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有笑有推。
因此，我認為，政府應該拋棄固有的道德思想，取消指定博愛座，並繼續宣導讓座的美德，讓每個位子都可以是博愛座。記得Steven Levitt在<>一書中提到誘因可分為三類：monetary incentive、moral incentive和social incentive（請參考Dubner Levitt 2005）。根據這個理論，倘若不指定博愛座，每個座位上的乘客都會多一層道德誘因（moral incentive），說不定有更多坐在非博愛座位子上的人願意起來讓座。取消博愛座，反而能使更多需要位子的人受惠。
至於擴大內需與全民退稅何者較能增加消費、創造就業，則需視如何用、由誰用而定。學理上的簡化分析，往往假定政府能夠有效率用錢，且認為政府支出效果直接；民間則因消費傾向低於一，以致刺激景氣效果打折。然而衡諸現實，擴大內需屢受質疑效果不彰，政府未能將錢用在刀口上，還不如還財於民；尤其協助中低所得者及弱勢團體脫離生活困境，依其偏好用錢增其福祉，不但合乎社會正義，且因消費傾向接近100%，採購又多屬勞力密集之國產民生用品，更能產生刺激景氣、增進就業功能。
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後﹐現在有更多的國家走上了減稅和克制政府干預的道路。那麼他們在這條道路上進展怎樣﹐又成效如何﹖ 我今年在倫敦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Policy Studies)發表了一篇題為《Big, Not Better﹖》的研究報告﹐回顧分析了20個國家和地區政府在過去20年的表現。
那個經濟學家叫麥爾森(Roger Myerson)。演講標題：社會制度的基本理論。這位先生今年還不到六十，去年瑞典人頒給他一個獎，表彰他在「機制設計理論」上的貢獻。
現代的經濟粗糙的可分成計劃經濟與自由經濟兩大學派。計畫經濟強調政府的角色，贊成政府以大量對公共建設的投資，來帶動經濟的繁榮，其代言人是赫赫有名的凱恩斯。以亞當史密斯為開山祖的自由經濟學派則認為政府的干預應降到最低，讓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來自然繁榮經濟活動。 在我年輕的時候，我以為自由經濟的放任是不可思議的事。如果我們沒有大有為的政府來保護，那麼奸商豈不是能橫行無阻的欺騙人民？財團豈不是能為所欲為的壟斷市場，大家會因此過著民不聊生的日子。於是乎，當社會出現經濟問題時，我就和大多數人一樣，覺得政府應該出面處理。面對不合理的物價，政府應該以公權力管制。對於本國的幼稚產業，政府應該用關稅政策加以保護，免於被外國財團欺凌。政府也應該訂定最低工資，保護弱勢族群免於被商人剝削。政府還應該創辦學校，確保教育的品質與學費。政府也應鉅細靡遺的建立各種環保法令及規章，確保我們生活的環境品質。我還相信政府應該推行各項福利政策，讓失業者有補助金，看病也不用錢。 透過「選擇的自由」的啟發，以及歷史和生活中的許多對照，我發現我上述的想法都錯的離譜。其中，最令我膽顫心驚的是，我自認為立意良善的觀念，事實上不但無益於弱勢族群，反而是大大幫助了利益團體來掠奪我們生活的資源，讓我們向下沉淪。
中山大學機電工程系嚴成文教授對"選擇的自由"導讀及心得
克魯曼渴望回歸到50年代艾森豪威爾時期的那種秩序，當時民主黨與共和黨以一種“超越黨派”的友善態度進行合作。他甚至還攻擊了拉爾夫‧內德（Ralph Nader），因為他（內德）嘲弄說兩個主要政黨的政客都是‘共和民主派成員’。而大多數“美國人則認為這兩個政黨事實上有很大的不同”。這是徹頭徹尾的錯誤認識。 的確，由於對布希總統強烈的反感，在美國也和世界其它地方一樣存在著被稱為反對派的政治勢力。他（布希）比1945年以來的任何總統都更加公開的為富人和美帝國主義日益貪得無厭的胃口作代言人，正如我們在伊拉克所見證的那樣。 但是在即將到來的大選中，關於共和黨可能被打敗的觀點仍然值得我們懷疑，因為這個觀點它本身是來自於民主黨的灼人的批評。他們（民主黨）並沒有在國內或國際前沿事務上提出一個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有挑戰性的意見。盡管如此，特別是由於布希的失敗和美國資本主義制度的持續惡化情況，他們更傾向於讓不管是歐巴馬還是希拉蕊來贏得總統選舉。 因此，盡管克魯曼的書為美國的歷史和當代的分析填充了大量有用的細節材料，但是仍然沒有為美國工人在這個歷史性的轉折點時刻給出永恒的答案。創建一個代表工人階級的擁有激進政策的獨立的群眾性政黨，才是既能反映正在發生著的階級分化，又能為美國工人運動開闢一個新紀元的唯一正確道路。
