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水扁總統在凱達格蘭學校發表他對「轉型正義」的看法之後，引發了不少爭議，「轉型正義」一詞再度成為熱門話題。我在這裡做了一些簡單的網摘，把重要的文章與新聞編輯於此。資料會持續地更新。
今年十月號的《人籟論辨雜誌》中刊載了一則由貓大國關中心研究員嚴震生所撰寫的書評〈不再讓仇恨生根〉（pp.98-100），介紹並評論了盧安達滅種屠殺倖存者Immaculée Ilibagiza的自傳《寬恕：我唯一能做的：種族滅絕的倖存者告白》（Left to tell: Discovering God amidst the Rwandan Holocaust）。嚴震生在文末指出，二二八事件至今年屆滿一甲子， 儘管早有呼籲，但我國政府卻遲遲未能成立「真相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使二二八的陰影長期困擾台灣社會。或許是因為我國沒有西方基督宗教文化的寬恕傳統，因此會希望先有真相及道歉，再談和解及寬恕。但在伊瑪奇蕾的親身經驗上，我們看到的是她在加害者尚未道歉、要求寬恕時，就先選擇原諒對方，不讓仇恨在她身上停留生根，這才是本書最寶貴的信息。 （……）劫後餘生的賴比瑞亞人及盧安達人，面對仍然生活在其四周的加害者，都可以選擇寬恕達成和解，我們難道還要讓六十年前的悲劇持續成為撕裂我們族群及社會的劊子手嗎？伊瑪奇蕾得勝的經歷，值得借鏡學習。 （粗體字是我加的） 讀完這則書評，關於上引這一部分，我的感想是： 放屁！
保留樂生院，象徵了全體社會對於過去錯誤的公共政策與社會價值的反省，代表居住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對於文化、歷史與人權的尊重。就地方發展建設而言，在捷運通車的同時，新莊能留下一塊完整的開放綠地，北縣更保有一個世界級文化資產，這絕對是一次難能可貴的雙贏策略。何以行政院以及台北縣市政府必須強硬拆除，令人費解。
有完整連署名單喔～～～
迴龍院區是全世界唯一一棟高層樓的漢生病友療養院，如同下面一部短片的前言所述︰「日本癩病專家對於台灣政府要將癩病患者遷入由電梯出入高樓層醫院的做法，皆感震驚，對於台灣政府採取落後的照護方式表示不可思議。」
二二八之後，部分年青人選擇左傾，將希望寄託在另一個祖國，並在白色恐怖中受難；有也部分選擇臺灣獨立，代表人物為王育德等，他們經過思考後，由歷史觀點，得出臺灣必需獨立自主，才能不再重蹈改朝換代的衝突悲劇的結論，在日本開始展開獨立建國運動。更多人選擇與政治持距離，選擇政治的事不要管，生命要緊的態度，對應官方的威權統治。這可能是大家熟知的重要影響。那麼，除此之外，二二八事件給我們的歷史教訓還有什麼？為什麼發生在臺灣？這可能必需由較深層的社會結構去找，即臺灣近代化後，對民主與自由的期許，在事件中的挫折，以及反應等尋找。
【春天開門．公義透光】文化論壇新聞稿與全國場次時間 http://blog.roodo.com/228tuioe/archives/2671735.html
以上就是「關於島內日產爭奪問題」、「日本的設計」與「美國的設計」等三方面的資料，關心這段悲劇史實的朋友們，大家都很少讀到吧？我們是否應該問，爲什麼在過去所有流行的、或者大名鼎鼎的「學術研究」，都似乎有意地避開了這類的史實？往往都只是三言兩語就想把這類史實掩蓋？還是他們真的覺得那些都不重要？
其三，或許正因為親綠朋友不願在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大真相」上，給個更明確說法，所以，他們才會強調「小真相」重於「大和解」。小真相是什麼？就是去追查威權時代第一線劊子手的虛無與濫權。但追查小真相，和更小的真相，在當下台灣能帶來和解嗎？有助於面向民主未來嗎？當然不。要大和解，就得說清楚大真相。不敢說清楚「大真相」的人，當然也就不敢談「大和解」。在客觀效果上，這種自我扭曲的立場，幾乎註定無法達成「超克威權，深化民主」與「以史為鑑，面向未來」等「轉型正義」的終極目標，反倒不無可能淪為民進黨惡性族群政治的幫兇。
我認為，陳宜中提出了一個值得探討、但是在這個年代卻沒人敢做的事情:大寫歷史、大寫真相與大寫和解。的確，我們需要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大寫歷史與大寫真相，並藉此達成某種程度的大寫和解，然而在這個強調破碎、邊緣、游離、飄泊...的後現代情境，又有誰敢妄稱自己已經寫就了一部大寫歷史與大寫真相?
