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金容沃本書最特別的觀點，就是認為韓國統一與台灣獨立這二件事，雖然外形有別，但在本質上卻是一樣的。他也明確質疑「去中國化」對「台灣主體性」的幫助。 然而因為金容沃支持台獨立場，以致本書中有許多出自台獨基本教義派的評介文章，他們推崇金容沃之餘，在觀念上確可能與金容沃完全背道而馳（雖然並不是每一篇都如此），這種衝突性的不協調感，是本書的特色之一，但也是閱讀本書的導論時，須加特別注意的事。
我覺得，台灣應該從一切『De -Regulate(去除管制)』的市場邏輯，走向『Re-Regulate(再管制)』，重拾政府的效能。只想到「開放」，只談到「開放」，與只想到古典的政府管制型態，一樣是落後於現實趨勢，落後於國際局勢變化的思維。
這是一個眾聲喧嘩、百花齊放的時代，胸懷使命感的人們都勇於指出各種問題，並要求政府解決問題。「搶救國文」、「縮短英文的城鄉差距」、「拯救農業」、「改革健保」、「重建教育」、「避免亡國滅種的災難」等訴求，說者即使沒有言明，但其實都是一個個的政策建議。只是，不論怎麼初步的構想，如果我們要嚴肅看待這些政策建議，都應該經過以下幾個思考步驟。
鑲嵌，指的是經濟其實是一種制度化的過程和與環境互動的結果，整個過程因不同經濟層次和不同社會條件，其經濟整合形式就不相同。博蘭尼認為，「人類經濟是鑲嵌在制度之中並受制度所影響，包括非經濟的制度是很重要的。」博蘭尼在其經典名著《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裡指出，十九世紀以前的經濟行為是鑲嵌在社會關係下，市場雖然存在，但並不存在自律性邏輯的市場經濟。他據此批判「唯經濟觀點的謬誤」，認為經濟動機是起源於社會生活之中。但十九世紀以後，社會反倒變成市場社會的附屬品，經濟脫離社會按照自己的邏輯來運作，甚至反過來要求社會臣屬在其邏輯思惟底下，造成經濟邏輯對社會邏輯的殖民，這是一種「去鑲嵌」（disembedded）的發展過程。 博蘭尼對自律市場及市場自由主義的強力批判，致使他的思想在「全球化」風潮下備受批判性知識菁英的青睞。對於島嶼「進步的本土力量」而言，博蘭尼理論更如暮鼓晨鐘。想想看，當「一切決於市場」、「商人無祖國」、「拚經濟，不要拚意識形態」的讕言彌漫全島時，有多少人會認真思索這種「去鑲嵌」是何等怠惰、誤人誤己！博蘭尼的思想極為博大精深，非謹上述「社會鑲嵌」而已，祇是光僅於此就夠我等活用了。 「進步的本土力量」必須本於「社會鑲嵌」思惟再出發，這才能由本土、經濟（唯物）角度落實中間偏左路線；它既可批判國民黨的「唯經濟發展論」、民進黨前此的棄置「國家」作為；也可以針對全球化、兩岸共同市場提出有效針砭。當然，具體方針和作為都得經過智識、實踐的辯證互動才能克奏全功。總之，當「霧月十八日」的寒冬驟至時，透過「進步的本土力量」之催生，似也暗喻春天的來臨！
台灣的媒體當然可以有自己的觀點，不必亦步亦趨的跟隨西方。但在西藏問題上，可以如此追隨中國觀點，實在是令我覺得不可思議。 這位聯合報拉薩特派記者汪莉娟女士，在這樣嚴重的事件中，怎麼會挑這樣的新聞來報？而聯合報的編輯又怎麼會讓這樣的報導上他的版面。
原來我們的質報那麼尊敬市場機制，那麼遵守亞當史密斯的信念，對於自由市場的捍衛，我想連我這一個自稱是自由意志主義者的人，都望塵莫及阿