這是一個眾聲喧嘩、百花齊放的時代，胸懷使命感的人們都勇於指出各種問題，並要求政府解決問題。「搶救國文」、「縮短英文的城鄉差距」、「拯救農業」、「改革健保」、「重建教育」、「避免亡國滅種的災難」等訴求，說者即使沒有言明，但其實都是一個個的政策建議。只是，不論怎麼初步的構想，如果我們要嚴肅看待這些政策建議，都應該經過以下幾個思考步驟。
對Amartya Sen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考慮以下幾本書：《經濟發展與自由》、《倫理與經濟》。 至於 Martha Nussbuam目前有出版的中文書只有《逃避人性》和《善的脆弱性》（簡體），不過，真正談「能力進路」的則是 Women and Human Development: The Capabilities Approach.
The US sub-prime mortgage crisis has lead to plunging property prices, a slowdown in the US economy, and billions in losses by banks. It stems from a fundamental change in the way mortgages are funded.
次級房貸的架構圖，以及之所以會衍生出那麼多問題的報導
在全世界都競相進入全球化潮流的趨勢中，法國可說是唯一旗幟鮮明反全球化的國家，不僅對經濟的歐盟說不，對抗資方的罷工運動也屢見不鮮，因此，當法國中小企業雇主協會直指高中經濟學的教學充滿馬克斯主義意識形態，敵視企業主之後，一場有關教科書內容的辯論，就如火如荼的展開。
法國的教育，果真有他的特色啊！
貨幣政策對經濟的影響存在長期多變的滯後效應。我們只知道這麼多。滯後時間的長短，取決於美國經濟的狀況。 2001年，在積極降息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助推下，美國擺脫了一次異常短暫的經濟衰退。但在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以及本世紀初的德國，低利率對實體經濟發揮作用則花了很長時間。 原因之一在於，金融領域本身的危機加重了經濟衰退。我擔心，2008年美國的經濟衰退，在本質上將與日本和德國的經濟衰退相類似——盡管持續時間和影響程度不一定相似——而非與2001年的美國經濟衰退相似。
論前，先談談所謂「瑞士成長矛盾」：自一九八0年迄網際網路剛興起不久的一九九六年，瑞士平均每年實質GDP成長率僅及1.3%，在經合組織(OECD)會員國中，幾乎墊底，但何以瑞士每人實質所得總是名列全球頂尖富國之列？原來在該十六年的同一期間內，瑞士「貿易條件」大幅改善34%，以致實質GDP成長雖緩，卻無礙實質所得不斷提昇。 國際上都利用「出口單價指數」除以「進口單價指數」來計算貿易條件指數，台、韓亦然。一九九五年，南韓貿易條件指數升抵138.5高峰，惟從此滑落至二00六年的73.2，跌幅竟深達47%！但同一期間，台灣指數仍溫和成長7%。在民進黨執政僅僅七年期間內﹝二000~二00六﹞，南韓貿易條件也仍大幅惡化36%，而台灣則略改善0.8%。
男女雙方社經地位趨於均等的事實，女性嫁給男性的機會成本已經變高很多，因為女性賺得不見得比你少。婚姻對他們來說常常必須要以犧牲部份工作成就來換取，這個成本以前是很低的，但現在卻變得很高。男人如果還用以前的飯票觀念來估計女性的婚嫁成本，錯估的機會會很大，也就是女性在這幾年社經地位快速的提升，男人卻沒有因此有相對的覺悟，這必然會導致台灣女人對於台灣男人的怨懟與日俱增。
當我們看到集體的不理性結果時，解決之道可能不是去譴責個人的「不理性」，而是要找出：到底制度中出現了什麼錯誤的誘因，讓個人的理性選擇如此不如人意？
奧國學派由孟格爾 (Carl Menger) 奠基，並得到龐巴維克 (Eugen von Böhm-Bawerk) 和維塞爾 (Friedrich von Wieser) 的支持而成形。第三代的代表人物是米塞斯 (Ludwig von Mises) ，第四代則是海耶克 (Friedrich A. Hayek) 。奧國學派的方法論基礎在孟格爾所著的《國民經濟學原理》，而米塞斯所著的《經濟學的最後基礎》則可視為近代奧國學派方法論之大成。
Levitt就是對這些太好奇了，於是等於是開創了屬於他個人風格的經濟學研究，並以此出名。CIA要他幫忙研究恐怖份子的行動軌跡、政治幕僚團體請他去為他們做分析...。不過我在書中看到的，更是在這樣的分析下的當代社會的心理。所以也很像一門另類大眾心理學。就像封面上寫著：「一顆蘋果，用經濟學的剖刀切開，裡頭竟然是橘子。」比如他對房屋仲介的研究：寫著「屋況良好」這樣的形容詞的房屋銷售廣告其實是在暗示這棟房子可能已經很舊，乏善可陳。所以轉為經濟心理便是一種婉轉的鼓勵買家殺價。為什麼一個房屋仲介員能夠技巧地運用不同詞彙和談判方式來行銷，而一般群眾就是難以分辨？這個部份最後談及「資訊不對稱性」的內在因素。
