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談社會保障制度，英國可算是不錯個案，說其不錯是因為英國既有悠久的社會保障歷史 (如1601年便推出 “濟貧法” ) ，兼且其中涉及的政治及意識形態討論實在廣闊，左、中、右俱全。
Unger 的「向西歐學習」之路，實際上是觸及經濟民主化討論的結構改變的，也就是既有制度模型的創新與實驗，舉凡他所主張的降低過重的所得稅，鼓勵正式經濟部門的僱佣，以社會政策人性化既存制度，以創造「可持續的機會擴張」，多少都在接受市場經濟的前提之下，漸進式地改變過度傾向大企業的經濟結構，雖然 Unger 的主張過度簡化了西歐經濟形態的異質性，但大體說來可以定義為「第三條路」的巴西版。
本文旨在評論The Third Way: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由鄭武國先生中譯，聯經出版的《第三條路：社會民主的更新》。這部嚴肅的政治思著作的中譯本，在台灣受歡迎的程度，並不亞於原著[3]，1999年4月初版，到2000年6月就第三刷了。也許是政治名星背書，同時亦可能是此書不愧是大師作品，內容不同凡響，故大眾趨之若鶩。然而，中譯本有不少地方有待商榷[4]，譯本既然廣為流傳，故站在學術立場上，亦值得我們為文評論之。
「第三條道路」既不是什麼新思想，也不是從托尼．布萊爾開始。早在1930年代，有人就提出了這個概念。第三條道路的理論出現於國際社會主義發展史上，其主旨是要吸取布爾什維克理念和社會主義思想，並把兩者的優點結合為一種現實可行的體制，以實現社會主義的遠大目標﹔但在它早期（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出現時，並沒有賦予它一個明晰而嚴格的定義。 二戰後，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國家宣稱自己的體制是「第三條道路」，即一種介乎於自由資本主義和原教旨共產主義之間，但比兩者任一要好的發展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