作業要求我們要寫下我們自己的危險想法。我想到的一個例子，是「我們目前教育體制與系統在對學生的養成貢獻上非常少；以類似監獄的形式，主要是把學生關在教室裡，阻止他們接觸社會，讓他們學會管教與治理。」其實要想出危險想法還不太容易呢；因為這些想法必須要是嚴肅的科學問題，並且還要跟我們目前的道德相撞擊，連鎖的反應會影響到很多人；反而去批評壓制危險想法的權力當局，彷彿是一件比較容易的事情。我也很好奇出題目的 Erik 跟大家會想出什麼樣的危險想法。
除了興趣、熱情和焦慮外，其實我也在思考先前那個有關社會學與政治學對於理論的重大差異，這個問題在Michael Polanyi的《個人知識：邁向後批判哲學》這本書中，他用了subsidiary awareness的概念，去談人的知識論如何形成。其實政治學雖然學門本身對於理論的要求和社會學不同，但並不代表政治學者可以完全忽略本身知識論的型塑過程。例如我說我是個自由主義者的時候，其後必定要隱藏著我對於自由主義的認識，我是John Rawls的信徒，或者Robert Nozick的派系；我講民主的時候，背後隱藏的是審議民主或者多數民主的價值。這些不會在論文裡面直接顯現，但他們終究會是我知識論形成過程裡重要的一環。 也就是說，政治學的理論範疇雖然非常經驗層次，但卻很注重subsidiary awareness的培養。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從芝加哥大學畢業的Paul Wolfowitz，他有一位來自社會思想委員會的名師Alan Bloom。Wolfowitz在政治上因為新保守主義的立場而毀譽參半，但早年在芝加哥醉心研究西方政治思想經典的軼事，還是學界美談。不過他的畢業論文Water Desalination in the Middle East好像跟柏拉圖和孟德斯鳩沒什麼關係。 總而言之，我以往所受的訓練，是要人在知識論形成的過程裡，要有熱情、興致還有焦慮，伴隨著對歷史的謙卑，才能夠逐漸在不知不覺裡型塑出知識的雛型，進而不斷在吸收新知識中得到成長。其中容或與社會學學門訓練的模式稍有不同，但只是方法論上的微小差異，背後都隱含著對於一個年輕學者的知識論成長的期待。要當一個好的社會科學家，好像除了本土關懷、第二社會和實踐能力之外，必須對自己的知識論脈絡知之甚詳，才能夠勉強稱職。
怎麼用數學方式思考目前的公投制度？
「全省」這個詞很奇怪，它指涉的地理範圍看似很明確，卻又有點模糊。它之所以明確，是因為當我們聽到「全省」時，我們都很清楚被指涉的範圍是台灣島及其周邊島嶼；但這也是它所以模糊的地方，因為這個範圍內除了現在已經幾乎沒有功能的台灣省之外，還有兩個與它平行的行政區：台北市、高雄市，可是大部分人在使用「全省」一詞時，似乎都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
系所評鑑，走的雖然是美國的認可（accreditation）制度，但一到台灣，卻變成四不像的怪獸。 美國的評鑑，由各專業的學會負責，政府並不介入。專業學會都會在組織中成立認可委員會，接受專業系所的「主動」請求，進行定期的評估活動。最重要的，它是一種學校辦學品質的認定機制，最後的評鑑結果，會影響學會承認或不承認這個學校畢業文憑的效力；被認可學校的畢業生，可以從事「專業」的工作，而且工作有保障。未被認可的學校，它的畢業生縱然拿到文憑，但在工作的崗位，常常被視為非專業，只能做一些邊緣的輔助性工作。 這樣的評鑑，是學術界自行發展出的自我品質保證機制，透過內在的自省，專業學院可以不斷地改善自己，追求優越的教學品質。 但這樣的機制，到了台灣卻橘過江為枳；學術界的自律機制沒看到，政府斧鑿斑斑的痕跡卻到處可見。 