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險制度就是從日爾曼的基爾特裡面興起的制度，幾個例子來說，我們一個商船隊，有一百艘船，根據過去的風險計算，每年平均起來，會沈掉一艘船，一個航商，沒有能力負擔沈船的損失，於是大家就算一算，沈一艘船會損失多少，除以一百，讓每一艘船交一筆錢出來，構成一個基金，到真的有船沈掉了，就用這筆基金去負擔損失。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保險，從一開始，並不是一門生意、在我們這個共同體裡面，有多少損失就交多少保費、這些保費都拿去理賠給發生事情的人，當然，它也就沒有賺頭，它是充滿了「集體」的特性的。
為了打破惡性循環，《Real Change》設法幫遊民找回尊嚴，讓他們從乞丐變成掛有識別證的《Real Change》零售商，雖然收入微薄，但他們不用再依賴憐憫，還能夠藉由街頭賣報來間接傳播知識，讓更多西雅圖人瞭解貧窮議題，這實在是一個具有高度創意、一石二鳥的作法。 他們以每份三十五分錢美金的成本買進週報，再以一美金賣給大眾，每賣出一份週報賺六十五分錢。獲利雖少，但對大部分跟本不可能找到工作的遊民而言，是如甘霖般的救命恩人。
台灣在追求經濟發展的同時，也要實現社會正義，新政府提出的勞動所得稅抵減(負所得稅)制度，就是一項有效解決貧富差距問題的政策。
迷惘、焦慮、惶惶不安把他變成『思想之巨人』、『行動上的矮子』 就在此時～哈王子耳中響起陣陣的怪聲， 那聲音由輕聲的耳語逐漸越來越響， 似是ㄧ種召喚， 哈王子甚至可以看到海市蜃樓般的一隻大手 頻頻地對他招手。 那聲音喊著：「眾人皆醉我獨醒！！」 發出聲響的「眾人皆醉我獨醒」那遠端的地平線似乎有「夥伴」～
他一回國面對的卻是一個「顛倒混亂」的社會， 這個雜亂世界與他昔日的美好的夢幻碰撞～！ 更把他人文主義式的理想剎那間擊得粉碎！！ 粉碎得體無完膚～
我一直認為，如果用上『隨便』『都行』『你決定就好』這幾個字眼，就是意味著『我無所謂，所以你要怎麼做都可以』，因此當我決定『放棄自己的意見後』，後果如何我都不會抱怨，因為這是我自己決定放棄的，我沒資格對結果發言。
「政府萬能」的思維老早就該拋棄，但由於社會大眾（甚至包括許多民進黨政治人物）因未能看清台灣經濟的來路，輕信了國民黨自封的經濟奇蹟創造者名號，所以對現狀、未來、政府角色有著不切實際的期待與想像。而今天常聽到的「（扁）政府無能」的口號口水源於誤（或不）讀歷史與誤判情勢，源於誤信國家主導式的資本主義依然是萬靈丹，而渾然不見在這波全球化浪潮下廣泛存在於世界各地的國家失能問題---這當然不是說，國家與政府能夠或必須自經濟領域退出。
香港每天有一百五十個大陸新移民，每年有五萬四千七百五十人，十年便有五十四萬七千五百人。他們是人，是香港的公民，也是香港的未來。 初稿完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二日 周保松，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博士，現任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助理教授，研究興趣為當代道德與政治哲學。
理解「他者」的文化作為善治的基礎：以愛滋病防治為例 當下愛滋病防治政策的制度性困境 《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防治條例》在2005年2月的修正後，愛滋病患者的治療費用由原本的健保給付，改為編例公務特別費用來支出。這項修正代表了在愛滋病防治的議題上，衛生部門將會更直接地受到立法院的監督。然而，一方面近幾年來台灣的愛滋病疫情有日益嚴重的趨勢。2003年監察院即因此行文疾管局調閱資料，並發表了《監察院92年愛滋調查報告》；2005年台灣的愛滋病新感染發生率還驟昇為萬分之2.99，已超過同年度泰國的萬分之2；另一方面，台灣的赤字日益膨脹，財政負擔沉重。但就愛滋病的醫療費來說，以2005年9月累計的感染總數9324人，每人年均醫療費用219,516元，預估費用至少為20億元，但2006年疾管局所編列的愛滋病檢驗與治療經費，卻只有12億元。這之間的差距隨著新感染率的增加，而赤字額度日益嚴重的情形下，恐怕將進一步擴張。因此，在可預見的未來，不僅愛滋病的防治將會由於經費擷据而品質下降，而且衛生部門也會面臨立法部門更嚴苛的質詢。 如何尋求一個更有效，同時也可以樽節支出的愛滋病防治政策，是本文最主要的課題。
重點在回應
如果有人問，總統大選，我應該怎麼選擇？ 我會建議他，先看清楚想明白，再用自己的意志來做決定。 先看看這個：『白色恐怖』。
