賴而不是截然分開，一個地區在城市中能否作為一個民主自治的機構發揮效用，取決於能否有效幫助弱小街區擺脫隔絕狀態，為此，一個城市應該造就生動有趣的街道、相應的街道網，並且將公園、廣場和公共建築作為街道特性的一部分來使用，一方面強化街道用途的多樣化，另一方面將這些用途緊密編織在一起。然而，城規師們卻偏愛用寬大的交通幹道、很大的公園、龐大的辦公機構樓群等等將城市一塊塊隔離起來，另一方面又在同一塊地方強化單調性，取消其混合互補功能。還有，城市的根本原則應該是創造、保護多樣化生活，盡可能給市民提供活躍的街道和經濟機制，但城規師卻偏愛各種反對多樣化生活、扼殺城市活力的辦法。說到底，大多數城規師從來不把城市視為複雜生活場所，從來沒想過如何通過城規促進城市進入複雜有序、充滿活力的格局，而是簡單化看待城市，並想法讓它符合自己的視覺編碼與美學偏好（當然另有少數人把城市視為複雜無序的東西）……
凌晨抵達台灣，迎接我的是梅雨季的滂沱豪雨，水災的季節又到了。 雨已經下了好幾天。今天電視新聞中盡是豪雨災害的報導：一方面，有數人在基隆不幸被土石流掩埋喪生；許多地方水深及膝、滾滾洪水沖入民宅、民眾家當泡湯、後院的檔土牆倒塌、各地道路坍方；另一方面是官員的挨罵，台北市長郝龍彬到社子島巡視時被民眾氣的不領情且開罵、對立的政客立刻借市長無法防制水災的無能來開砲……。每當豪雨來，就有人受害，有人受害，就罵聲四起，為心疼自己的生命財產而罵也好，或政治人物用來做政治鬥爭工具也好，反正罵的是政府無法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人們要求政府立刻解決問題！ 生命財產泡在水中的痛苦和找尋解決之道的心急可以理解，但一個殘酷的事實卻不能不面對：水患是不可能被「解決」的，尤其是不可能在一定期限內解決的！如果人們，不管是受害者或其他民眾和政客，能夠靜下心來仔細想想水患災害到底是怎麼造成的，就會發現，水患不是某幾個政治人物的無能叟造成，水患是整個社會超限發展下的產物，水患不僅不會因為政治人物「拼」一下就解決，更糟糕的是，看起來好像已經解決的水患，其實並沒有真正解決，反而讓災難轉移到其他地方，甚至未來引起更大水災。 為什麼人們認為政府可以根除水患？聲聲要求政府解決水患的背後，是民眾對工程力量的盲目信仰，或者說，對於人類控制自然力量能力的完全相信。土地的過度使用及不當開發，才是洪水發生的主因，許多不該住人的地方都卻蓋了密密麻麻的公寓住宅，如果要罵政府，罵的不該是政府沒有做好排水或堤防設施，而該怪政府容許不該被開發的地方被開發。舉個例子來說，社子島，一個在大河中的沙洲，沙洲不淹水才奇怪，人們若是執意要住在水路上，政府是可以將沙洲用堤防重重包圍起來防水，但想想紐奧良吧，這個建在濕地上被重重防護的城市最後仍逃不開她該被浸泡在水中的命運。 土地是活的，永遠在動，這個世界的任何物質在任何時刻都在變動著，只是大部分的時候我們沒有發現，只有當水奔流得猛些、山坡移動得凶些，我們才猛然驚覺到大自然的力量。土石流和洪水是自然界中再自然也不過的自然過程，只有人類阻擋了這個過程之間，才產生了「天災」。 在水災的議題上，我們一直進行著失焦的討論和指責，生命財產的損失固然令人心痛，但大部分的民眾和政客看不到真正的問題，才令人擔心。如果每當災難來時，就把矛頭指向政府的疏於治理，並盲目要求政府盡快解決，卻不去思考災難的根源，台灣島將永遠不會脫離多災多難的命運。 淹水土石流能怪誰？不要只怪政府，還要怪我們自己的天真和盲目。
因之，我仍然相信〔消滅貧窮乃最佳的環保政策〕，如果第一世界國家的人類們，對生存在貧窮邊緣的第三世界國家人類的窘境視而不見；只想花花小錢用用生質柴油，或花花大錢搞搞限制二氧化碳排放量，來求環保的心安；那麼最終的結果可能是玩不起這些遊戲的第三世界國家人類，只好進一步的竭澤而漁，以求生存。也就是說，第一世界國家只是努力的把破壞地球環境的惡行及責任，透過資本主義的方式轉嫁給第三世界國家而已！