首先，雖然設立了台灣高等教育評鑑中心，但教育部作為幕後指導者的角色，卻抹都抹不掉。最離譜的，還在於系所「自行申請」的認可制，變成「全面性」的系所評鑑制度；在台灣，無論任何系所，不可避免地變成這個機制的被動配合者。這與美國的自律機制，完全背道而馳。 更令人覺得不可思議的則是，評鑑的結果還涉及系所關不關門，及經費的撥款分配。美國的認可制，旨在提供教學改善的建議，讓系所成長。如果真的有問題，學校自然會自行調整系所。但台灣的評鑑機制，卻是生死攸關；沒過就是減招，結局則是滅系。這樣的結果，根本不允許學校進行系所重整的可能性。這樣的決策，十足坐實全台灣只有一個「教育部大學」的批評！
台灣由於統獨矛盾的嚴重困擾，民主政治中的左右分野尚未突顯。國民黨的親共反美將逐漸趨向左派，原來左傾的民進黨則肯定轉向右派。今後走向值得觀察。
但我們還需要一位非國民黨籍，有普選正當性的「在野」總統，才能凝具足以制衡這個獨大執政集團的力道。我們不能冒國民黨乘勝再奪總統大位，導致公民社會士氣渙散，權力分配全面失衡的潛在威脅。將主權和民主兩項重大價值，僅僅託付於國民黨的善意，是十分不健康的狀況。 一位「在野」的總統，是現行體制可能造成的最大荒謬。他具有全民普選賦予的正當性，所以不是「虛位」總統，卻又無執政之實，終而只能「在野」。但一位受公民社會賦託的在野總統，在現行憲政秩序之下，並非一個空洞的符號，而是捍衛台灣價值的象徵，並據有代表公民社會，向執政集團宣達國政意見的中介位置。 面對二ＯＯ八年的政治情勢，為確保鞏固民主，推動進步的機會，我們亟需呼喚公民社會，特別是深具自主意識的社會運動者，和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謝長廷進行連結，全力投入總統選戰，才有機會合為一股積極主動的在野力量，以形成和新執政集團之間，某種健康的權力制衡關係。我國將因此確保民主轉型的果實，並為將來的體制改革創造機會。
「政府萬能」的思維老早就該拋棄，但由於社會大眾（甚至包括許多民進黨政治人物）因未能看清台灣經濟的來路，輕信了國民黨自封的經濟奇蹟創造者名號，所以對現狀、未來、政府角色有著不切實際的期待與想像。而今天常聽到的「（扁）政府無能」的口號口水源於誤（或不）讀歷史與誤判情勢，源於誤信國家主導式的資本主義依然是萬靈丹，而渾然不見在這波全球化浪潮下廣泛存在於世界各地的國家失能問題---這當然不是說，國家與政府能夠或必須自經濟領域退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截至今年第三季，南韓的總外債已達2494億美元，這是歷史的新高紀錄，遠遠超過1997年9月金融危機時的1774億美元。數據已充分顯示，韓國距離第二次金融危機確實已經不遠了。
台灣前輩畫家廖繼春之子廖述宗在出國深造第二年，就因熱中參與海外台灣人活動成為「黑名單」人士，之後終生致力於台獨運動。他在分子生物領域花了近五十年時間研究男性荷爾蒙，又在癌症、老人痴呆、糖尿病、禿頭、氣喘等新藥研發有意外收穫。他傳奇的一生，代表了某個受壓抑的世代，在台灣政治黑暗時期避居海外盡情演出…… 和李遠哲有個畫家父親李澤藩一樣，中研院院士廖述宗也有一位畫家老爸廖繼春，加上兩人年歲相當，又都在化學領域發光發熱，常被拿來評比一番。不過，在美國留學時，廖述宗不僅積極活躍，而且以參與台獨、反國民黨著稱，「獨」幟鮮明，而對李遠哲「不參加台灣同鄉會」、「沒幫台灣講話」頗不以為然。