Pinochet is dead, but not dead enough. To see him as simply another vile bastard dictator who has snuffed it is to miss the point. He was crucial, inasmuch as he provided the opportunity for advanced capitalist states to test in the periphery a doctrine that lurked in the margins of political discourse back home. Long before the Arab-Israel war in 1973 and the OPEC crisis, capitalism was showing a serious crisis of profitability. As a result of diminishing returns on investment, the stock markets were slowing down, corporations offered low dividend payouts, interest rates were not much better than inflation - the wealth of the super-rich was being eroded, and a political response was called for.
皮諾契不只是一個獨裁者，他對推動新自由經濟學也提供助力，本文說明了Volker, 柴契爾夫人這些主導廿世紀末政治經濟史的要角如和與皮氏同在
I will discuss instead several ideas in his remarkable book, Capitalism and Freedom, published in 1962, that contains almost all his well-known proposals on how to improve public policy in different fields. These proposals on based on just two fundamental principles. The first is that in the vast majority of situations, individuals know their own interests and what is good for them much better than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intellectuals do. The second is that competition among providers of goods and services, including among producers of ideas and seekers of political office, i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serve the interests of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especially of the poorer members of society.
Becker作為Miltie的學生，討論了經典作品Capitalism and Freedom的重要章節，以及呈現這本書對於廿世紀後半葉經濟現象的解釋力：教育券、浮動匯率、同一稅率。台灣在這裡也和智利、南韓一起被提到，證明缺乏政治自由也可以有經濟自由（後來的研究顯示這個說法缺乏事實根據）
One was his essay on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in which he argued that the way to test a theory was not by assessing the realism of its assumptions, but by assessing the accuracy of its predictions.
Ponser批評Miltie在方法論上極端地經驗主義–不檢視假設是否夠realism，只管預測準不準。作者批評了Miltie主要的政策立場、對市場的過度信仰、誇大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的關聯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