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其實沒有多少興趣跟龔濟或他的政治言論計較。他代表著過去一個被時代錯置、被歷史情境挫折、驚嚇、鬱悶的流離族群，站在他們精神上一直與之疏離（如果不是歧視）、從未曾有意願謙卑地理解過的另一個土地上，一面以言論掌握既得利益，一面以懷舊情緒（或曰「向後看」）做為唯一之自我治療和自我拯救的方法。
不管藍綠如何，「證據的並置分析」是不可缺少的。如果你罵藍媒，就一定要在綠媒中找到同樣的問題，並拉到同一焦點批評。反之亦然。
不要再相信教育部沒有根據的說法了！！ 以下才是有效『減輕學生學習壓力』的正確方法。 (.....................省略，詳見內文) 以下是模擬對話。 子：『歐．豆．桑．～～～♡（拿磚）』 母：『老伴，孩子的教育不能等。（拍肩）』 父：『孩子啊，為了你的學業著想，來吧。（脫帽）』
注音符號是在民國七年底（1918 年），為了制定通行的標準國語（普通話）發音，而由章炳麟先生從籀文（即大篆、小篆）中選出來做為標音使用。
注音符號與古漢字的對照。
以下是自己在近日淺薄的閱讀中的一些觀察和想法： 我想先粗淺的分成三個層面來檢視這次的樂生院保留事件，首先是從人權的觀點，其次是民主，即政府決策面，最後則是社會運動的意義。
ZMET 的發明者 Jerry Zaltman 相信，有許多資訊是無法用語言明白表達出來的，所以以往使用焦點團體或問卷訪談等方法，祇能獲得很表面的訊息，而不能洞悉一個人真正內心深處的想法。因此他設計了 ZMET ，強調其對於語言的低依賴性，以及其所能探索的深度。
喬姆斯基論文的主要觀點是，將動物研究中的行為原則應用到實驗室之外的人類身上是毫無意義的， 要想理解人類的複雜行為，我們必須假定負有終極責任的大腦中有一些無法被觀測到的實體。
所有歷史學者終究還是要編寫出一種對於歷史的理解，而這種理解一定是出於主觀。最近的修編版本顯然是「政治運作」。不過，這種具有高度政治性的教科書早該被取代了。(Jacobs) 當時有關台灣史的研究禁忌有二，即二二八事件與左翼台共部份，除此之外，學者不但可研究台灣史，甚至獲還得官方的鼓勵。（戚）
什麼？歷史中立化？那這兩個傢伙顯然都沒立場對歷史說三道四囉？
最近遇到個可笑的不自量力的台灣留學生(快要畢業了), 英文極差, 但一心想在美國找工作卻又無知得可憐, 而無知又促進了自大和空虛的"自信," 別人好心點醒他竟不相信. 這 frog 竟想找助理教授的工作, 也不衡量所學跟該系差十萬八千里, 只說喜歡有挑戰性的工作. 太幽默了! 這世界上有挑戰性的工作很多, 但也要有相應的資歷阿 (學小學教育竟想當人文學科的大學教授, 只因喜歡人文!?) 喜歡和能擔得起是兩回事! 左圖取自 http://www.rediff.com/news/2001/feb/24usspec.htm, 一篇講印度學生到美國的適應問題的文章. 一針見血.
我來台灣以後一直讓我頭痛的一個事實，那就是台灣的中文似乎沒有標準。
過去一百年來，治理台灣的政府(=日本，中華民國)強力實施『國語』(=日語，華語)政策。對於『國語』以外的台灣通行語言來說，這樣的國家機器語言政策可以說是完全罔顧正義。2000年在中華民國的體制下發生了政黨輪替，民進黨成為執政黨。但是民進黨執政之後，除了一些小恩小惠，在語言權方面，可以說是完全沒有進步，甚至是退步。幾乎可以說，在語言權這個面向， 既沒有轉型，更沒有正義。所以我認為我們也應該來探討關於誼/textarea> 說明
有時候我在想，抄襲這件事情可不可以作為一種對文化霸權的有力反抗。—既然都可以在香港有一座迪士尼樂園了，那麼在上海有一座一模一樣的英國小鎮，那又未嘗不可呢？如果西方會對在上海有一座一模一樣的小鎮感到不快，是不是也會對全世界都在喝可口可樂、大啖麥當勞同樣如此看待。
開會的主要目的是要解決問題，要練習英文應該另有場所。規定開會時只能用英文的政策，將使市政議題的討論膚淺化，而且有使錯誤英文更加氾濫的隱憂。 記得游錫堃當行政院院長時，曾喊出幾年內要讓英文成為官方語言，馬市長當時批評說：不可能，也不需要。不知道為什麼北市現在卻附和起這種作秀式的花招來了？
本期要目： 文化批判論壇 三角公園：符號物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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