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考部隊的問題在哪裡？我想，要是有的話，恐怕要這麼描述：要抽象點，他們無視於社會經濟結構；要實際點，他們不去瞭解他們要「拯救」的人的生活世界。這是一場在想像中、網路上和考場裡完成的集體行動，如果要為這個行動取個類似「袈裟革命」或是「天鵝絨革命」的名字的話，這是一場「保麗龍革命」。
不管是皮鞋或是草鞋，只要真正引領公眾輿論的，就是社運的好鞋子。事實上，近年來社會公眾對於政治已經厭煩至極，社運內部的「內鬥內行、外鬥外行」現象，只會強化這樣的冷漠態度。在十年前，反核運動曾經召喚許多年輕人的熱情參與。但是，近來國際減碳的壓力下，環保人士又何曾提出新的反核論述，清楚說明核能不是阻止地球暖化的唯一選項？同樣地，四個月前，曾茂興辭世，苗栗客運罷工的靈魂人物張俊明也跟著往生。兩位傳奇工會幹部的逝世，並沒有在主流媒體激起太多的漣漪。
但我們還需要一位非國民黨籍，有普選正當性的「在野」總統，才能凝具足以制衡這個獨大執政集團的力道。我們不能冒國民黨乘勝再奪總統大位，導致公民社會士氣渙散，權力分配全面失衡的潛在威脅。將主權和民主兩項重大價值，僅僅託付於國民黨的善意，是十分不健康的狀況。 一位「在野」的總統，是現行體制可能造成的最大荒謬。他具有全民普選賦予的正當性，所以不是「虛位」總統，卻又無執政之實，終而只能「在野」。但一位受公民社會賦託的在野總統，在現行憲政秩序之下，並非一個空洞的符號，而是捍衛台灣價值的象徵，並據有代表公民社會，向執政集團宣達國政意見的中介位置。 面對二ＯＯ八年的政治情勢，為確保鞏固民主，推動進步的機會，我們亟需呼喚公民社會，特別是深具自主意識的社會運動者，和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謝長廷進行連結，全力投入總統選戰，才有機會合為一股積極主動的在野力量，以形成和新執政集團之間，某種健康的權力制衡關係。我國將因此確保民主轉型的果實，並為將來的體制改革創造機會。
我們應該堅持的是基本價值如自由、平等、正義等，然後在這些價值的實踐上去提出困難的問題，並拒絕簡單的答案。這是不論年輕或不年輕的行動主義者，面臨的課題。
2007年的春天，在兩黨熱鬧烘烘舉辦總統候選人黨內初選的同時，樂生療養院保存運動意外地引起了眾人注視。它不僅成為民進黨內初選辯論焦點之一，也出現了地方政府向老弱院民抗議的荒謬劇。4月15日「樂生大遊行」約五千人的規模，是近年來政治性活動之外所罕見，而參與廣度更是近年來社會運動僅見。這個運動最後逼使行政院出面協調，暫緩了北縣的拆除行動。這場核心僅是幾十位風燭殘年的院民與十幾位學生的運動，何以能展現如此巨大的動能？本文擬就兩個方面來討論：第一，樂生療養院本身的多重意義，提供了原本許多不同軌道上的社群彼此聚合、以及集體參與的可能；第二，樂生院保存運動的特殊組織型態，讓各種不同的社群可以發展出各自的運動節奏與旋律，豐富了樂生院保存運動的面貌，而這個發展正是台灣這幾年社會運動環境的一種反映。
媒體當然有其選擇新聞的自由與權利，但如何選擇與呈現卻往往顯露出對該議題的態度與價值。主流媒體對社會運動的報導，很少清楚地呈現社會倡議者的主張，即使是衝突，也不是突顯不同意見的爭點與論辯，而是肢體與語言的對立。這種報導方式意味著媒體輕忽了社會運動的社會意義，忽略了社會運動其實可能是社會反省的開始，是社會進步的動力，即使，社運的主張未必有理或真能實現，但媒體的報導至少能開啟公共討論的視窗。 然而，現今主流媒體對社運的認知與態度，無疑是社會進步的重大危機，當媒體對社會運動陌生、忽視，將難以促成民主的對話與討論，諸多社會發展的創意與反思都可能淹沒在八掛、衝突與口水之中。如此看來，傳播教師將教室搬到街頭，讓學生體驗、感受與了解社會運動的種種面向與主張，恐怕是社會改革與媒體改革的必要教程。
雖然笑稱自己是一個極其無聊，生命就是從學校到學校到學校的學者，她還是總是努力地在教室外或是農村或是亞洲不同社運場景，和學生、農民抽著菸討論革命與反叛實踐的可能，對於馬科斯，她認為他的意義在於在冷戰結束五年內就打破統治者大快樂，開啟反全球化運動，當年馬克思命名無產階級，動員一整個歷史主體，而目前面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運動還需要更新與有效的主體，呼喚新的行動者與思想家，就像馬科斯說的，上帝離我們太遠，美國離我們太近，但是歷史還沒結束，我們還沒死光，反抗將會永遠的存在。
