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生案給了台灣社會一次「革命」的機會，但誰能作為這個革命契機的擔綱者？我相信，歷史選擇了讓樂生居民有絕佳的機會作為這個社會革命的擔綱者；然而，前提是，必須能走出單僅訴諸壓迫和階級對立的老左訴求。在這個歷史的點上，樂生居民，你們選擇站在革命的歷史前沿，還是選擇作為等待救贖的羔羊？你們選擇堅硬的臂膀，還是持續讓右派的韋伯主義者再一次笑說：「你看，我們真能把社會改革的重責大任託付在無產階級的身上嗎？」
想要濟弱扶貧不該走扭曲市場機制之路，而是該聽聽已故的傅立曼教授的創見：實施「負所得稅」制度。任何人只要找得到工作，而工資未達一定水準，政府不但不抽所得稅，反而補貼受薪階級使其擁有一定水準以上的收入。（陳家煜） 英國 1999年實施基本工資的經驗更是一項證明，英國甚至在六年內將基本工資提高了49％，而經濟學家的憂慮失業人口並沒有因此而增加！因為在工資提高後，勞工的生產力大幅增加，進而抵消了工資上漲的成本。（葉品言）
我猜這兩種態度早就已經刊在教科書上了。 話說把企業成本轉嫁給政府，老實說，這到底是怎麼想的？什麼又是負所得稅的「一定水準」呢？
如果北藍南綠本身是一個假象的話,那麼從北藍南綠引申出來的種種推論就變的很脆弱.包括一些學界的前輩喜歡延伸北藍南綠,牽拖到全球化等等,坦白講我認為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但是有相當程度過度推論,是一種ecological fallacy.這些推論放在鄉鎮層級來看就會顯得很好笑,
這篇原文Love and Loneliness in Taiwan的作者David Signer是曾在台灣待過兩個星期的一位瑞士人，在歐洲所發表為荷文、德文的文章。筆者知道此文章是一位歐洲友人口述給我聽的。當時我聽到此文章時，對歐洲人以自己文化來看台灣的觀感時震懾住了。但思之再三卻又時感驚訝又時感戚戚。我請友人為我翻譯為英文，我們也去函詢問TROUW該報轉譯中文發表在網上的可能性等等，接著去函給原作者，原作者應允中文翻譯公開發表後，筆者開始著手，但因為私人因素所以延遲了工作。 作者David Signer ，1964年生，是一位歐洲的人類學家，專研人類學與社會學。走訪過中東、非洲各國，對文化有深入的研究。其以歐洲人的文化背景與觀點來看台灣，讀者可以得見作者著實下了番工夫去瞭解台灣的歷史背景、政治經濟與教育現況，尤其是其以不偏不倚的人文立場客觀地看台灣的現象。在翻譯過程中，筆者與原作者通過 mail。他告訴筆者無意為文使任何人不悅，但是以一個外國文化來看台灣，在某些特定事情上確實讓他吃驚。筆者不是專業翻譯者，且轉譯了兩次不同語言，字字計較地去深入瞭解作者的寫作感情與文化背景是我努力的。 在您讀過這篇文章後，是否也正思索著作者所述的某些點正巧也碰觸到深愛台灣的你我的寂寞與愛呢？
從外國眼中深度看台灣。
这使美国和欧盟在全球化过程中处在了不同的位置。哈佛大学的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Freeman)指出，全球化意味着“全球劳动力”几乎突然“翻倍”，也就是说，最初不能获得资本的新工人进入了全球经济。在这种情况下，专门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国家就有了一种优势，因为竞争者寥寥无几。在短期内，全球化增加了全世界对这些产品的需求——专长于这些产品的国家以租金的形式而受益。贸易专业化使欧洲成为全球化过程中的赢家，因为新来者的加入实际上增强了它的优势。这解释了欧洲出口近年来繁荣发展的原因——而且表明，许多欧洲人对全球化影响的抱怨都忽略了它为欧洲带来的好处。