始終相信，一個社會的進步，不是靠教育程度，而是基本的價值觀。只要我們的社會還存在膚淺、功利的價值觀，我就會一面被人過度尊稱為「陳教授」，一面被人以「那麼胖還敢來洗三溫暖！」嘲諷。 其實，教授也是人，胖子也是人，胖的教授也是人，都值得同等的尊重。這樣簡單的道理，難道真的需要宇宙觀才知道嗎？反之，如果這樣的基本尊重都做不到，就算全民都是研究所畢業，又如何呢？
在RF的書裡，他其實是以「統計數字」來證明「創意階級」在就業結構上的崛起、在產值上的成長、在所得上的增加，但這些資料都建立在國家統計數字上，可國家在統計時並沒有把創意階級當作一個部門在特別處理，所以RF的作法是進入細分項，把相關（還是他覺得相關？）的類目抓出來重組。但問題是，統計數字只能給一個表象的回顧，或者一個趨勢，更多的問題（例如：怎麼界定創意階級？生產者服務業包不包括在創意階級裡？又為什麼被包括進去？）與現象是隱藏在統計數字背後的。可這些，RF沒處理。
或者可如此認識: 涂爾幹的自殺圍繞在社會連帶的關係上，傳統對自殺的研究都不精準：包括與季節相關、地區相關等。他指出，自殺出現的原因可歸結四種，但是以以下三種為最主要： 1. 為己式自殺：自殺者與社會集體意識過於脫節，造成孤立而後厭世。諸如藝術家的自殺。 2. 為他式自殺：自殺者與集體意識充滿，忘卻自身生存之意志。諸如為國犧牲者、為理念犧牲者。 3. 失規範自殺：在過去慣於某種生活規範與習慣時，突然因喪失規範與認同下，造成認知錯亂造成的自殺狀況，諸如突然經濟恐慌的自殺者。 簡單說，自殺大程度都與集體意識有關，只是表達方式不同。
集體意識巨大的沉默也是一種殺人方式 獨立者必須擁有超強的意志才能對抗這股"排除異己"的機制 或者...成為歸順的羔羊
也許你已從許多媒體,部落格,及左派朋友那裡聽到許多關於"社會不平等"的抱怨, 以及他們急於要找出"解決之道"的憂心忡忡. 這裡有一個解決之道: 叫那些翻漢堡及工廠生產線員工在週末"犧牲"他們上保齡球館或看電視的時間,而到那些管理階層家中割草, 來解決"社會不平等"的問題. 這裡有一個解決之道:
羅塞表示：“我們的研究表明精神疾病患者傾向於更威嚴的領導人。如果你的世界非常混亂，那麼很自然你會願意別人告訴你，‘事情以後會變成怎樣’。”而通常人們認為，崇尚自由的選民通常希望有更好的知情權，並拒絕權威主義。
病態的依賴權威創造出病態的權威
兩極化，是台灣正在發生的一個過程。並不只是商周版的窮者越窮、富者益富，進而再一次歸咎於某黨執政；也不是藍者更藍、綠者更綠的政治版圖，而是發生在生活周圍的一些小事情，都在慢慢的轉向另一個極端。
這篇原文Love and Loneliness in Taiwan的作者David Signer是曾在台灣待過兩個星期的一位瑞士人，在歐洲所發表為荷文、德文的文章。David Signer，1964年生，是一位歐洲的人類學家，專研人類學與社會學。走訪過中東、非洲各國，對文化有深入的研究。其以歐洲人的文化背景與觀點來看台灣。
這篇文章像是白描山水，用冷冷的角度看台灣，有點距離但是又不會太遙遠。作者統整訊息的方式像是短篇電影，譯者也成功地掌握了文章的語氣。值得大家看看，一個外國人眼中的我們的島嶼與人民。
可悲的是，在中国，犬儒主义有时是我们唯一的选择。现在，我就面临这个选择：领导在来自“不是一般老百姓”方面来的压力之下，希望我闭嘴。
我沒有李銀河的堅韌，謹表示同情。
即使無名小站沒有違法（這點我相當懷疑），但是，難道當年身為無名小站指導老師，現在出來對媒體發表「無名小站並未使用學術網路營利，反而協助學校招生」的林一平教授，能夠教給這群經營團隊的只有「不違法」這三個字，道德呢？社會責任呢？無名小站為交通大學帶來的負面衝擊，難道也是其協助招生有功的表現嗎？無名小站利用納稅人金錢所建造的TAnet成長茁壯之後回饋交大，辦理獎學金，那麼誰又要回饋我們這些納稅人呢？
花大錢買無名小站，讓道德低落的主事者能贏得大筆金錢的雅虎奇摩，也該要負連帶責任。
沒啥可引
就是一個文化研究集會的各種論文。詳見內文。
這本書是他過去關於環境運動論文的集結，但是集結成書後，架構非常完整，包含從八零年代社會運動和反對運動的互動，九零年代民主化下的社運角色，乃至兩千年環保團體與新政府的互動。
偏偏這些中高白領階級的子弟，大部分學雜費是由政府編列預算補助的。而一大群上不了臺大的農工階級，則辛苦賺錢繳稅，以支出這一大筆教育補助款。套句臺大經濟系駱明慶教授的話：「今天我們可以站在這裡，其實占了很多人的便宜，不要因此以為自己很優秀。」
會把這兩個名詞兜在一起，可沒有刻意貶低哪個名詞，而是最近，這兩個名詞老讓我覺得很像。兩個同樣都是一窩蜂搶進下的產物，到頭來卻得必須自作自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