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瘴氣

這裡先提出來二個有關研究倫理的難題。（1）Humphreys後來出櫃了，也結束了婚姻。而且很有可能他在公廁擔任把風者角色，只是一種表面的說詞（在那個恐同的60年代），他很有可能也參與了公廁中的公共性行為。如此一來，他其實是在研究自己（我群）。他的研究方法當然還是有爭議，可是對於他的研究倫理的批評，會不會因此而有所改變修正呢？ （2）加拿大政府曾經使用監視器、波士頓大學警察也入侵男廁，將其中發生性行為的男性抓起來。很多學者反對Humphreys的公廁研究，其中一個理由是怕傷害到研究對象，也就是在公廁中進行同性性行為的人。只是這些學者，在面對加拿大/波士頓大學警察入侵公廁的事件時，他們的態度又如何？可以同意警察的作為嗎？這是一個真正的試煉。

順便大大宣揚一下：靜宜生態所的另一位原住民學生Neqo(乜寇‧索克魯曼)，以新作《東谷飛沙傳奇》獲得吳濁流文學獎正獎，昨天舉行盛大的新書發表會。

大家都知道，Cronbach's alpha受到幾個因素的影響，其中之一就是問項間的相關係數（interitem correlation）高低。除了這個以外，當然也跟題目的多寡、以及樣本的大小有關。 但是interitem correlation要多高才叫夠呢？如果不回答這個問題，大概也很難決定為什麼alpha會很低吧。 剛剛查了一下文獻，Hulin et al. (2001）裡面有提供一些建議（p.57）： Robinson et al. (1991) advocated an alpha level of .80 or better and average interitem correlations of .30 or better as exemplary. Clark and Watson (1995) advocated average interitem correlations of .15 to .50 across constructs, and for narrowly defined constructs, they advocated a range of .40 to .50 for average interitem correlations. 所以啦，根據這些文獻的建議，大概就是.3或是更高一些，才是足夠的interitem correlation。變數的定義範圍如果窄一些，需要的interitem correlation也就比較高（很合理啊）。 不過必須提醒讀者的是，這些數值僅供參考。如果讀者參閱Schmitt (1996)的paper，不難會發現.3的interitem correlation在Schmitt的模擬中被視為是low interitem correlation... 參考文獻： Clark, Lee Anna, & Watson, David. (1995). Constructing validity: Basic issues in scale development .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7, 309–319. Hulin, C., Netemeyer, R., & Cudeck, R. (2001). Can a Reliability Coefficient Be Too High?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10, 55-58. Robinson, John P., Shaver, Phillip R., & Wrightsman, Lawrence S. (1991). Criteria for scale selection and evaluation. In John P. Robinson, Phillip R. Shaver, & Lawrence S. Wrightsman (Eds.), Measures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attitudes (pp. 1–15). San Diego, CA: Academic. Schmitt, N. (1996). Uses and Abuses of Coefficient Alpha.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8, 350-353.

迴歸方法，除了徑路分析（結構方程式）之外，是無法用來做因果關係的證明的，它只能用來代表相關性，或用一變項預測另一變項。所以結論說因為國族認同而造成經濟感受不佳，在學理上是不能這麼說的，只能說兩者有相關性，就像我們不能說因為賣冰的生意變好，所以溺水的人變多了。

本次座談是由剛從世新大學傳播所博士班畢業的林照真老師所發起的，在這其中，邀請了兩位學生分享他們的經驗與困擾，並且邀請兩位老師分享他們指導學生與研究者自處的經驗與想法。 2007年 中華傳播學會年會 5/6 第二日早上 10點半 專題座談：「教授沒有開的課」—誰來告訴研究生該如何做研究？ 子題一：學生研究常遇到的主要困難？如何尋找老師的協助？ 子題二：學生階段的研究該如何展開？從如何找到題目開始。 子題三：理論與研究方法如何構連？ 子題四：學生做研究的目的與常見的缺點？如何改進？ 與談人：王馨儀（世新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專班） 　　　　劉忠博（政大新聞研究所博士生） 　　　　陳炳宏（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 　　　　羅世宏（中正大學傳播系暨電訊傳播研究所副教授）

今天大家在路上看到一個菲律賓人，即使他是一個大學教授，我們很多人可能下意識的會覺得他就是菲傭。那個白人男性就在對我做同樣的事情，他看到一個亞洲人，他可能以為亞洲人都在幫人幫傭。我在那一瞬間突然明白了很多事情——菲律賓人在台灣和我在美國，其實有某種意義的關連。我們可能以為在台灣，我們相對於這些外勞是很優秀的，可是當我們到了一個比我們更富裕的國家的時候，我們可能同樣面臨一個遭受歧視的情形。在那一瞬間我突然發現這個研究對我而言

ZMET 的發明者 Jerry Zaltman 相信，有許多資訊是無法用語言明白表達出來的，所以以往使用焦點團體或問卷訪談等方法，祇能獲得很表面的訊息，而不能洞悉一個人真正內心深處的想法。因此他設計了 ZMET ，強調其對於語言的低依賴性，以及其所能探索的深度。

我真的很懷疑，有多少研究生真真正正知道，要怎樣做紮實的研究，才能寫出一本有用的論文？我大學時代從來沒有人告訴我要怎樣做一份報告，也是去圖書館搬幾本書回家這裡看一點那裡抄一點。一上了研究所就吃苦頭了，不過也才的確學會什麼叫做「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