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廖述宗還在華盛頓郵報上與一三七位教授聯名刊登抗議國民黨政府的廣告，當時，他是極少數敢用「真名」連署的人。 引但丁名言勸李遠哲挺扁 雖然他不怎麼認同李遠哲在海外「獨善其身」，在科學領域也和李遠哲有點「瑜亮情結」，但兩人還是遠遠地惺惺相惜。二○○○年挺扁的國政顧問團成立前，二百多位學者和大學校長簽名施壓，希望時任中研院院長的李遠哲保持中立、不介入政治時，一度讓李遠哲遲疑該不該那麼直接表態挺扁，急壞了獨派人士，於是到美國搬救兵，找上了廖述宗幫忙勸進。
所有的政策遊說、修法、立法絕對是漫長的過程，天天跟底層在一起看著他們被追債自責無助的熱血青年指責別人延宕，上層人不痛不癢的時候，可否請你看清現實，如果要培力、陪伴幾個生命，那用你們的方式大概沒問題。但如果你要走的是更徹底的可以改變法制或結構的路線，只罵別人不努力絕對是沒用的、要耐下心來想論述、想策略、去結盟壯大，才有可能變法成功，這不可能是我今天罵完幾個人、拿出十個悲慘至極的故事，明天法條就會通過，這是殘酷的現實、也是不得不面對的現實，也是我認為之所以必須收起情緒、務實的調整並容納各方意見的原因。 更務實且功利的說，也正如台下有人提問的，那些縮減性產業聯盟的重要人士沒來，接下來該怎麼辦？我想的是，還好沒來，要是來了是這種場面，絕對是雙方翻桌互罵，沒錯，大家都可以發洩自己九年來的累積、然後呢？？這樣可以達到要修法、要拯救底層人民的目的嗎？講得刻薄點，這些情緒回家自己做團體動力的時候拿出來鬧一鬧就罷了，真正要談事情的時候，雙方這樣互相刺激是沒有幫助的。
始終相信，一個社會的進步，不是靠教育程度，而是基本的價值觀。只要我們的社會還存在膚淺、功利的價值觀，我就會一面被人過度尊稱為「陳教授」，一面被人以「那麼胖還敢來洗三溫暖！」嘲諷。 其實，教授也是人，胖子也是人，胖的教授也是人，都值得同等的尊重。這樣簡單的道理，難道真的需要宇宙觀才知道嗎？反之，如果這樣的基本尊重都做不到，就算全民都是研究所畢業，又如何呢？
Taiwan's dark village sees the light
bbc 報導的花蓮黑暗村落即將有光明，裡面提到的一些不同世代的想法，也許在建立蘇花高之類的議題上也是一樣的~
必須看到，在中國的全球廉價工廠「崛起」之後，台灣過去那種出口導向、製造業代工導向、追求大量生產、低勞工成本、高增長率的舊產業結構與增長模式，已不能適應未來發展的需要；更不能「水往低處流」，到中國去尋找「活路模式」和「生存空間」。台灣產業應以自身的生命力與創造力，開闢現代文明國家發展的新航道。其參照系不是靠奴役勞工「崛起」的中國典範，而是社會公平正義、人民生活幸福、環境美麗舒適的現代文明國家典範，如丹麥、瑞典等北歐國家。
事實上，美國次級房貸風暴對台股或台灣資本市場的影響，會遠高於金管會的預估數；在金融國際化與財務工程包裝的因素下，我們無法精確預估風暴的影響數。次級房貸風暴會對全球資本市場產生重大波動，代表台灣正處於不甚穩定的資本市場環境，進而會產生投資者的信心危機，這才是我們要擔心的重點。 其實，從種種跡象來看，美國次級房貸風暴或許只是短期性資金鏈斷裂所產生的問題，一些高風險，或風險承受力較低的金融機構將被淘汰出局，全球資本市場會因為這次風暴的結果，產生更健全的市場結構；我們不希望這次風暴重擊全球中長期資本市場的發展。我們預估，短期內台股會依照全球股市的波動而波動，投資者仍需嚴格控管投資風險。
台灣學生素質很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