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瘴氣

在現世之下，西藏問題不但難解，簡直近乎無解。民族仇恨的種子深埋，總有一天會結出惡果。百年之後，到底是有信仰的藏人，還是講究現實的漢人能得到救贖，就耐人深思了！

台灣的媒體當然可以有自己的觀點，不必亦步亦趨的跟隨西方。但在西藏問題上，可以如此追隨中國觀點，實在是令我覺得不可思議。 　　這位聯合報拉薩特派記者汪莉娟女士，在這樣嚴重的事件中，怎麼會挑這樣的新聞來報？而聯合報的編輯又怎麼會讓這樣的報導上他的版面。

撰文╱周成功，陽明大學遺傳研究所所長 我們先來看看下面的場景：在舞台上，達賴喇嘛和一群佛教界的人士，面對一群西裝革履的貴客，台下是上千名引領而望的觀眾。這可不是什麼灌頂祈福的法會，也不是什麼「高僧」與「大師」正在進行科學與人文的對話。這是兩個月前，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舉行的一場「探索心智」的研討會。參與討論的，除了達賴喇嘛和佛教界人士外，其他全是神經科學和心理學家。 這場盛會的緣起，必須提到現在是尼泊爾雪謙寺的僧侶—李卡爾（Matthieu Ricard）博士。僧侶和博士有什麼關係？李卡爾出家前是個不折不扣的生命科學家。1960年代他在世界著名的法國巴斯德研究所，追隨分子生物學大師、 1965年諾貝爾獎得主傑哥布（Francois Jacob）得到博士學位。隨後在一個特殊的機緣下接觸到佛法，經歷一番掙扎，終於決定出家。李卡爾的父親是位知名的哲學家，他們父子間有一段非常有趣的對話，出版在《僧侶與哲學家》一書中，最近李卡爾與一位天文物理學家也出了另一本書《僧侶與科學家—宇宙與人生的對談》。 李卡爾對佛教修行所產生的一些生理與心理的變化，一直不減他「科學家」的好奇，總想找出一些現代神經科學或心理學的基礎。他和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的戴維森（Richard Davidson）合作，探討佛教冥想的訓練對心智的影響，是否能用最先進的儀器像是「核磁共振」來檢驗，進而希望讓我們對腦的功能有進一步的認識。過去，他們於達賴喇嘛在印度達蘭薩拉的總部，每年都有一次非公開的研討會，讓僧侶與科學家對話。2003年這個研討會由麻省理工學院麥高文研究所共同贊助，第一次對外界公開。這次公開的活動，顯示了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與對話，佛教界與神經科學家間，似乎已經找出了一個可以共同探索的課題。 許多佛教修練經驗的宣示，經常與正統神經科學的看法有異。譬如說：受過訓練的瞑想者常說，他們可以長時間（以小時計算）集中注意力在一件事物上，或是說他們可以在彈指間，來回轉移注意的目標達17次之多。西方科學家過去相信，人的注意力不可能如此長時間集中，或變化得如此迅速。由於偵測腦部活動的現代儀器近年來有長足進步，科學家相信利用這些儀器，我們應該有機會客觀地驗證佛教修練對人類心智的影響。 說到這裡，我們不是該想想為什麼類似的對話，沒有如此正式地在台灣發生？台灣其實也有不少像李卡爾這樣背景的佛教徒。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梁乃崇就是棄物理而就佛學，創立圓覺宗。他的信眾中像東吳大學物理系的陳國鎮教授、榮民總醫院郭正典教授，都曾積極地利用科學方法探討佛學中一些對人身修練的反應。像郭正典就非常清楚地證明，佛家所說的「獅子臥」對心臟功能產生的負面影響最小，是最健康的仰臥姿勢，這個結果刊登在國際知名的《美國心臟病學期刊》（1998）上，表示西方正統學術界並不會排斥這樣嚴謹的研究。 對佛道修練這樣一個我們如此熟悉的文化傳統，去從事有系統的探討，很明顯地在台灣學術的主流價值中並沒有受到關注。他們的成果也許現在不能登上《科學》或《自然》，但誰又敢說未來不會在生命科學中開啟一個全新的領域呢？當然也許必須聽到「哈佛」或是「麻省理工學院」的召喚，我們才會有驚醒的一天！

放在YouTube網站題為Forbidden Students的影片，片中，三位西藏難民女學生手持大字報，表明她們想回台灣的大學（銘傳大學、台灣大學、文化大學）修習僅剩一年的學分，以獲取重要的文憑。無奈台灣外交部不肯發給簽證、當初給予她們來台就讀大學機會的蒙藏委員會也無法幫忙，時間逐漸迫近開學日，台灣的外交大門仍然對著她們緊閉。

對我來說，孔在一開始設定的理論框架，以及之後的事件分析，都讓我們看到兩組行動者（中央 vs. 地方；中共 vs. 西藏共產黨/西藏流亡政府、中共 vs. 港英政府/香港居民）之間在「國家治理方式」與「民族主義論述策略」上的選擇、鬥爭，與暫時性的確定，因此，那兩組軸線所構成的不應該是「程度」上的差異（孔的結論作了一個西藏與香港中國民族主義的軌跡線，怪），而是「類型」的轉變；而這類型是由兩組行動者的互動所暫時性確立的

中共當時有兩個策略，一個是向達賴作承諾，不會改變神權國家，農奴制，另一是漸近式的俗世改革，比如建學校，普及教育。這兩手策略一方面承諾原有制度不變，一方面接受激進分子漸進改革，此一方案使得宗教實權領袖與改革分子都可以接受，神權分子認為此制度是回歸清代關係，改革分子認為可以現代化，因此一九五一年，達賴與中共簽了《十七條》協議，保持西藏高度自治，一國兩制的安排，因此，一國兩制可說在一九五○年代鄧小平就提出了。可是一國兩制很失敗，才八年就開始流血失敗，所以這個失敗的經驗，鄧小平就沒有再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