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多夫說，如果選擇遠離民主，不再參與公共辯論，或者精確來說，不再討論真正對人民大眾有利的話題，只是在媒體上賣弄學問（以華麗而模糊的言詞包裝毫無意義的話語，逃避真正重要的公共政策辯論，耍花槍的談論著一些對社會變革毫無用處的話題，例如每天在台灣的政論節目上演的名嘴脫口秀），鞏固自己的社會地位；遠離群眾，再沒有左派菁英份子替社會弱勢向統治階級索求保護，窮人被迫自生自滅）；再沒有右派菁英份子替中產階級向資本家爭取權利，避免被被剝削。看似對所有人開放的向上流動，其實只是菁英用來鞏固其階層的方法（因為，透過教育而向上流動者，將在過程中被同化，成為只關心自己權利的菁英份子）。
有好幾天，屁股爛掉的吳念真正眼都不看師傅一眼，遠遠看見就避開。直到被師傅叫住，拉到一旁。師傅說，你讀的內容沒有錯，但那樣讀只會白白傷了大嬸的心。既然兩人都已經分手了，是既定事實了，不如把內容圓一下-!-----最後只要把「意思傳達出來就好>>了」。（其實，我必須吐槽，那意思一點都不對）。當時年紀還小的吳念真雖然不是很懂，但還是勉強領受了。幾天後，礦坑塌陷。師傅走了。吳念真哭得不能自己。 他說，他這輩子就看過這麼一個真正的「知識份子」。師傅讓吳念真知道，所謂真正的知識份子，是自己的知識貢獻給知識比他低的人，而不是反過來利用知識，去掠奪知識比他不足的人。他的一生中，就只有當年亂打盤尼西林的師傅符合這樣的標準。我想，這就是一顆柔軟的心吧。當然這是吳念真心中的知識份子典型。
對於當下知識分子爭擁「左翼」的現象，布爾迪厄曾作過一個學理上的深透剖析：「知識分子喜歡把自己設想成為解放者，代表著進步力量」。因而，對於知識分子而言，「左翼」幾乎就是個天然的褒義詞，如果不是「左翼」，甚至就算不上是一個合格的知識分子。換言之，被劃為「右翼知識分子」的人很可能會被驅逐出文化生產場，無權染指作為知識分子形象中最美好的「堅強的天真」。
台灣前輩畫家廖繼春之子廖述宗在出國深造第二年，就因熱中參與海外台灣人活動成為「黑名單」人士，之後終生致力於台獨運動。他在分子生物領域花了近五十年時間研究男性荷爾蒙，又在癌症、老人痴呆、糖尿病、禿頭、氣喘等新藥研發有意外收穫。他傳奇的一生，代表了某個受壓抑的世代，在台灣政治黑暗時期避居海外盡情演出…… 和李遠哲有個畫家父親李澤藩一樣，中研院院士廖述宗也有一位畫家老爸廖繼春，加上兩人年歲相當，又都在化學領域發光發熱，常被拿來評比一番。不過，在美國留學時，廖述宗不僅積極活躍，而且以參與台獨、反國民黨著稱，「獨」幟鮮明，而對李遠哲「不參加台灣同鄉會」、「沒幫台灣講話」頗不以為然。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廖述宗還在華盛頓郵報上與一三七位教授聯名刊登抗議國民黨政府的廣告，當時，他是極少數敢用「真名」連署的人。 引但丁名言勸李遠哲挺扁 雖然他不怎麼認同李遠哲在海外「獨善其身」，在科學領域也和李遠哲有點「瑜亮情結」，但兩人還是遠遠地惺惺相惜。二○○○年挺扁的國政顧問團成立前，二百多位學者和大學校長簽名施壓，希望時任中研院院長的李遠哲保持中立、不介入政治時，一度讓李遠哲遲疑該不該那麼直接表態挺扁，急壞了獨派人士，於是到美國搬救兵，找上了廖述宗幫忙勸進。
林林總總的改變之中，卻有一樣是不變的，那就是一切緊跟著西方流行的主流學風走。話說回來，對邊陲社會的學者來說，能夠緊跟著西方的潮流走，還算是上進、跟上「潮流」 的「前進」作為的，不是嗎？ 不過，在怎麼說，在這樣的學術潮流的推動下，我們的學術研究成果既無法有效累積，自然更沒有蔚成傳統的可能。顯而易見的，一旦一個學術體本身所經營出來的知識既無累積、且絲毫沒有形塑傳統之跡象的話，它自然說不上有何吸引人需要特別予以注意的道理。情形淪落至此，說來，都是幾十年下來之所有為師者的責任，錯不在於學生。相反的，在此情況下，西方具龐大、悠遠、細緻之傳統、且不時有所自我批判與創新的優勢知識體系，對我們的學生（尤其，好學敏思的學生），自然有著無比的吸引力，他們因此選擇與西方學者的思想或研究議題對話，自然也就可以理解與預期了。
警語！警語！
de Beauvoir和Sartre成就的是相互多重伴侶的具體實踐， 可惜的是， 我們對於de Beauvoir和Sartre的瞭解， 多集中在兩位的「學術」作品， 對於兩位的「生活」作品， 反而認識有餘
歷史上完全不占有的愛情實例。 不過我好像有印象，波娃還是抱怨過沙特的多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