北京的山東大娘：戴錦華教授，訪問裡從張藝謀談到賈樟柯，再論「中國」在全球傳媒裡的描述與再現、中國的三農問題，也比較了北京、香港、台灣三地大學生的行動主義，以及台灣社運的多元面向。
我看Cehepar寫的三篇文章(《關於樂生》、《集中營遊記︰後記，以及對於樂生保存運動的小小反對與反思》、《關於批判樂生保存運動的回應的回應》)，出現在我腦海裡的正是這個問題︰未加批判地把當權者的「論述」拿來就用，卻對樂青的「論述」不太熟析，甚至是誤解，以至於對「論述」的討論充斥著當權者的回音，也跟當權者一樣，在很多議題上選擇性「沉默」與「遺忘」。
被視為禁忌、牽動台灣敏感神經的「二二八」，如此被攤開在公共領域裡進行對話。而這一段巡迴的旅程上，我自己也在學習「傾聽」與再次認識「二二八」，雖然，「二二八」早化為我生命中的「認識台灣」之鑰，但傾聽每個人的二二八故事，卻讓我明白，自以為很熟悉的「二二八」，還有很多不了解，關於家屬六十年來的遭遇、家屬想瞭解「死去的親人當年到底為何被殺」的心情、二二八受難者不僅是受難的客體也是積極行動的主體、創造力豐富的台灣文化發生了怎樣的斷裂……站在理解過去的立場，因「二二八的悲情」而流的眼淚，讓心在同理中越漸柔軟，而我也在「傾聽」中，學習耐心聆聽對方講述與我類似的心情，以及全然不同的歷史記憶，瞭解每個人對「二二八」的不同看法。也許，這份懷抱耐心、走進對方內心的「傾聽」，比在意「是不是誇大了二二八死傷人數」、追求客觀的「二二八史實」，會對因島殤未解而對立的我們更有意義。
今天被一個學弟諷刺的問我，「我什麼時候也開始要跟人家去遊行了」，我剛好一直想到貝嶺訪問桑塔格的時候，布希亞曾經諷刺桑塔格去塞拉耶佛待了幾年的舉措是知識份子拿良心曬太陽，但桑塔格很犀利的回應布希亞自傲的態度。相對的在樂生上面，沒有辦法也沒有勇氣或傻氣或傲氣等等的在第一線工作的我只好找一個最省事的方式去走一走
地方與中央表面上互踢皮球卸責，正一步步聯手毀掉極為珍貴的歷史資產，政治人物一而再的口惠不實已引起學術界的憤怒，不到兩天時間，包括建築、公衛、社會、傳播、歷史、文化、政治、法律、藝術、醫療、理工、區域發展等，將近兩百位不同領域的學術工作者，集資刊登廣告譴責政客的怠惰與背信，並表達停止拆遷樂生院的要求，這不僅是近年來學術界在社會議題上的最快集結，也是最大的集結。
週二(10日)學界廣告，聽說週三(11日)有文化界的廣告。 集氣發動！
其實，「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正是極少數我國已經正是簽署並經立法院審議批准的「條約」。它不但有拘束力，而且效力至少相當於法律位階。有人還以為國際公約或是憲法上的人權規定，都必須等待其他「法律」具體落實後才能執行。這是對人權法的一大誤解：人權公約（或憲法、其他民權法）中的權利，在「積極請求給付」時或許還需要立法落實；但在「防禦國家侵害」部分當然是直接、自動執行，並不需要「等」其他法規。這也是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報告的基本意旨。 台北縣政府的拆遷命令，是一個直接限制樂生院民權利的行政處分。它不只是「拆」（物），而且包含了「遷」（人）。它的時效非常急迫，幾乎無法容許任何公共思辯、相互理解對話之空間。而拆遷行動將破壞院民極度依存的環境，可能立即造成健康權與適當居住權不可回復之危害。樂生院民百分之百擁有公法上的權利，提起爭訟請求撤銷這個拆遷處分；而法院或訴願受理機關更應在此危急之秋命台北縣政府刀下留人，暫停執行。唯有先停止這個「拆遷命令」，我們才有時間好好地來檢視樂生院民的需求、古蹟的價值，以及工程技術的關係。
廖元豪老師從「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來申論樂生人權的法律面解決。
我們認為，捷運局實應對新莊線工程的延宕，負起相關責任。捷運局也應對長期以來所有類似案例中，因著此種壟斷資訊的官僚蠻橫態度，讓台灣社會所付出的種種文化、環境、社會、金錢的高額成本負責與道歉。對此，我們擬將發動相關專業界連署，抗議長期以來捷運局以專業技術之名，壟斷資訊、欺瞞公眾以圖一己工程之便。