今年冬天是自一八八○年有記載以來，地球最熱的冬天。台北市的夜間平均氣溫，甚至增加將近二℃。 台灣人平均年排放量超過十二萬噸，是全球平均值的三倍。高雄市民更高達三十四．七萬噸，號稱是全球人均排放量最高的城市。 全球暖化加溫帶動海水上升，豪宅或商業大樓都將泡在「台北湖」裡。另外，過去只存在於北迴歸線以南的登革熱，當氣溫上升一度，埃及斑蚊就會「北伐」，攻克台中和台北。 溫室效應，也許不是你我現在迫切的危機，但終尥8
全球暖化！台北將消失？？
清理政黨政治的重新出發：邁向綠色民主之路《綠色民主》 文／郭安家 書名：綠色民主 作者：何明修 出版：群學 在台灣的環保戰爭歷史，《綠色民主》作者何明修用「政治機會結構」的方法論─其指政治環境對一項正在進行的社會運動提供多少機會與條件，來清理過往歷史中的綠色民主之路。如環保聲音如何在精英知識圈出現、如何透過宗教團結在後勁發響；以及詳述政黨輪替對環保運動、核四運動的衝擊。也打破過去二十年的環保運動與民進黨切割不開的神話。 沒經歷過80至90年代社運狂飆的年輕行動者，書的前半部分如歷史翻案，大量第一手詳細的口述資料釐清環運與民進黨關係。如二十年前新竹反李長榮化學廠運動，外部支援者竟是國民黨立委，後勁的反林園運動則是鄉民自力救濟。 何明修教授磅礡的詮釋20年的環保運動，但社運文本不談行動也與教科書無異，他在最後一章短短幾段帶過，認為往後環保運動比較像Beck所言的「亞政治」；行動策略他則舉葛蘭西所謂「陣地戰」(war of positions)，由不同領域的政治組織相互支援。他因此強調綠色投資、消費者／醫療運動、環保結合工運之重要。但實際上，天下雜誌環保記者邱花妹與工運者邱毓彬曾嘗試模仿歐洲之運動行紅、綠連結組織，但因為社運體質不良而無氣候。另一個尷尬例子是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嘗試將核四議題與海洋音樂祭連結，明星搖滾樂手也聲勢浩大的宣示救沙灘，但最後只有輿論沒有力量，只有連署沒有戰略。 在亞政治與「陣地戰」的時代，「連結」的確是重要的課題，台灣也一堆濫帳等著連結，台商在中國製造環境與勞工問題、快要變傳統產業的科技工業製造的重金屬、全球化與農村環境等等問題日愈嚴重…，或許我們該回過頭問是想像力出問題，還是想錯問題過度指責或分析環保行動利與不利。剛好《綠色民主》這標題提示了草根民主與鄉社／社區政治的重要性，如他所分析的高雄後勁地區、美濃的環保運動如何和鄉里政治／宗教結合。 草根的綠色行動最早範本在西德綠黨，70年代發展出連結左派、保守派、自由派結合的怪異哲學，且常被誤解為無政府主義一支，但認為必須透過社區鄉村民主將環境意識紮根；事實如此，力量總在民間情感凝聚，民進黨執政後最有力量的環運屬2001年風起雲湧的反焚化爐運動。 專業的環保運動已被民進黨玩殘，但還有一些穩健具有民間情感的地環保網絡，如「主婦聯盟」，基進的社會學或許該研究這種在地行動範本，或進一步與行動者合作介入社會運動。一如何明修書中指出的，環境運動敵人將越來越模糊不清且遙遠，的確！對各領域運動者而言，對抗勢力越來越整合，對行動者與反體制的都市邊緣青少年而言，環保、有機農業、共同消費、合作社亦成為行動的新途徑。
與其耗費力氣與口舌，爭論自由主義經濟之侷限與困境，或許更應思索如何創造企業可以「根留台灣」之誘因與條件，並嘗試建構有別於全球化經濟之在地產業模式，打造順應環境資源之有機農業，運用地方文化及在地特色之學習與服務產業，結合傳統技藝與現代設計之創意產業等嶄新經濟主軸與推動機制。
野百合運動迄今，知識青年投身政治社會運動已多，但是這六年來的情形，某個程度上對於民主化以後的成果畫了一個驚嘆號。我們如果需要一個新思維運動，以「做大事」取代「作大官」，那《綠色民主》揭露了一個重要的美濃案例，正好反映了抗議文化的形成，是知識分子報效社會的最重要貢獻。
以一個美國右派的角度來就全球暖化的事實,推測以及解決之道來分析以一個美國右派的角度來就全球暖化的事實,推測以及解決之道來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