正如弱慢所說，而我相信吳乃德也完全可以同意，這些「小真相」從來就是為了「大真相」，乃至於「大和解」而服務。任何「大和解」（莫非吳乃德只想完成「小和解」？）必然包含具備全面滲透能力的史觀共識，或彼此不相對抗的史觀組合。另一方面，我更不相信在陳宜中所能想像關於「大真相」的任何真理知識中，有任何可能拋棄這些他所謂的「小真相」而不顧。
這種化約，其基礎在於一個強大的台灣主體意識，指向性分明。表現在特定的語言使用(例如台語說寫)，或行動或認定之中(例如，對於二二八或其他歷史的絕對詮釋與絕對強化)。 而這也阻斷了不具有類似經驗、認同的人參與這段歷史的可能。他們不僅/被認為在過去是「他者」，在現在在未來也都難以參與。因此遑論「族群和解」，所謂共同的情感也只是虛假的措辭。
我的問題是在這裡：「對每一個人來說，那些我們記憶中與體會過的『個人體驗』，它始終還是奠定在一套持續於過程中變化的感官與思考結構，這套結構不純粹只是個人的，就像涂爾幹說時間與空間的框架總是社會性產物」。進一步說：「我所立基的那套（或許能透過反身思維加以審視的）時空框架，我無法透過直觀意識到的框架，是不是有可能是在壓抑了其他不同主體的『個人體驗』的框架的情況下才順利得以運作？」實際點說，在「生命的每一個腳步中」，我審視世界以及認為與我相關、不相關的辨證性認識框架，究竟與他人具有怎麼樣的關係？
檢討歷史錯誤不見得要導向一種簡單的復仇或秋後算帳，但是歷史論述必須明確，不能避重就輕，因為那殘酷而正確的歷史闡述本身就是一種「正義」。問題在於，小蔣之後的國民黨領導者都沒有人真正有道德勇氣可以為這些不幸的歷史道歉或負起政治責任，導致政權轉移之後新執政黨中的保守派可以有正當性繼續（反向）操弄「族群政治」，永無寧日，唉。話說回來，我卻很欣賞林文這帶著反思性的思路和筆鋒，不再以意識形態或黨派立場來謾罵對立另一造，而是認真找尋可能對話的空間。我覺得我們年輕一代知識份子不管黨派立場為何，都應該自我期許練習寫出這類有反思性（reflexivity）的思想或評論來，只有這樣才能鋪陳導引出超越兩黨對立的平和的第三條路來。大家一起共勉啦。:)（孫瑞穗）
Pinochet also embodied a wave of authoritarianism that swept through all of Latin America during the time of his rule. Similar dictatorships imposed their own brand of fear as they clamped down on Brazil, Uruguay, Paraguay, Bolivia and Peru. Encouraged by a Reagan administration in Washington and rising Thatcherism in Europe, these military regimes instituted a savage free-market capitalism, in many cases reversing decades of carefully constructed social welfare reforms. At gunpoint unions were outlawed, labor laws were abolished, universities were stifled, tuition was hiked, national health care and social security programs were privatized and these already unequal societies were rigidly stratified into rich and poor, strong and weak, the favored and the invisible.
Cooper分析皮諾契在國際恐怖主義、新自由主義經濟、威權主義等現象的長遠影響
Thousands of anti-Pinochet protesters took to the streets in the centre of the capital, Santiago, with tear gas and water cannon used to disperse crowds. Cheering opponents of Gen Pinochet attempted to reach the presidential palace, but found police barring their way. Sporadic clashes broke out, with Chilean TV showing images of fires burning along one of the city's main avenues.
對皮氏的報導，智利的轉型正義仍在進行中
轉型正義的範圍廣泛，此處我想討論的是一個一直缺乏系統性處理的問題：族群文化平等的問題。當代對於文化權 (cultural rights)與群體權(group rights) 的討論，已經清楚的顯示語言使用及文化再現是否平等，是民主社會的重要議題。文化權最核心的概念是，一個人作為某個文化社群成員的權利不能被剝奪，而文化權的保障，取決於個人所屬的文化社群是否存續。換言之，文化上的平等，是當個人表現出文化社群的特徵，譬如語言、服飾、以及其他相關作為時，能得到尊重。國際上對於文化權的討論往往和少數族群的議題有關，主要焦點是少數族群的語言及文化如何得到尊重及保存，使得它們在面對多數族群的強勢時，能享有文化的尊嚴與權利的平等。然而，在台灣的歷史情境及社會脈絡下，文化權的問題除了涉及少數族群如原住民外，也涉及多數族群。民進黨執政前，「台灣人的尊嚴」往往是用來挑戰過去國民黨權力分配的不合理性。在民進黨執政後，「台灣人的尊嚴」似乎喪失了國內意義，而著重強調台灣在國際場域上所受到的壓制。然而﹐就民主化的歷程而言，「台灣人的尊嚴」在國內政治上的意義其實一直有兩個層面：政治權力分配不公，以及本土語言文化遭受壓制。
這是由多元文化主義出發批判轉型正義的論述
若是照施明德一夥人的主張，所謂的「不當黨產」，僅剩下因威逼利誘而強買硬要來的資產，而且還要在事隔多年之後，由「請求權人應為原權利人或機關團體」撤銷原法律行為後請求返還。完全忽略了國民黨盤據國家長達半世紀所榨取的國家資產。
一個族群彼此敵視、階級差異不斷擴大、黨派利益高於公共利益的國家，是絕對不配被稱為共和國的。不論你稱呼它為台灣共和國，還是中華共和國。
只有對立沒有對話的社會文化裡，且讓我們保有一絲希望、盡一絲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