所謂「樂生派」的組成如此複雜，所以任何對「樂生派」的質疑都很容易用「並不是所有人都這樣想」這句話來迴避掉，然而如果你贊成樂生保留，我認為有三件事需要搞清楚，第一，你的首要抗議對象到底是誰？是民進黨主政的行政院，還是台北捷運的決策與執行單位台北縣市政府？如果連這麼簡單的問題都搞錯，不要說說服別人，我想連動機都會被質疑。
樂生保留自救會 今天拜會民進黨主席游錫堃，盼游錫堃協助將樂生療養 院指定為古蹟，避免遭拆除。游錫堃除公開連署支持自 救會訴求，也表示，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地方若不指 定為古蹟，中央有權來做，他承諾將全力以赴，積極和 行政院協調。
然而，或有人說，即便如此，樂生住民、馬告原住民的生活結構跟我又有什麼關係？這個問題似乎有兩個層次，第一個是，如果把樂生馬告視作兩個單一事件，我們所持的「立場」態度為何？第二個是，將這兩者（少數住民說不）當成一個問題來思考，它們在我們所處的當代社會，又揭示出怎樣的隱微「意義」？就前者而言，我們可能因為各種身份不同、利益考量，而分屬不同的位置，有不想搬遷的住民、有期盼正義的支持者、也有被搞得很煩的新莊市民，而更多數的人，是完全置身事外、無所謂的。但就第二個層次而言，單一事件所指向的，卻很可能是整體文化社會的系統問題，我們就置身其中，有一天也許將莫名其妙地變成被害人或加害人。從這角度來說，日本的南京大屠殺、納粹屠殺猶太人，當然也可以將之視作單一事件，在立場上表達出不齒，在想像上慶幸自己不是其中的主角，然而，除了天真地控訴殺人者殘暴無良之外，我們不得不懷疑，前人所留下的巨大文化歷史知識制度遺產，裡頭是否正銘刻著殘暴及恐怖的環節，而在某些適宜條件下，我們不見得能覺察，卻自然地成為被害人、加害人或共謀，而旁觀的所有其他人依舊無所謂。換言之，所謂的「少數住民說不」絕非只是涉及個人的問題（不同立場、溝通不良），當我們利用暴力說服／強迫少數住民就範，系統性的問題並不會因此而消失，它只是隱沒進入背景裡頭，當條件符合便再次現身。
在此發起這個募款活動，透過募款我們要讓樂生的聲音藉由廣告在主流媒體上面呈現，讓更多的人知道公開討論90%方案的主張，以及讓媒體認知部落客的社會力量。
原是一個無名的空間，先是被日治帝國主義淨化國土的規訓力量畫出界線，成為一個化外的「非地方」，卻也在隔絕與壓迫中開始敘說屬於當地的故事，逐漸長成了一個有能力呈現差異並建構認同的「地方」。這樣一個地方，卻在七十年後，為了現代化的捷運工程，頓時被要求清空意義，抹去舊名，倒出早已生根的血肉，從一個承載故事與認同的「地方」再度成為抽象「空間」。
令人心酸的是，粗暴驅趕中，樂生老阿公的義肢硬生生被當場拉斷。
這是一場藍綠合作、左右對立的衝突。
在這麼多的研究資料中，本研究的結果在社運參與者方面的個體研究，較能獲致結論，明顯可見的是，網路對於以身體特徵為主要區隔的弱勢族群(如同志、殘障者)，其線上運動力的發揮較能獲得虛擬權力的挹注，但社經地位低、知識水準較差者，近用網路的可能性就大減，而社運團體若不能凝聚線上社運對象的社群意識，社運議題在網路上可能被注意到的機會，就只有隨著大眾媒體或輿論對其關照的強弱而增減，綜觀國內社運上網的未來，其實還有很大的發揮空間。
不過，不知何時，陳先生的文章我有讀不下去的感覺，尤其關於中國大陸，他的討論好像只在自己的馬克思主義（不是馬克思啊！）修辭中走來走去，卻不去觀看及分析今天中國大陸的「生產的社會關係」（讓我也用一點這種語言），誰是統治階級，誰是被統治，誰的剩餘價值被榨取，化成誰的利潤，鞏固誰的統治，然後，誰害怕革命，誰阻礙革命（哪怕是資產階級革命還是社會主義革命）？
我的感想和這位仁兄實在很像
我想，公平當然是件好事，但愈公平真的最好嗎？「公平」為何非得Web 2.0的精神之一？一場社會運動和一股商業潮流之不同處在於，社會運動是在發生前就擬定目標並設定結果，而商業潮流要等到一切都發生結束並塵埃落定後回顧才知道結果，「Web 2.0到底是一場社會運動，還是一股商業潮流？」
不過，從Fligstien的的角度來看，web 2.0的口號的確是一種社會運動般的控制概念爭奪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