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三點特色讓TSSCI產生許多爭議，因為它不再只是個索引，更具有學術量尺的目的，量尺是丈量學者的學術生產品質與數量。國家認為這可以改善中文學術社群的學術水準，學者對TSSCI則是有褒有貶，更因為升等制度與高等教育評鑑的關係，TSSCI不只是單純的索引工具，它成為學術改革中的其中一個向度。
學術期刊的審查，期刊名單的設計，用意在於輔助學術表現的評鑑。但當他成為唯一的評鑑標準時，甚至成為研究資源分配、人員升等與否的評鑑標準時，這個制度就會引起更多人的「關心」。那麼，把餅作大、廣設期刊、相互尋找出路等情況，就成為諷刺的結果。 學術期刊的存在，本來是提供學術研究的心得交流、知識的辯論、知識脈絡的周延等一個平台。但當他成為影響資源分配、升等評鑑的標準時，學術期刊的文化也因此有了那一點點的「政治化」了。
對發展剛處於起步階段的台灣人文與社會學科界，這一切以SSCI化夾帶TSSCI化來進行所謂「提升學術水準、追求卓越與推動國際化」的制度設計，無疑地是一種近乎以揠苗助長方式來操作的急功好利作為。在我的認知裡，這充分地顯現著許多人所認為台灣人現實功利的淺薄心態，同時，也披露了台灣人長期處於文化劣勢地位、但卻又具有著力爭上游之強烈企圖心背後深藏的自卑情結。台灣人太習慣於接受「一切需要靠著洋人來裁奪，才可能評定出品質來」這樣的想法了。說來，這是在一個缺乏自信心的人身上常可看見的一種「長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的現象，其實並不足為怪的。只是，一旦這樣的心理情結被予以制度化，問題就顯得特別地棘手，而這正是將發生在今天台灣人文與社會學科界的現象。
黃厚銘教授關於SSCI的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